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荆门军史话-商税与酒税

两宋三百余年间，商税，是荆门军财政收入的 “压舱石”，地方财政开支的调度运转，也大多依赖这笔收入。荆门军的商税额如同随波起伏的船只，始终跟着本地交通流量的变化而波动，且北宋时期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南宋。

熙宁十年（1077 年）之前，荆门军的商税税场主要集中在荆门城与狮子务两处，每年的税收额能达到一万一千一百零六贯。可到了熙宁十年，荆门军因行政调整被裁撤并入江陵，此时长林务的商税额降至四千一百六十六贯七百九十六文，狮子务更是仅剩二百三十六贯四百八十五文。从整体来看，北宋时期荆襄道上商旅络绎不绝，就像一条条繁忙的溪流汇聚，带动着荆门军的商业蓬勃发展。尽管不同税场因地理位置的优劣，税额存在差异，但商税的总额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为地方财政注入了稳定的活力。​

然而到了南宋，局势发生了逆转。鄂州的区域中心地位不断巩固，日益凸显，而荆襄道因为襄阳屡屡遭受战火侵袭，原本繁忙的商贸往来大幅减少，如同断了源头的河流逐渐干涸，荆门军的商税也随之骤减。即便后来税场数量有所增加，可商税总额却远远比不上北宋时期。淳熙年间，荆门军曾新设了几处税场，可这不仅没给地方财政带来转机，反而让百姓的赋税负担雪上加霜。淳熙十二年（1185 年）七月，朝廷下令裁撤荆门军的浰河、武宁、黄泥三处税场 —— 此前这三处场务每年的总税额仅二十七贯三百三十三文，连北宋单个税场税额的零头都不到。更糟糕的是，征税过程中还乱象丛生，出现了 “豪民买扑，扰民为甚” 的情况，豪强地主掌控税场，借机盘剥百姓，让原本就艰难的民生更加困苦。​

南宋荆门军商税的锐减，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朝廷政策给商旅贸易套上了 “枷锁”。一方面，税收负担极为繁重，过税、坊场买名钱等各种名目的税费，像一座座大山压在商人身上，大幅增加了贸易成本。以绍熙年间为例，商人要进入荆门军城内的场务交易，得先经过城门吏人的检查，确认是否携带禁物并获取官方凭证，而吏人常常借机索贿，不给好处就不放行；进入场务交易时，朝廷还要按规定抽取商税；等交易结束准备离场，吏人又会再次伸手勒索。从入城到出城，吏人暗中收取的财物，往往比官方规定的税额还要多。在这样的层层盘剥下，商人不得不改走私路躲避苛税，导致官方场务的交易日益萧条。更有甚者，吏人收受贿赂后，还会默许本应禁止交易的货物流入市场，进一步扰乱了荆门军的市场秩序，使得场务税额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陆九渊担任荆门军知军时，发布了罢除 “三门引”（入城凭证）和规范场务税收的告示，很快官路上的商旅人数就显著增加，税收也随之回升。这一变化从侧面印证了税收政策对商业发展的直接影响 —— 合理的政策能为商业 “松绑”，反之则会阻碍其发展。​

另一方面，南宋时期铜钱外流问题严重。为了遏制铜钱流入金国统治区域，湖北地区推行了会子、铁钱等多种货币并行的制度。可这种制度却给商人带来了大麻烦，跨区域交易时货币兑换困难重重，像被一道无形的墙阻隔，商业活动因此大幅减少。乾道初年，朝廷因为荆门军邻近襄阳边境，下令本地市场一律使用铁钱；而早在隆兴元年（1163 年），南宋就已在荆湖地区发行了仅限该区域流通的湖北会子。这样一来，荆门军的市场上同时流通着铜钱、铁钱、湖北会子三种货币，百姓兑换时常常手足无措，苦不堪言，商人跨区域贸易更是举步维艰。到了绍熙初年，朝廷又加强了边境榷场的管控，进一步限制了商贸往来，荆门军 “商旅为之萧条”，商税收入再次萎缩。​

除了农业两税和地方上贡，两宋朝廷还通过扩大盐、茶、酒等生活物资的专卖范围（即 “征榷” 制度），从底层百姓身上榨取更多财富，以增加国家税收。对荆门军而言，茶、酒两项专卖的弊端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 “造私酝户（私自酿酒的人家）、酗酒学生、鬻茶猾吏（倒卖茶叶的奸诈官吏）” 这三个方面。​

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到了宋代，茶叶已经成为和米、盐一样的生活必需品，王安石就曾说过茶叶消费 “等于米盐”，也正因如此，茶叶被纳入了国家征榷体系，由官府垄断经营。可荆门军本地的茶叶产量极低，绍兴末年当阳县的产茶额仅一百斤，远远满足不了本地需求，茶叶主要依赖外地茶商输入。北宋初年的茶法几经变革，先后实行过征榷法、交引法、通商法，到徽宗时期，蔡京又三次修改茶法，最终形成了南宋一直沿用的 “政和茶法”。​

这套茶法在荆门军推行时，本地茶商被强制分摊 “茶额”（茶叶销售定额），这一做法直接加剧了社会矛盾：茶商从茶园主手中收购茶叶后，必须到官府设立的茶务购买 “茶引”（茶叶销售许可证），而茶引上严格限定了销售地域和时间；南宋时期，茶叶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极高 —— 高宗末年占 46%、孝宗时期更是达到 72%，朝廷对茶叶税收的依赖越来越大。可荆门军的人口比北宋时期减少了不少，本地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茶商手中的茶叶库存。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官府与茶商便将茶额强行分摊给每户百姓，按照 “计口均敷”（按人口数量平均摊派）的原则，一户之中有一个成年男子，就需分摊三斤茶叶，老人和孩童则依次递减。有些家庭一年被分摊的茶额甚至高达十三斤，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

更过分的是，茶商以每斤 181 文的价格购入茶叶后，会掺入粗茶、树叶（这些掺假原料的成本不足 100 文 / 斤），再以每斤 530 文的高价卖给百姓。他们还勾结官吏，虚报本地户数，逐年增加茶额，最终导致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当时担任荆门军知军的洪适，亲眼目睹了百姓的苦难，曾上书朝廷，恳请重新核定荆门军的茶叶销售定额，以缓解百姓的压力。​

酒税，同样是压在荆门军百姓身上的一座重山。荆门军拥有玉泉、香泉、蒙泉、惠泉等优质水源，具备得天独厚的酿酒条件，但酿酒还需要用粮食制作酒曲，成本不低。宋代酒税的征收方式之一，是由官方制作酒曲，酒户购买酒曲后酿酒出售，酒税收入的多少直接与地方官吏的考核挂钩，这就导致了 “酒额抑配”（强行摊派酒曲销售定额）的现象频发。​

早在北宋时期，地方上就已出现酒户借着民间婚丧嫁娶的机会，强行摊派酒曲的情况，天圣七年（1029 年）朝廷还曾专门下诏禁止 “民间吉凶之事抑配沽酒”。可到了南宋初年，荆门军的酒户与县吏相互勾结，变本加厉地借着百姓举办吉凶聚会的机会强行摊派酒额，甚至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人口增长：县吏按照百姓家庭财产的多少 “抑勒出钱”（强制要钱），单户被摊派的费用有时能达到十余千钱；酒户拿到钱后，还会按家庭贫富再次勒索。很多百姓 “初未尝得酒”（根本没拿到酒），却要承担高额的费用，以至于出现了 “中、下户缘无力出钱买引，遂有过期不成婚姻者” 的悲剧 —— 中等和贫困家庭因为没钱购买酒引（酿酒、卖酒的凭证），连儿女的婚事都拖延着办不了。​

即便到了正旦、寒食、冬至这些无法逃避的节日，官府也会通过公使库（官府接待机构）和酒务印发 “关子”（一种有价证券），强制百姓交钱买引换酒。每户每次需要缴纳 100 文到 1 贯不等的钱，可结果却是 “军城数百家，每一节出钱二百贯，只是略得些小恶酒”—— 几百户人家，一个节日总共交了二百贯钱，拿到的却只是少量劣质酒。要知道，当时荆门军本地茅屋的日租金仅 12 文，节日里的这笔摊派对百姓而言，无疑是一笔巨额支出，所以百姓才会抱怨 “遇节顿出百金，比屋为病”（一到节日就要拿出一大笔钱，家家户户都为此困苦不堪）。此外，当阳县的百姓缴纳夏秋两税时，还需要按照家业规模 “先纳尝酒钱”（预先缴纳饮酒钱），金额从 500 文到 3000 文不等，甚至连佃户都要由地主代为缴纳这笔酒钱，负担最终还是落到了底层百姓身上。​

地方官吏收取赋税之后，一部分会通过转运司上交中央，另一部分则留存下来供地方使用。荆门军的税收名目虽然繁多，但财政结余却未必充足，甚至常常捉襟见肘。以陆九渊到任荆门军时的情况为例，前任官员离任时，公库（地方官府的金库）里还有 “一万八千缗有余” 的铜钱，可等他到任时，公库余额仅剩五千缗；军资库（存放军用物资和钱财的仓库）也极度匮乏。究其原因，主要是之前连续三年 “迎来送往”（接待上级官员、应酬交际）耗费了大量钱财，导致税收缺口难以弥补。​

地方官员想要有所作为，推动各项建设，都离不开财政支持。陆九渊上任后，计划修建荆门军的城墙，经核算，整个工程预计需要耗费三万缗，这远远超出了当时公库的现存余额。无奈之下，他只能上书朝廷，请求支取常平仓（用于调节粮价、赈灾的粮仓，也储存部分钱财）的 5000 两白银，以填补资金缺口。​

在地方仓储管理方面，县丞（县级官员，协助县令处理政务）仅有征集物资的职责，却没有支配权 —— 以义仓（用于赈灾的粮仓）为例，其管理权最初归转运使（路级行政长官，掌管财政、漕运），后来移交户部户曹（中央户部的下属机构），之后又划归州军管理，最终才交由县丞负责管理账目。但即便如此，县丞要动用义仓的物资，仍需上报提举常平司（路级机构，掌管常平、义仓等事务），经朝廷批准后才能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