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志愿者日｜在合肥，他们帮助560个走失的人回家

一个寻常的早晨。

你出门前，母亲还坐在熟悉的沙发上看电视，背影安稳。

你叮嘱了一句“妈，我走了”。

她或许含糊地应了一声，或许没有。

这与你生命里成千上万个出门的早晨，没什么不同。

但当你再次推开门，屋里一片寂静。

“妈——”无人应答。

房间里，街道上，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她的身影。

那一刻，世界突然失去声音。你不知道她去了哪个方向，是否寒冷害怕，甚至不知该从何找起。

在合肥，有一群人每天都在对抗这种“消失”。

2016年至今，合肥市蓝天救援队“勿忘我”防走失项目组已经帮助了560余人回家。

他们为别人的父母、儿女，拼命找回那个转身之前的世界。

55岁，他说：“只要我还有体力，我会一直参与”

推开那扇门的一刻，倪文华看见一个穿着红外套的身影，蜷坐在6楼的角落里。

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多。

他怔住了，一股强烈的感觉攥住了他。

这是55岁的倪文华第一次找到走失者的记忆。

一位90多岁的老人走失在雨夜里，监控范围最后锁定在一个小区。

他和队友负责一栋楼的搜寻工作，从32层开始，一层层向下寻找。

“如果当时没有找到......”倪文华没有说下去。

他后来参与了太多野外搜寻，深知“找到”与“没找到”之间，有时隔着的就是生与死。

“我们寻人，要不走寻常路。就往那些树林的里面，越难走越要钻。”

走失者，尤其是精神恍惚或有意回避的人群，往往本能地避开开阔和显眼的地方。

“有时候在野外找到一个走失者，相当于拯救了一个生命，让一个家庭变得完整。”

倪文华的手背上布满细密的、已经结痂的划痕，像一张暗红色的地图。

那是灌木丛的荆棘留下的，衣服被划破是常事，手也肿过。

“这都很正常，”他语气轻松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这些都是小的刮伤。”

问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没有提体力，也没有提危险。

“未知性。每一次出发，结果都是未知的。”他说。

付出时间、体力、全部的心力，却不知道路的尽头是温暖的团圆，还是冰冷的遗憾。

这种悬而未决的沉重，远比身体的疲惫更难承受。

“一旦有好的结果，心里的那种欣慰，超乎寻常。”

年龄在他这里，似乎只是数字。

“我还能做，就想做点什么，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倪文华说：“我会一直参与下去，只要我还有体力。”

她说：“无论生死，我都要带他回家”

43岁的张宣是寻人队伍里少有的女性。

她不害怕直面死亡，也不避讳谈论它。

张宣参与的第一次寻人任务，就是寻找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老人从家中走出，一路跨越快车道的栏杆，沿着一条白色的堤坝一直走，最后消失在了河水里。

那个清晰的轨迹和残酷的终点，给她上了沉重的一课。

“生与死，都要带他回家。”这是张宣参与寻人的初衷。

比起明确的死亡，那种凭空“消失”带来的悬空感，是家庭永久的缺口，每到团圆时刻便隐隐作痛。

张宣认为，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在队伍里，她尤为擅长“追监控”。

追监控是技术与耐力的双重磨砺。时间被切割成以帧为单位的碎片，在无数个路口、街角，反复倒带、播放、定格。

任何一个细节的误判，都可能让整个搜寻推倒重来。

有一次，为了追查肥西一位走失老人的身影，她从晚上7点一直盯到了早上10点。

腰背已经僵硬。但她心里是踏实的，甚至有些“庆幸”。

“监控在动，我就踏实。有轨迹就有希望。”

更多的时候，走失发生在监控之外，比如郊野、荒山、密林。

一次进山搜寻，她和队友在植被疯长的山林里跋涉了三个多小时，刀用来开路，割开挡路的荆棘。

树密，刺多，回家后她发现队服和里面的棉毛裤上扎满了细小的植物倒刺。

一双质量颇好的作训鞋，鞋跟竟生生走断了。

寻人的电话常在夜晚响起。起初家人不理解：为何深更半夜贴钱贴时间，去找陌生人？

张宣没有争辩，只是一次次地和他们分享那些失而复得的故事。

现在，她半夜出门时会留张纸条：“我去寻人了，不用担心。”

爱人知道，电话响起，就是有人需要他的妻子带他们回家。

他说：“别人帮助了我，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救援结束后，常有家属小心地问：“费用大概多少？”

“不要钱。”他们总是温和而坚定，“我们是志愿者。”

无偿的善意，比明码标价的帮助更让人震动。

而在这些被震动的人群中，有人选择用更长的方式去回应这份善意。他们转身加入了这支队伍，从被帮助者，变成了帮助者。

汪春生就是其中一个。

2024年冬天，汪春生的舅舅走失了。

在合肥市蓝天救援队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人——遗憾的是，生命已经离去。

那是一种混杂着感激与巨大悲痛的复杂感受，感激于有人全力以赴，帮他们找到了亲人，给了家庭一个确切的答案；悲痛于这个答案本身，是如此残酷。

“别人帮助了我，我也想去帮助别人。”汪春生说。

这样的善意循环，在这些志愿者中默默传递。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些非常朴素的希望。

干洗店老板王柱是寻人队伍中出勤率最高的队员之一。“有任务的时候，我有能力有时间，就尽可能去。”

一次，他和队友只用4个多小时，就帮助一位走失的老人回家。“只有亲身体会，才知道家人分离的焦灼。”

余涛是一名无人机飞手。有些人力不太容易进入的区域，可以用无人机快速排查。

“在寻人的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有很多老人可能走失一晚，就会发生意外。”这也是他参与寻人的初衷。

“夏天，在飞的过程当中，虫在身上咬，又痒，但又不能去拍。”余涛说。

冬天，则是另一种考验。一个架次通常飞行约三十分钟。在寒风中，操控者需要保持手指的稳定与敏锐，去推拉操纵杆，双眼更要一眨不眨地追踪屏幕。

“等到飞完，全身都冻僵了。”

这些忍耐，在发现走失者的那一刻，全都化为巨大的惊喜。

一次，他们通过红外镜头在第一架次就迅速定位到一位走失老人。“老人当时已经受伤了，几乎没有了行动能力。”

无人机在老人上空悬停。通过对讲机，地面队友被引导至精确位置，将老人平安背回。

最漫长的一次飞行，他和队友从凌晨一两点，操控无人机飞行至第二天上午十点。

无人机以他们为圆心，在上空织就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轨迹。

他们说：“我们要找到那个人”

在合肥市蓝天救援队“勿忘我”项目组负责人罗浩的脑子里，常年运转着一套精密而复杂的算法。

输入的是零碎的线索、模糊的监控片段、家属焦虑且可能有所保留的叙述，以及合肥周边错综复杂的地形图。

他需要输出的，是一个尽可能精确的搜寻方案。

“东西南北你得能分清楚，地形地貌你得心里有数。”这是基本功。

但更难的，是与人的沟通。“怎么让家属说出一些他不愿意说的事情？”

罗浩说，走失背后常有隐情，或许是家庭矛盾，或许是个人心结。

家属出于隐私或愧疚，可能下意识地掩盖关键信息。

他因此练就了一种近乎侦探的敏锐与耐心，需要从闪烁的言辞、情绪的起伏中，“抽丝剥茧”地还原出走失者出走前的真实状态与潜在路径。

“就像分析一个案件一样，一层一层找到线索。”

他记得一个冬天的寻人任务，线索一度中断，但他仿佛被一股执念攫住，“每时每刻都会在想着他到底会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去走”。

他让自己彻底“成为”那个人，沿着监控里最后出现的路，一步步走下去。

走到一个岔路口，强烈的直觉告诉他：“他不应该再往前了，应该就在附近。”

搜寻力量向那片区域集中，最后人在那里被找到。

罗浩说，许多队员和他一样，“魔怔了”。

“有时候我们坐着倒杯水休息，脑子里全是各种可能性：他会怎么走？往哪走？但凡有一丝可能性，我们都会再去看看。”

这种状态，源于一个共同信念：“必须找到。”

它不浪漫，甚至有些残酷，但却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是对“消失”最决绝的抵抗。

“勿忘我”

“勿忘我”这个名字，诞生于对抗遗忘。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说，寻人任务帮助的大多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他们甚至忘了自己是谁，忘了子女的名字。虽然他们忘了，但那种爱还在心里。”

去年腊月里，深夜11点她接到求助：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中午走失，全家人找了一下午没找到。

那个晚上，20多名志愿者从家中赶到现场，路搜、调监控、无人机热成像搜索分工展开。

凌晨1点多，在零下1度的气温里，老人终于被找到了。

她的儿子赶来，一把抱住母亲哭出来：“老娘你跑哪去了！”

那晚，在场所有人在凌晨的街头拍下一张合影，“每个人都笑得特别甜，我们被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感染了。”

救援队的求助电话常在深夜响起——那往往是一个家庭已用尽所有办法，依然寻无所获的时刻。

“我们一出动，常常就要找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甚至到天亮。”苏琴说。冬夜的寒风、夏日的蚊虫、漫长的监控、泥泞的山路，对他们而言已是寻常。

“辛苦，但值得。我们能配合公安、陪着家属，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

“城市是需要温度的。”苏琴说，在这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里，他们这群志愿者守护着一种最朴素的信念：不让任何一个转身，成为永别。

（记者 吕文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