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当然知道吸毒记录封存不等于删除记录,也能理解要给犯错的人以机会,来避免更大的社会问题。只是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禁毒宣传,吸毒基本上和道德败坏、社会败类划上了等号,我还记得柯震东、房祖名、张默曾在央视痛哭道歉。现在突然一个急转弯,吸毒的危险性仿佛已经降低到了嫖娼、盗窃,斗殴的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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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愤怒,首先是体会到了认知上的背叛。社会长期依赖道德审判来动员群众,过去吸毒者要承受全社会的羞辱,正常人去唾弃去咒骂他们,来与吸毒划清界限,现在又要求包容并假装一切没发生,规则可以立马转向,但是人的认知和记忆不会自动清零......我想,如果当初只把吸毒当作法律惩戒和社会支持的复杂问题,而不是简化为一场场道德审判,那么今天推行记录封存,就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所以,愤怒只是表象,我觉得人们对国家叙事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疲惫和警惕。
人们愤怒的第二层,是害怕不公平。吸毒记录封存这事儿,能在公众心中迅速滑向吸毒洗白,是因为所有政策规则都能被扭曲成特权通道,就好像协和4+4是为了吸引多元背景人才,结果成了权贵快车道。吸毒记录封存是由谁申请?哪个部门审批?查询权限如何监管?决定谁能查谁不能被查,是否又会变成一种权力寻租?查询权限会不会变成一种灰产?某领导是不是能帮亲戚查一查、又能把记录压下去?......就像我之前的文章说,“人们不是不信任预制菜,而是不信任监管他的人。在中国,预制菜本身绝对是算得上非常小的问题。人们把预制菜当成洪水猛兽,只是因为“背后看不见的手”以及“自己说不出的话”将问题无限放大了”。
人们愤怒的最深层,是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优先。我觉得吸毒者应该有重返社会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建立在权利对所有人普遍可及的基础上,在一个能买到烂尾楼、开着自燃车、学生餐发烂发臭、劳动者消费者维权困难的世界里,突然高举人权、进步的大旗保护吸毒者隐私,显得非常荒诞。当然,吸毒者和普通人的权利保护,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单单把这项推出来,我觉得很可能是:
中国的劳动人口结构需要他们。青年内卷、容易失业,不是社会岗位少,而是大量低技能、高强度、低保障的岗位他们不愿进入,社会不需要大学生,需要能接受低薪、服从管理、不谈996的劳动力,数百万曾因吸毒、嫖娼、小额盗窃等被治安处罚的人,是一种沉睡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技能尚在、身体健全,却因“污点记录”被排斥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开网约车不行,进工厂受限......所以需要低成本地激活劳动力,“记录封存”就可以顺利将这些劳动力重新推入工厂。
吸毒者当然也是人,只是普通人的住房、食品、劳动等更基础、更广泛的权利问题仍然被长期搁置。我觉得这不是修复社会,是在修复劳动供应,也不是社会在乎人们,只是因为社会需要人们,需要安定团结的治安,需要一颗颗螺丝钉。这已经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人力的调度,虽然他们吸毒,但国家需要他们成为好人。什么是好人?就是好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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