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少年北漂欠下2万外债，建国后分期还款，大年初二是还款日

1963年正月初二，北海公园外的寒风掠过水面，章士钊家门口却被一阵脚步声打破宁静。来人递上一个厚实信封，只说一句：“主席让交给您。”信封里2000元崭新钞票，旁边附着一张半页笺：“细算五十载，本金自今日起，每岁敬偿”。看到字迹，章士钊怔了片刻，旋即苦笑——半个世纪前那场“北漂借款”，毛泽东竟真当成了欠条。

章士钊其人并不默默无闻。1903年在上海主持《苏报》时，他公然刊登章太炎反清檄文，被查封后东渡日本；1911年回国投身同盟会，随后在北大执教。到1918年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名单里出现一个新名字——毛泽东。八块大洋月薪、十多平方米大通铺与共用大衣的日子，却让他遇见李大钊、陈独秀，也认识了这位同乡老师。

北京的冬夜难捱。毛泽东常在图书馆闭馆后挤在灯影下读书，章士钊时常转身看见他伏案抄录，便随口问一句：“小毛，冷不冷？”毛泽东抬头笑笑，从不多言。久而久之，章士钊心里认定：这孩子骨头硬、眼里有火。

1920年春，毛泽东推门直入章宅：“老师，想请您相助。”他张口要两万银元，开价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位政学名流皱眉。章士钊愣了半秒，端起茶碗掩饰失笑，转身把事应下。谈话散去，佣人听见庭院里一句低语：“小毛若成事，此钱算本分；若不成，也算尽义。”七日后，银票送至毛泽东手中。

银元汇往湖南，支持学生赴法，也为后来的秋收起义置办枪械。1930年代烽火漫天，这笔债在战火中无人再提。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记起账本，决定按个人稿费偿还——本金照旧两万元，分十年，由他亲手签封。

1963年是第一年。毛泽东先邀请章士钊赴中南海小聚，夹菜之间突然一句：“行老，今天起，欠款照数奉还。”章士钊把筷子一放：“别折煞我，你我情分，何须俗账？”毛泽东摆手：“规矩不能乱。”席间只有短短几句，却已定下后面十年的初二“固定付款日”。

钱送到后，章士钊从未动用。他告诉女儿章含之：“收好，这不是家产，是主席的交代。”章含之回答：“既然是交代，总得给个说法。”父女一笑，随即把钞票锁进抽屉。

1966年起，局势复杂，毛泽东仍未间断汇款。驻京卫戍区哨卡加紧检查，送款的秘书每次都要出示多张通行证，但规定日期分毫不差。不得不说，政治风浪再大，私人信义依然有道。

1973年春节，毛泽东设家宴再次请章士钊。席毕，毛泽东抖开折扇状的账单，本金已结清，又提出补偿“50年利息”。章士钊急忙摇手，却被一句“只要行老在世，年年照付”堵了回去。两位老人相视而笑，气氛反倒轻松。谁料7月1日，章士钊卒于北京。消息传到泳池畔，毛泽东沉默良久，仅说：“行老走得急，本还没完。”

回头看两人交往，时间线清晰：1918年北大相识；1920年借款启程；1949年政权更迭；1963年至1973年分期偿还。期间一次对话、十次汇款，串起两位湖南人的信义与担当。两万银元折算物价，可覆千人衣食；却在毛泽东心里，只能用“滴水之恩”来估量。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款来源完全取自个人稿费。毛选版税、诗词稿费归入专户，由中央办公厅代管，章士钊收到的正是这部分。用私人收入清偿私人债务，既避免国库混账，也防旁人议论。

有学者统计，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十年间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变化较大，主席却未因通胀调整金额，足见其“按时按量”之执拗。钱数或许并不巨大，但仪式感昭示着一个原则：革命并不排斥契约，道义从来不嫌繁琐。

历史文件中，中央并无“偿还章士钊”专题指示，全程是毛泽东个人决断。这类民间恩义在政治档案里常被忽略，却能折射出人物性格细节：章士钊重情重义，敢借巨款；毛泽东念旧守信，分期偿还。

从北大图书馆那盏昏黄油灯，到人民大会堂的水晶吊灯，时间只用了半个世纪。灯火之间，一份借据跨过帝制、军阀、日伪、国共内战，最终在新中国的正月初二落款。故事无关浪漫，却让人记住两个字：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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