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大”的昏君，因为此人，世界第一的大唐帝国彻底走向覆灭

755年到763年的安史之乱，把大唐折腾得够呛。

779年，唐代宗驾崩，三十六岁的李适在太极殿坐上了皇位，也就是唐德宗。

这时候的大唐早不是贞观、开元那时候的盛世了，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还有淄青、淮西，早成了“国中之国”节度使死了儿子接着当，收的赋税也不上交中央。

德宗刚即位时，朝野都盼着大唐能“中兴”，他自己也觉得能当“太宗第二”，一门心思想把藩镇问题解决了。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想干大事的皇帝，用了二十六年时间，把大唐最后一点元气给耗没了，直到907年朱温废唐建梁，大唐彻底没了。

皇帝逃奔 军心民心全没了

要说德宗在位时最丢人的事，泾师之变肯定算一个。

之前他为了讨伐淄青的李纳，调了五千泾原兵去关东。

那天泾原兵路过长安，朝廷就给他们吃粗米饭、喝菜汤。

士兵们一下子就炸了，说“我们抛家舍业去打仗，弄不好就死在外面，居然就给这吃的？”说着就闹起来，直接攻进了长安。

德宗吓得赶紧往奉天（现在的陕西乾县）跑，连家都顾不上了。

乱兵还把前太尉朱泚扶上了皇位，国号叫“大秦”。

朱泚放任士兵在长安抢掠，晚上火光把天都照红了，老百姓只能往山里逃。

德宗在奉天被围的时候，粮食吃完了，援兵也没来，最后还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赶来，才解了围。

这事儿比安史之乱，还可怕。

安史之乱是边镇叛乱，可泾师之变是中央自己的军队倒戈。

这说明啥？德宗早把军心丢了。

事后他还没吸取教训，让李怀光、马燧去杀那些泾原兵，连士兵的家人都没放过，杀了好几万，连江淮运粮的人都因为“通贼”的罪名被杀了一千多。

这么一搞，天下人都明白，这朝廷只靠威压，根本不体恤人，民心也就这么没了。

这场兵变不是偶然，早在此前德宗的削藩操作里就埋了雷。

刚即位那阵，德宗看着河北藩镇不服管，心里急，想赶紧把它们压下去。

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儿子李惟岳想接着当节度使，德宗一口拒绝，直接把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个藩镇逼得联合叛乱。

本来这仗还能控制在局部，可德宗的操作全是错的。

他让李怀光、马燧这些老将分几路出兵，却没设一个统一的元帅，结果这些军队互相不配合，谁也不听谁的。

为了快点打赢，他还跟幽州的朱滔说“事成之后把深州给你”，这不是养虎为患吗？更坑的是，打仗要花钱，每年军费要三千万贯，相当于全国两年的税收。

朝廷没钱，就去跟长安的商人“借”钱，说是借，其实就是抢，最后商人都不做生意了，街上冷冷清清。

到了建中四年，仗打不下去了，德宗没办法，只能下《罪己诏》，公开说“是我当皇帝不合格”，还恢复了四个藩镇子孙世袭的规矩。

这削藩不仅没收回一寸土地，反而让河北藩镇更不听中央的话，朝廷的威信也没了。

现在回头看，德宗这削藩就是一场闹剧，本来想振兴大唐，结果反而让中央和藩镇的力量彻底失衡了。

好政策被玩坏 百姓日子没法过

削藩搞砸了，军费又花了那么多，国库早就空了。

这时候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在780年推行两税法按家里的资产和土地收税，取代之前的租庸调制。

这政策本来是好事，租庸调制靠人丁收税，安史之乱后人口逃得厉害，户籍都乱了，根本没法用。

两税法能扩大税基，简化税制，要是好好执行，说不定能帮大唐缓口气。

可问题就出在德宗身上，好政策被他玩坏了。

本来两税法规定“十分税一”，结果地方州县一层层加码，最后收到了“十分税三”。

还有“折纳”“摊逃”这些名目谁家要是逃了税，就把他的税负摊到没逃的农户身上。

这还不算，朝廷为了铸“大历通宝”，把铜钱减重了三分之一，钱变轻了，物价就疯涨，一斗米要一千钱。

老百姓交税得用实物折成钱，这么一来，负担反而比以前更重了。

除了改税法，德宗还搞了个“宫市”，派宦官穿着便衣在长安街上逛，看到商人的东西就低价强买，有时候甚至不给钱。

长安的商人一见这些宦官，吓得赶紧跑，还编了歌谣：“以前我穿绫罗绸缎，现在只能穿粗布；以前我吃米吃粟，现在只能吃糠秕。”

说白了，这就是公开抢东西。

本来想靠这些办法填满国库，短期内确实有点用，国库年收入恢复到了三千五百万贯。

可长期来看，这就是在毁大唐的根基。

商人被抢得不敢做生意，市场越来越萧条；农民交不起税，只能逃跑。

天宝末年全国还有九百六十一万户，到了贞元十四年，就只剩二百三十万户了，还有好多人没登记在册。

淮西的吴少诚还老截断运河，江南的粮食运不到长安。

德宗没办法，只能带着百官去东都洛阳“就食”说难听点，就是皇帝带头逃荒，这在贞观之后还是头一回。

国库收入里，两千三百万贯都用来养兵，光神策军一支就占了一千二百万贯，根本没钱管老百姓的死活。

这么一来，就陷入了“越乱越收钱，越收钱越乱”的死循环，江南、岭南那边相继爆发叛乱，朝廷只能再加重赋税去镇压，老百姓的日子更没法过了。

神策军这支部队，本来是陇右的精锐，结果也被德宗搞废了。

削藩失败后，他觉得武将不可信，就把神策军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他正式让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当左右神策军中尉，这一下开了宦官管禁军的头。

德宗觉得“宦官没有儿子，不会篡位”，所以特别放心。

到了贞元十四年，他还下诏书说，神策军的进退、赏罚，全由中尉说了算，宰相都不能插手。

可他没想想，把全国最精锐的军队交给宦官，这不就是把刀递到别人手里吗？当时的宰相郑絪就说“现在外面有叛乱的藩镇，里面有叛乱的宦官，朝廷能管的也就两京之间这点地方了”，可德宗根本不听。

从那以后，宦官形成了“北司”，跟宰相所在的“南衙”对着干。

后来宪宗、敬宗、文宗想除掉宦官，结果都被神策军杀了；晚唐的皇帝能不能当，全看两个中尉的意思。

德宗这操作就是甩锅，自己管不好军队，就交给宦官，最后把大唐的兵权彻底搞乱了，这也为后来的宫廷政变埋下了大隐患。

河北藩镇的问题，到了德宗手里更是彻底没救了。

贞元二年，他没办法只能跟河北妥协：承认成德王武俊、魏博田绪、卢龙刘怦的子孙能世袭节度使；给魏博一百万缗钱、五十万匹绢，就为了换个“恭顺”的空名；还下诏十年内不向河北三镇收税，朝廷连一文钱、一粒米都不能要。

这么一来，河北就真成了“国中之国”户籍不上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节度使自己任命官员、自己练兵、自己铸钱。

德宗死后，宪宗虽然短暂收回了成德、淮西，搞了个“元和中兴”，但根基已经坏了，没过多久藩镇又乱了。

到了僖宗的时候，黄巢起义爆发，官军打不过，只能向沙陀的李克用“借兵”。

从那以后，中原就成了藩镇互相打杀的地方。

后来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这些五代的开国者，全是从河北、河东的藩镇出来的。

说白了，德宗对河北的妥协，其实早就为“五代十国”写好了剧本。

文化方面，大唐也在德宗手里慢慢衰败。

德宗自己喜欢写诗，却不管太学、国子监的死活。

宦官和藩镇为了讨好他，用“进奉”的名义搜刮书画珍玩，长安西内、东内的仓库里堆得满满的，可太学的房子都塌了，学生也跑光了。

贞元年间的科举更是乱得很，权相窦参主持考试，一榜录取的全是权贵子弟，寒门读书人根本没机会。

诗人白居易在《重赋》里写“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这其实就是在说当时的官场有多腐败，老百姓有多苦。

科举本来是朝廷招揽人才的办法，结果变成了权贵的游戏，读书人对朝廷彻底失望了。

当士人阶层都不认同这个朝廷的时候，大唐的统治根基也就快塌了。

德宗在贞元二十一年驾崩，他留下的大唐，是个“外面有强藩、里面有权宦、国库空、百姓逃”的烂摊子。

后来顺宗即位不到八个月，就被宦官俱文珍废了；宪宗的“元和中兴”没维持多久，也被宦官杀了；穆宗、敬宗、文宗这些皇帝，要么沉迷长生，要么被宦官控制，没一个能把大唐救回来。

到了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兵，一句“天补均平”的口号，十年间打遍南北，还攻破了长安，僖宗只能又逃到蜀中。

朝廷靠沙陀军收复长安后，没办法只能封李克用为晋王、朱温为梁王，这俩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

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建立了后梁，大唐彻底没了。

回头看，要是德宗削藩的时候不那么冒进，要是不把神策军交给宦官，要是好好执行两税法不瞎折腾，河北藩镇未必会彻底离心，长安也未必会那么空虚。

可历史没有如果，德宗当年种下的每一个“坑”，最后都变成了大唐覆灭的“毒果”。

说白了，唐玄宗只是让大唐从盛世往下走，而德宗却是把大唐最后一点翻盘的机会给毁了。

他想当“太宗第二”，结果却成了大唐“最大的昏君”。

907年大唐的覆灭，看着是朱温的操作，其实早就在德宗二十六年的统治里，写好了结局。

这事儿也给后世提了个醒：当皇帝的，光有野心不行，要是没脑子、瞎折腾，再强的王朝也经不住这么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