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吸毒记录封存引热议，惩戒与救赎如何破题？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引发广泛讨论，其中“吸毒记录封存”更成为舆论聚光灯的焦点。有网友直言这是对禁毒英烈的辜负，担忧其沦为违法者“洗白”的捷径，称之为“可能是最容易翻车的制度”；也有专家将其视为法治文明温度的彰显，是对一次违法、终身受限观念的摒弃。

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背后是公众对社会安全的坚守与对法治进步的思考在对话。这场讨论的核心，不是封不封存的二元抉择，而是如何在惩戒与救赎、安全与包容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让法治既有雷霆之势，亦存温厚之心。

不能辜负的鲜血与记忆

公众对“吸毒记录封存”的抵触情绪，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禁毒记忆与现实坚守。从鸦片战争的硝烟开启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到当代缉毒民警用生命筑牢防线，禁毒二字始终承载着超乎寻常的重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禁毒斗争从未停歇，这是一场用鲜血铺就防线的殊死较量。2013年至2022年，全国就有169名公安民警在禁毒工作中牺牲，缉毒警察的牺牲率是普通民警的4.9倍，受伤率高达10倍；云南一名代号“冰峰”的缉毒民警，43年职业生涯中见证了60名战友因公牺牲、300多人受伤的壮烈场面。英雄们隐姓埋名、直面刀锋，用生命换来的安宁，让“吸毒”二字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痛点与禁区。

在这样的情感底色下，公众的担忧显得无比朴素而沉重。人们害怕，记录封存会让违法者轻易抹去历史污点，变相削弱禁毒工作的震慑力；担心曾涉毒人员在记录封存后，进入幼师、保安、网约车司机等直接关联公共安全的岗位，给弱势群体与普通民众带来隐患；更忧虑这种“包容”会让英烈的牺牲失去分量，淡化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社会共识。

这份源于安全诉求与情感共鸣的忧虑，理应得到充分尊重与正面回应，而不是被简单贴上“保守”“不懂法治”的标签。唯有正视这份担忧，才能让制度设计更贴合民心，实现刚柔相济的治理效果。

不是“洗白”而是“救赎”

然而，将“吸毒记录封存”等同于“纵容违法”“背叛英烈”，显然是对制度初衷的误读。深入解读便会发现，这项制度并非无差别松绑，而是一套边界清晰、监管严密的治理方案，背后彰显的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的法治智慧。

从适用范围看，制度严格限定于治安违法层面的吸毒行为，贩毒、容留他人吸毒等刑事犯罪记录，不在封存之列。这一划分清晰界定了惩戒与包容的适用场景：对严重危害社会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对偶尔失足、已戒除毒瘾的违法者给予回归空间，体现的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的治理智慧。

从制度本质看，“封存”不等于消除，而是对记录使用权限的严格限制。相关记录仍保存在专属数据库，公安、禁毒等部门可在监管工作中依法查询，违法者并未脱离监管视野。这种设计，既避免了一次犯错、终身受限的极端惩戒，又守住了违法必究、监管不松的法治底线，破解了传统惩戒模式“一棍子打死”的治理困境。

从实践价值看，制度瞄准的是“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目标。对真心悔改者而言，封存记录是拆除其回归社会的无形壁垒，避免因标签化陷入再犯罪的恶性循环；对社会而言，这是从单纯惩戒向惩戒与矫正结合转型转型的重要一步，通过激发违法者的向善动力，从根源上减少毒品违法的存量风险。

在透明与监管中凝聚共识

法治的进步不是单向度的价值倾斜，而是在多元诉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破解吸毒记录封存制度的舆论困局，关键在于以透明化细则回应公众关切，以制度化监管筑牢安全防线，让制度在共识中落地、在平衡中前行。

消除公众疑虑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制度的刚性边界。必须细化封存什么、不封存什么，谁能查询、谁不能查询，解封条件是什么等核心问题。例如，明确公务员、参军、教育、医疗等特殊行业，有权查询相关记录；明确封存对象出现复吸、再违法等行为时，立即解封记录并依法从重处罚。这些清晰的规则，能让公众看到制度的“牙齿”，打消暗箱操作的担忧。

筑牢制度落地的关键支撑，是建立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封存记录不是一劳永逸的豁免，而是监管换空间的治理策略。对封存对象，有必要建立常态化禁毒检测、社区康复跟踪等监管体系，确保其真正戒除毒瘾；对社会而言，需畅通监督渠道，让制度运行置于公众视野之下，避免封存异化为脱管。

凝聚社会共识的根本路径，是搭建民意沟通的对话桥梁。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在即，相关部门应抓住舆论热议的契机，进一步细化制度实施细则，公开透明回应公众核心关切，让制度在落地前就赢得更多社会共识。同时，也应加强禁毒宣传与法治教育，让公众明白，法治不仅需要雷霆手段，也需要“菩萨心肠”。

唯有制度边界足够清晰、监管体系足够严密、民意沟通足够顺畅，公众的担忧方可转化为对法治的信任，社会治理才能更好地践行标本兼治的目标，让禁毒之路在刚柔相济中，迈向更坚实、更长远的胜利。（文/孔德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