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投资于人”的现实背景、政策逻辑与金融作为

本文首发于《金融文化》杂志5月刊，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879篇文章，赵建院长的第816篇原创文章。希望第一时间获取重头报告，并解锁包括会员专属直播、内刊、高端交流群等全部权益，欢迎文末扫码加入西京研究院会员，洞察趋势，快人一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讨论财政政策和国家资源的投资方向时，第一次提到“投资于人”，这里面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投资于物”的时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率越来越低，存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过剩。与此相比，生育、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旅等围绕着人本身的轻资产投资还相对不足，社会保障和民生领域的完善措施还有较大的发力空间。在“投资于人”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下，金融领域也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转型，从围绕着物质资产抵押及证券化的模式转向围绕着人、人才和人力资本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对于此，政府提出的五篇金融大文章其实早已经提供了方向。

正 文

一、现实背景：周期性需求不足与结构性循环失衡下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现象，究其原因有些是周期性的，通过一定时间去库存和去产能可以消化掉。有些则是结构性的，体现在供给和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生产和收入等诸多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与错配。伴随着最近几年从高速度发展模式到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型，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快推进周期性出清和结构性优化，必须对宏观政策的分配导向和公共品领域的投资倾向进行调整。

将宏观政策的重点转向“投资于人”的紧迫性在于如何激发内生的需求，包括消费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而这两大需求现在都面临着历史性的低迷状态。究其原因，来自于两大外生冲击导致的结构性过剩。一是2020年全球疫情的发生，中国在前期依靠防控政策得当和工业产业链稳定完备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和物资，在保证了全球供应稳定的同时也积攒了大量的潜在产能供给惯性，当其他国家供应链恢复后，中国为全球储备的产能就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不得不通过低价和出海的方式继续向海外输出，而内部的过剩问题则越来越严重。二是源自于2021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深度转型，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快速下降大幅降低了需求，这涉及到50多个行业，总量收缩效应非常大。从房地产及其附加产业领域转出的要素，不得不转到其它行业，造成了进一步的内卷和过剩。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的调整让原本在家庭资产具有一定程度保障功能的房产大幅缩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财富效应，打击了人们的信心和市场对未来的预期。这一切表现的宏观上总需求不足，归根结蒂来自于微观上人的决策行为，需要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

更短期的紧迫性来自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再造。从2024年的经济指标来看，有三分之一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外需，而广义出口链带动的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达到一半以上。也就是在中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当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循环对内循环的促进而不是相反，这并不符合双循环体系的本意。当前，随着特朗普粗暴的关税风暴席卷全球，今年继续通过外循环来带动内循环以稳定经济的格局充满挑战和风险。特朗普接连对中国强加关税，新增关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00%，进出口已经出现了暂停和断层的恶劣态势，因此迫切需要启动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力度，让经济循环动力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消费主要是靠个人消费，个人消费需要人的收入能力、生活品味、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提升。这一切都离不开“投资于人”。

二、政策逻辑：当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于物”时代临近结束

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初期阶段，由于资本存量处于较低的水平，公共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需要通过“勒紧裤腰带”积累储蓄“投资于物”，以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初步建设。这个“投资于物”的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工业化阶段，从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发展进化为工业经济，形成日益成熟的工业制造业产业体系，逐步提高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二是城市化阶段，与工业化相伴随，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占比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这两个阶段都与“投资于物”紧密联系，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储蓄投资于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城市化需要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已经全面实现，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1.7%，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6.2%，占全球比重约30%。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在2000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2023年，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8.5%，汽车出口522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到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全国城市个数达到694个，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29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2019年城市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大幅 提升至98.78%、97.29%、96.81%、41.51%。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完成，离不开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于物”的高速度、大规模发展模式。

“投资于物”的过度投资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资产周转率过低、债务过重、经济波动过高等问题。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基本实现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从过去的高速度模式向高质量模式转型。“投资于物”已经几近“投无可投”，而且还出现资本、产能、债务等要素过剩。但另一方面，在物质资本过剩的同时，围绕着人的生育、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养老等无形资本又相对不足。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要的政策应该从“物”转向“人”，弥补对人的投资不充分、不完善的短板。这是每个高速度发展经济体到了后期，在政策导向和基调上做出的必然转变。

三、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与人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按照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在“投资于物”的物质资本过剩时代，第三产业服务业往往会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金融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典型代表，既代表着“投资于人”中的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又通过投融资服务引导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资源分配转型。从中国各项金融政策的导向看，最近几年事实上已经进行布局，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实就是围绕“投资于人”的金融政策设计。

科技金融旨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而科技创新主要来自于智力和人，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因此科技金融是为人才和智力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根本上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存生活环境。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公平性，旨在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就业、推动创业、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是直接的“投资于人”，而且是最需要福利改善的群体。发展养老金融，完善养老金融体系，对于年轻人提前安排老年生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养老金融涵盖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更是直接的“投资于人”。数字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的金融活动，包括移动支付、网络借贷、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等多种形式。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拓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大大提高了“投资于人的”便利性和扩大了覆盖面。

除了在响应国家大的宏观金融政策方面有所作为之外，金融业还需要从人作为个体的微观层面进行业务创新和服务提升，围绕着人全生命周期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在生育方面，可以提供与国家生育鼓励和保障政策相配套的消费信贷和保险服务。在教育方面，可以提供服务更加完善的低息助学贷款和为教育机构提供更有力度的投融资服务。在职业发展和住房等与年轻人联系紧密的领域，提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综合化的住房按揭贷款、代发工资理财、工伤医疗保险、投资顾问、金融超市等金融服务。在医疗方面，为医院、创新药研发机构、生物制药企业、医药供应链等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和支付结算服务。在养老方面，为康养文旅、健康护理、养老服务、养老地产、老年健康等产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这些以人为本的金融服务不同于以物质资本和有形资产为主的抵押式、证券化服务，需要金融机构本身的人本化转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赵建院长个人学术观点，旨在交流与探讨。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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