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外蒙独立时，只有一个部反对独立，坚持留在中国

19 世纪的西伯利亚寒风中，沙俄对中国北方领土的觊觎已不再是秘密。

这个横跨欧亚的帝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商贸渗透和军事威胁，一步步将触手伸向蒙古草原，成为蒙古分lie活动的幕后推手。

鸦片战争后，清廷内忧外患交织，国库空虚，军备废弛，对边疆的控制力日渐削弱。

在蒙古治理上，清廷采取 "分而治之" 策略，将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分，其中外蒙古享有较大自治权。

这种制度设计虽在短期内维护了稳定，却为外部势力渗透提供了空间。

当沙俄通过各种手段在外蒙古培植亲俄势力，鼓吹 "独立" 思想时，部分对清廷统治不满的王公贵族便蠢蠢欲动。

1911随着辛亥革命席卷内地，清朝统治摇摇欲坠，自顾不暇。沙俄驻库伦领事抓住这一时机，策动喀尔喀四部王公与八世哲布尊丹巴举行秘密会议。

11 月 30 日，在沙俄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哲布尊丹巴宣布成立 "大蒙古国"。12 月 28 日，这位活佛登基称帝，年号 "共戴"，一群蒙古贵族簇拥着他在库伦坐上了 "日光皇帝" 的宝座。

他们还给俄罗斯沙皇写了一封信，请求出兵支持，一场由外部势力策动、内部分lie势力响应的 "独立" 闹剧就此上演。

科布多这片东部连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西北与俄罗斯接壤的广阔土地，在 1761 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后纳入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成为外蒙古辖区的一部分，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政治与文化身份。

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这些喀尔喀蒙古核心部族不同，科布多的主体是厄鲁特蒙古诸部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诸部，其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与喀尔喀四部存在本质区别。

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科布多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认同。这里曾是商旅辏集的繁盛之所，参赞大臣衙门不仅处理军政事务，还负责调解商旅纠纷，坐商、行商每年向朝廷进贡以资军用，这种经济联系加深了与中原的依存关系。

杜尔伯特汗曾对部落亲信坦言："不管谁当家，还是跟中华朝廷打交道踏实，俄国人太远了，靠不住。"

1907 年的行政调整进一步凸显了科布多的特殊性。清廷设置阿尔泰地方，将科布多与阿尔泰分治，阿尔泰从此直接归属阿尔泰办事大臣管理，驻地在今新疆阿勒泰市。

这一变动强化了科布多与新疆地区的联系，也使其在行政体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当 1911 年喀尔喀四部王公秘密谋划独立时，科布多并未参与其中，这种政治疏离为后来的抗争埋下了伏笔。

当外蒙古派来劝降的使者抵达科布多时，这位杜尔伯特汗毫不犹豫地处死了来使，以鲜血表明了 "誓死不从逆贼" 的决心。

当时的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闰虽为满清宗室，却意志消沉，面对动荡局面手足无措。在这危急时刻，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挺身而出，成为抵抗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他召集部族首领，以 "这是我的土地" 的坚定信念动员民众，将 300 余名清军与千余杜尔伯特部士兵组织起来，依托科布多城的清代防御体系加固工事，一场力量悬殊的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

1912 年 5 月，外蒙古军队在沙俄军事顾问指导下，携 4000 余兵力及俄制火炮，如潮水般涌向科布多。

守城军民仅有 300 余名清军和千余部族士兵，装备以火绳枪、抬枪为主，半数士兵甚至只有刀矛等冷兵器。

面对强敌，科布多军民展现出惊人的抵抗意志。战斗初期，守军依托加固的城墙多次击退进攻，杜尔伯特部牧民 "献储肉干、挤马奶以充军需"，工匠们则 "熔铜佛铸弹丸"，展现出全民抗战的悲壮景象。

噶勒章那木济勒率部夜袭敌营，焚毁粮草，给攻城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只是沙俄的暗中干预决定了战局走向。西伯利亚总督府严令 "禁止向科布多运输粮食与军火"，并阻挠新疆援军西进。

北洋政府虽急令新疆的杨增新出兵救援，但援军被阻于阿尔泰山，眼睁睁看着科布多陷入绝境。至 7 月，城内粮弹告罄，守军 "渴了就喝马尿，饿了就吃鸡粪"，仍坚持战斗。

8 月 5 日，外蒙古军队在沙俄火炮支援下轰塌西北城墙，蜂拥而入。溥润在乱军中被擒，后遭驱逐。噶勒章那木济勒率残部展开巷战，"马毙则步斗，刀折则肉搏"，最终力竭被俘。

城破之后，海山部队制造了屠城惨剧，约 800 多汉人被沙俄军队用辫子拴在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科布多这座坚守三个月的孤城，终落敌手。

科布多保卫战虽然失败，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外蒙古独立的进程，为北洋政府争取了外交周旋的时间。

1913 年外蒙古试图进攻阿勒泰时，遭到杨增新部队的有力反击，最终双方签订停战条约，保住了阿尔泰地区，使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境内唯一保留科布多文化特质的地方。

杜尔伯特部的抗争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意义，成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历史见证。

噶勒章那木济勒及其部众在清朝已经灭亡的情况下，仍坚持 "保国土而非保一姓" 的立场，其发布的檄文称 "科布多为中国故土，虽朝廷更迭，疆土岂容割裂"，这种超越王朝更替的领土意识，彰显了现代国家观念在边疆地区的萌芽。

正如新疆督军杨增新所言："科布多乃国家西北锁钥，今失于俄蒙，非边疆之失，实主权之殇。"

科布多陷落之后，外蒙古独立进程并未一帆风顺。

1915 年中俄蒙签订协定，外蒙古获得自治地位；1919 年中国军队曾短暂进驻，取消自治；1921 年蒙古人民党在苏联支持下再次独立，1924 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 年的雅尔塔协定将外蒙古的命运与大国博弈捆绑在一起，最终通过公投形式确立了独立地位。

杜尔伯特部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家统一的壮举表明，边疆地区对中国的认同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内部分lie分子的图谋，终究难以割裂这种源自共同历史的文化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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