毛主席眼中"摩擦专家"：张荫梧如何靠三青团，专门对八路军搞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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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的反共活动，是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步骤的升级，以及国共关系的恶化而日渐加剧的。

但在若干敌后地区，如河北、山东和苏北等，由于当地三青团组织与中共处于短兵相接的境地，所以首当其冲，不仅成为当时国共摩擦的焦点和先锋，并且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些摩擦中，河北支团主任张荫梧、山东支团主任秦启荣等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张荫梧与河北敌后摩擦

国民党在河北的力量历来比较薄弱，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看中了在当地独树一帜的张荫梧，一方面努力扶植张氏势力的发展，同时企图凭借张荫梧创办的四存学校及其河北民军，在河北地区开展三青团团务。

张荫梧(1891~1949)，字桐轩，河北博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曾先后在阎锡山晋军中担任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以后，担任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并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张亦随之下野，返回原籍。

博野是明末清初学者颜习斋、李恕谷的故乡。张荫梧本人亦笃信颜李的“四存”学说（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宣称“总理学说与四存学说并无二致，故推行四存学说正是弘扬三民主义”。他在家乡博野创办了四存中学，招收大批热血青年，聘请各界社会名流任教。

该校学生除课堂学习外，特别重视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几年来培养了千余名学生，毕业后大都担任小学教员及各县警察、县政人员，为张荫梧后来在河北创建武装提供了基本干部。张荫梧在政治上标榜“不左不右”，企图“自创天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张荫梧主张抗日，批评蒋介石，并任用了一些共产党员，由此为自己树立了“抗战名人”的形象。

抗战爆发后，张荫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保定行营民训处处长，积极训练干部，以培养抗日骨干。河北沦陷后，张荫梧率部辗转抵达山西陵川，加紧招兵买马，筹建抗日武装。

1938年初，河北民军在陵川正式成立，张自任总指挥，所部很快发展成十个团，扩充至数万人。河北民军以明末抗清英雄孙承宗为旗帜，号召抗日救国，对当地民众具有很大感召力。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河北民军分别在冀西、晋东南、豫北、豫东等地，积极配合国军作战，在敌占区袭击日伪武装，破坏铁轨电线，炸毁日军列车，战绩突出，颇收牵制日军之效。

如在束鹿路家庄战役中击毙日军福荣中将，为民军战果最为显著者，多次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国民政府的嘉奖，一时声名远扬，投奔者甚众。河北民军成为“国民党在冀中、冀南、太行山、中条山一带，(除国军正规军外)唯一强大游击武力”。

在此期间，张荫梧曾两次到武汉述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指示康泽与之密切联系，发挥张在组织河北地方力量方面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内，康泽成为蒋介石“与张荫梧之间的联络人和传达人”。1938年6月，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在蒋介石授意下，张荫梧担任了河北省保安司令、省民政厅长，兼任河北民军总指挥，成为河北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蒋介石正在筹备成立三青团，也希望将张荫梧网罗进来，他要康泽转告张：

“我们的青年团快要成立了，不要去另外组织，他将来也可以加入青年团，负一部分责任。”

同时提醒张荫梧要与共产党保持距离。据康泽回忆，张荫梧回到华北以后，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建立各地方组织时，按照蒋介石指示，提出张荫梧任河北支团主任，而以张兴周（留日学生，复兴社分子)任书记。12月，张兴周率领三青团干训班学员20余人，抵达山西陵川与张荫梧会合。

1939年1月，三青团河北支团筹备处在陵川成立，首先在四存学校与河北民军中建立组织，吸收团员，并派出筹备员到冀中、冀南各县开展团务活动。

由此可见，四存学校与河北民军成了三青团河北支团当时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2、博野事件

河北民军成立之初，张荫梧与八路军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八路军曾派第129师副参谋长朱瑞率50余名干部到陵川工作，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努力争取与其合作抗日。张亦称赞八路军纪律严明，有“颜李之风”，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得民心，顺民意”，并仿效八路军，成立政治工作机构，聘请八路军干部当教员，对所部中的共产党员也委以职务。

但张荫梧并无意与八路军真心合作，他奉国民党为正统，积极投靠蒋介石，自信只有他本人才能担任河北抗战之重任。故八路军代表朱瑞在给延安的电报中曾指出：“张某专门向右看齐”，双方合作未有结果。张荫梧视河北民军为自己的禁脔，不许任何人插手，很快就为了“博野民军”问题与共产党八路军发生了尖锐矛盾。

在张荫梧率部撤离冀中，远赴山西陵川的时间内，留在博野当地的部分四存学校师生和民军人员，发起成立了“博野民军”，下辖三个团。该部民军自成系统，受到八路军的影响。张荫梧闻讯后勃然大怒，称该军是“傀儡”，“民军被共产党收编了”，决心夺回对该部的控制权。

1938年5月，在张荫梧策动下，该民军一个团发动兵变，投向张荫梧，是为“博野兵变”。8月，民军总部组成民军北上先遣支队，由陵川开赴冀南。

先遣队到达博野后，与博野民军会合，此时其中一部分表示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拒绝执行张荫梧的命令，另一部分则主张投靠张荫梧，河北民军出现了公开分裂。

12月，张荫梧又命令民军四个团向博野进犯，被八路军彻底击溃，除少数人员逃脱外，余部大都缴械投降，一部分宣布起义，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为“民八事件”，亦称“博野事件”。此时，张荫梧河北民军与八路军已经形同水火，难以共存。

张荫梧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关系也极不融洽。张认为鹿在河北既无一兵一卒，又未进行抗战，根本没有资格当省主席。

后经中央政府调解，鹿、张虽勉强进行合作，但仍各有所图：鹿钟麟要借助张的民军去河北站稳脚跟，而张则想借鹿的权力实现自己称霸冀中乃至河北的野心，同时千方百计在省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权中安插亲信，以便将来夺取省主席。

所以双方处处互相防范，勾心斗角。1938年秋，张荫梧率民军返回河北活动，鹿钟麟亦率河北省政府随之返冀。此时，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并分别成立了冀中、冀南两个行政主任公署，由吕正操、杨秀峰任主任。从抗日大局出发，共产党八路军表示欢迎河北省政府返冀抗日。但双方很快就在敌后抗日政权及武装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鹿钟麟、张荫梧返冀后，立即打出“统一河北省政令”的旗号，以“妨害抗战”为名，宣布取消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署，在当地重新任命县长，于是在冀中、冀南出现了两个政权对立的复杂局面。为了解决矛盾，鹿、张邀请吕正操到南宫会谈。

在谈判中，鹿、张强调要“奉行一个领袖，一个政权”，抗战要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张荫梧进一步提出：“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

吕正操驳斥说：“日本军队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夺取人民收复的失地，冀中人民决不允许！”

最后吕正告张：“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不然，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张荫梧则发誓：“一定要打回冀中去，收复被共产党占领的博野等六县。”

后来，八路军又多次与鹿、张谈判，提出《坚持河北抗战共同纲领》，鹿钟麟表示基本同意，但张荫梧仍表示坚决反对，以致双方谈判破裂。

与此同时，河北民军在冀中、冀南各地与八路军的摩擦也日渐频繁和激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的非礼进攻，必须给予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3、从停职到复职

1939年5月，张荫梧亲率民军总部及10多个团，号称有5万之众，由陵川移师冀南。为了炫耀武力，扩大声势，张命令所部到新河会师，举行河北民军总检阅。

在会师大会上，张荫梧发表讲话称：“河北民军担负着光复河北的重任”，“这次将总部迁回河北，就是要和民众共同抗日”。

他还宣称：“毛泽东说：‘河北省有个张荫梧，山东省有个秦启荣，都是磨擦专家’，真把我抬得不轻！”

会师后不久，民军便出发北上博野，企图接收雄县一带民团武装，同时欲报博野两次失败之仇。在北上途中，民军袭击了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人员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6月中旬，河北民军的大肆活动暴露了目标，遭致日军的进攻，双方在深县、衡水、冀县等地激战一周。6月21日，八路军展开反击，集中重兵数万人将民军总部包围于深县北马庄一带，双方激烈巷战一整天，民军被彻底击溃。

是役，八路军击毙民军500余人，生俘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张荫梧受伤后，化装成逃难百姓，带领少数亲信狼狈逃出重围。此役被称为“北马庄事变”。

北马庄事变使河北民军遭受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张荫梧为之“痛心万状”，大声惊呼“（事变后）河北省政府势力所及只不过××县，其余皆被八路军强加占据”。

称“八路军抱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廓清中央在河北之政治及力量”。河北民军成了惊弓之鸟，在冀中无法立足，只得转入太行山，继又撤至冀南，最后奉命渡河，退出了河北省境。

事后张荫梧致电重庆，为民军失利辩解，并要求中央政府加强对华北的重视和支援。

电报谓：“共产党在冀，认民军为一大敌，自经此次事变，已由暗争变为明斗，…此不但个人之成败，乃吾党在河北之成败攸关。”

1939年9月，国民政府下令“着张荫梧停职查办”，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准鹿钟麟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庞炳勋接任。失去了民军武力的保护，三青团河北支团部在当地也难以存身，只得迁往河南林县。

张荫梧被撤职后，特意前往重庆晋谒国民党军政首脑及党团负责人氏，报告事件经过，并为河北民军争取支援与补充。

当张晋见蒋介石时，报告了河北国共冲突及冀中事件的经过，蒋极为震怒，称“对此事件，中央如此处分，我一点不知”，并对张氏慰勉有加，嘱千万不可灰心，应继续奋斗。

不久即任命张氏为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兼第一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在军分校未成立前，每月暂由军需署拨发机密费4万元，为留在后方人员之维持费用。

4、国共摩擦的加剧

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荫梧仍当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

在张荫梧的领导下，三青团河北支团变成了加剧国共摩擦的工具。

一些三青团干部和组织成为破坏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的急先锋，在敌后积极进行反共活动，造成很大危害。他们在当地“协助展开地方政权，焚毁奸伪‘边区钞票’，摧毁奸伪地方基干组织，与奸伪作主义及行动之斗争”，有的“尝率士卒，摧毁其伪地方基干队，撕毁其冀中、冀南伪主任公署公布之文告，焚毁其边区伪钞，予以重大打击，为奸伪所深恨”。

正因为如此，国共矛盾激化后，当地三青团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八路军打击的对象。据记载，仅在北马庄事变中死难的三青团员就达几十人。

在摩擦中，“尤其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都是最重要的目标”。据中央团部统计，河北支团成立四年以来，各级干部死于国共摩擦者就达47人之多。

三青团团刊宣称：

“河北支团各级干部与各地同志，四年以来，处恶劣之环境，作艰苦之奋斗，或遭受损害，或以身殉国，前仆后继，愈挫愈奋，其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之忠勇事迹，实已造成河北青年之光荣历史。惟终以交通不便，调查难周，救济抚恤未能普遍”。

由此也可以看出河北敌后国共摩擦之剧烈。

张荫梧河北民军与八路军的摩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当时国民党实行“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结果，是国共两党在敌后沦陷区激烈斗争的反映，也是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起点，它在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河北民军本来是河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对当地抗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国民党上述方针的指引下，它未能将更多力量投入抗日，而是用于内部摩擦，使它的旗帜蒙上了阴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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