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 | 一个14岁的“逍遥红卫兵”（六）

1966 年 11 月 27 日 1 4 岁的朱健国在天安门留影

伟大教员S言S信

然而，“明年春暖”以后，伟大教员竟然“食言失信”，并没有再接见一个红卫兵——1967 年，伟大领袖已明显厌恶红卫兵，转向依靠工人造反司令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实际上成为PQ红卫兵的最后一别。我有幸抢上了这一“末班车”，见证了一个不可再现的W现代化经典场面，至今对我的人生和思想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我今日勇于正视和研究一切权威，应该说与这近距离真实感受毛主席有极大关系。我在从“毛主席身边”返回家乡洪湖后，母亲刚刚将我衣服上的“北京大虱子”捉完，我就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步行串联”——我带着哥哥和一个“篮球朋友”常登海，于1966 年 12 月 20 日，踏上了步行串联到韶山和井冈山的“新长征”。

两个月后我在广州过罢春节，坐火车到九江转轮船回到家，家乡已因“一月夺权风暴”而开始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在县委大院门口搭台辩论，建立沿街几百米的大字报栏，相互“文攻武卫”。“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洪湖老战士造反团”一度查封县公检法，“保皇派”“洪湖无产阶级大联合总部”迅速支持县人武部成立“洪湖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出现“7.20 兵变”后，7 月 23日起，洪湖县进入历时一年的“全面内战”。此时我只是每天在家听着窗外的枪声，一边欣赏我从韶山和井冈山领来的毛主席像章，一边与朋友小海下象棋。在十五岁生日到来时，我已全然成了一个“静听枪声、炮声、哭声、笑声”，任何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红卫兵”。

1968 年 6 月 11 日，我在家里从窗户中，亲眼目睹了洪湖县最大的武斗事件“6.11 血案”—— “保皇派”“红旗造反总部”突然包围了在县大礼堂集会的造反派“钢工总洪湖五湖四海造反兵团”，双方激烈枪战五小时，打死八人，伤 20 余人，军代表王参谋也在调解时被打死。1968 年 7 月，洪湖县在人武部新政委董瑞林的强力领导下，开始拉地毯式的“清理阶级队伍”，我的一些红卫兵战友于是或进监狱，或参军。不久传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广阔天地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 年 3 月，我在大批同学已“下放”后，自己一个人下放到了洪湖县汊河区水晶公社甘寺庙大队二小队，与两个先来的“本区土知青”结成一个“知青小组”，共住一间草屋，成为一个孤独的“县城下放知识青年”。我的“逍遥红卫兵”生活至此完全结束。

附注：多年后，我又得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主席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用环城这个方案，只是车速一定要快。这一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百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2006年4月17日于深圳“早叫庐”

杂文家朱健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