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母亲被父亲骗婚，她13岁被哥哥赶出门，32岁丈夫一走了之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91年3月的芝加哥，倒春寒的风刮在脸上生疼。机场里人来人往，广播声此起彼伏，聂华苓坐在候机室的长椅上，手心里全是汗。

就在几分钟前，她的丈夫安格尔说要去转角的小店买一本杂志。

那是他们等待转机的空档，两个人原本计划着去欧洲看望女儿，顺便拜访几位老友。

安格尔兴致很高，甚至在几分钟前，他还因为找回了那顶聂华苓送他的爱尔兰鸭舌帽而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我就去买本《新闻周刊》，马上回来。”他对她眨了眨眼，那双蓝眼睛里满是笑意。

聂华苓点了点头，看着他略显蹒跚但依然高大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她低头看了看手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登机广播已经响了两次。

一种莫名的恐慌像蛇一样爬上她的脊背。她站起身，拖着行李向那个转角走去。

小店门口围了一圈人，嘈杂的声音让她耳鸣。她挤进人群，一眼就看到了那双熟悉的赭色皮鞋，那是她给他擦得锃亮的皮鞋。

安格尔躺在冰冷的地上，脸色惨白，那一刻，聂华苓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机场的急救人员来了，又走了。医生摇了摇头。

那个给了她后半生无限温暖、将她从苦难泥潭中拉出来的男人，就这样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因为突发心脏病，连一句告别都没有留下，就彻底离开了。

午夜，聂华苓抱着那件似乎还带着丈夫体温的大衣，独自回到了爱荷华的红楼。窗外风狂雨骤，像极了她这一生经历过的无数个风雨夜。她在黑暗中坐着，泪水早已流干。

那一刻，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在遇到安格尔之前，她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漫长的苦役，充满了被欺骗、被抛弃和被驱逐的寒冷。

01

把时钟拨回到1925年。聂华苓出生在武汉，那是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但这似乎和聂家的大宅院没什么关系。

她的父亲聂怒夫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三十出头就当了团长，那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母亲是个读过私塾的传统女子，温良恭俭让，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在外界看来，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完美的官太太和官老爷。

然而，这世上哪怕是再完美的绸缎，翻开里子，上面也可能爬满了虱子。

聂华苓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在父亲换下的军装口袋里，摸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稚嫩却工整，写着刺眼的四个大字：“父亲大人”。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信纸飘落在地。原来，这个她视作天的男人，在老家早就娶了亲，甚至连儿子都已经会写信喊爹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那一刻她想到了死。她觉得自己像个笑话，明媒正娶却变成了事实上的“外室”。她看着摇篮里正在蹬着小腿、笑得没心没肺的小华苓，那条白绫最终还是没能挂上去。她擦干了眼泪，选择了忍。

在这个乱世里，孤儿寡母没有活路。

1929年，父亲为了躲避派系斗争，带着全家搬进了日租界。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所谓的团圆，父亲把老家的妻儿也接了过来。

同一个屋檐下，两个女人，两房孩子。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大房仗着自己是原配，又有长子傍身，处处给聂华苓的母亲脸色看。父亲是个也是个奇人，他在外面能带兵打仗，在这个家里却是个逃兵。两个老婆一吵架，他就躲出去，要么就是黑着脸不说话。

这种压抑的日子过了几年。1935年的正月，家里刚添了丁，母亲生了个弟弟，父亲又升了官，当上了贵州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看起来，好日子就要来了。

然而，命运最喜欢在人得意的时候，狠狠地给一巴掌。

正月初三的下午，报童在街上挥舞着《武汉日报》。报纸头版上一行粗黑的标题刺痛了所有人的眼：“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

父亲守城身亡。

聂华苓还没来得及消化失去父亲的悲痛，这个家就已经变了天。

父亲的灵堂还没撤，那个平日里对她们爱答不理、偶尔还假装客气的同父异母的大哥，突然就坐到了正厅的主位上。他以前是个沉默的青年，现在却像是个刚登基的暴君。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母亲带着聂华苓姐弟几个站在厅堂里，大哥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茶碗，眼神里满是轻蔑。

“分家？”大哥冷笑了一声，把茶碗重重地磕在桌子上，“这家里的一切都是聂家的，我是长子，长兄如父。现在老头子不在了，这个家我说了算。”

母亲忍着泪说：“你爸爸留下的抚恤金，还有这房子，总该有我们娘几个的一份。华苓还要读书，弟弟还小……”

“读书？”大哥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女孩子读什么书？至于钱，父亲留下的那点钱还不够还债的。你们要是想住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要是受不了，大门在那边，没人拦着你们。”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

“什么叫赶尽杀绝？”大哥突然站起来，猛地一挥手，桌上的茶壶杯子“哗啦”一声扫了一地，碎瓷片飞溅，划破了空气的宁静。

“你算什么东西？”大哥指着母亲的鼻子骂道，“名正言顺的太太是我妈！你不过是个外室。以前父亲在，我给他面子。现在他死了，这家里没你说话的份！”

那一声脆响，把聂华苓童年最后一点安全感彻底击碎了。

当晚，母亲一咬牙，带着她们姐弟几人离开了那个生活了多年的家。

外面的雨冰冷刺骨，昏黄的街灯拉长了她们狼狈的身影。母亲叫了一辆破旧的马车，那马车夫看着这一群孤儿寡母，眼神里都透着同情。

车轮碾过水坑，泥水溅在聂华苓的新鞋上。她缩在母亲怀里，听着母亲压抑的哭声。

“妈，我们去哪儿？”聂华苓小声问。

母亲紧紧搂着她，眼泪滴在她的额头上，烫得吓人。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漆黑的前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华苓啊，你要争气，你一定要快点长大。”

那一年，聂华苓13岁。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在雨幕中渐渐模糊的高门大院，心里明白，从今往后，她的头顶上没有伞了，她得自己这就是伞。

02

离开聂家大院后的日子，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也不再安全。母亲带着她们回了重庆乡下的老家，虽然寄人篱下，但好歹有了口安稳饭吃。

也就是在那些逃难求学的岁月里，聂华苓拼了命地读书。她知道母亲那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个男权至上的乱世，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子想要不被人踩在泥里，唯一的梯子就是读书。

她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那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在校园，她遇到了王正路。

王正路是那种典型的北方世家子弟，长得端正，说话不多，看起来踏实可靠。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女孩子们都渴望一个安稳的港湾。当王正路把自己领的一套灰色军装送给聂华苓时，那份并不昂贵却代表着关怀的礼物，打动了她的心。

1948年，内战的炮火逼近。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有个依靠，聂华苓和王正路在北平结婚了。

她以为自己终于逃出了原生家庭的苦海，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可她万万没想到，她只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冰窖。

王家是北平的老派大家族，规矩大得吓人。

第一次在王家吃饭，他们就给了聂华苓一个下马威。那天，一张八仙桌摆在正厅，王正路的母亲——那个裹着小脚、一脸威严的老太太坐在正中间。家里的男人们依次落座，王正路也坐了下来。

聂华苓刚想拉开椅子坐下，却发现嫂子们都站在一旁。她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

王正路皱了皱眉，低声喝斥道：“你干什么？没看见妈在吃饭吗？”

“我……我不吃饭吗？”聂华苓一脸茫然。

“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王正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仿佛在责怪她不懂事，丢了他的脸，“你要站在旁边伺候妈吃饭，给妈盛汤，给妈夹菜。等妈和我们吃完了，你们女人才能去厨房吃。”

聂华苓震惊地看着这个婚前对自己温情脉脉的男人。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啊，怎么回到了家，就变成了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她想反驳，想摔碗走人，就像当年母亲带着她离开聂家大院一样。可是看着王正路冷漠的眼神，看着周围嫂子们麻木顺从的脸，她忍住了。这里是北平，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她能去哪儿？

她默默地站到了老太太身后，手里端着饭碗，像个丫鬟一样伺候着。那顿饭，她一口没吃，却觉得胃里堵满了石头。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只要家里来了客人，聂华苓习惯性地想坐下来给客人倒茶攀谈，王正路就会当着客人的面给她使眼色，那是让她“出去”的信号。在他眼里，女人就是附属品，是不能在台面上说话的。

1949年，随着局势变化，聂华苓和王正路几经辗转，最终跟着人流逃到了台湾省。

那时的台湾，对于这些外省人来说，就是一座孤岛。没有了大家族的豪宅，他们挤在狭小的日式木板房里。生活条件的恶化，让这段本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更加岌岌可危。

为了养家，聂华苓进了一家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社工作。那是当时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由雷震创办，胡适挂名。那里聚集了一群有风骨的知识分子。

白天，聂华苓在杂志社编稿子，和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谈论文学、理想；晚上，她回到那个逼仄的家，面对的是沉默寡言、思想守旧的王正路。

王正路在台湾过得很不顺心，他那种旧式少爷的脾气在这里吃不开。

他开始变得更加冷漠，甚至有些自私。

家里的开销大部分靠聂华苓写稿赚来，她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还要伺候这个“大老爷”。

最让聂华苓心寒的是，当她因为弟弟聂汉仲空难去世而痛哭流涕时，王正路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他的冷漠，像一把钝刀子，每天都在割着聂华苓的心。

在这个家里，她找不到一丝温暖。她就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为了生存，为了孩子，拼命地转着，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倒下。

03

时间到了1957年，台湾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

《自由中国》杂志社因为敢于说话，经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成了当局的眼中钉。雷震先生不仅是杂志社的负责人，更是聂华苓的精神导师。他那种威武不屈的风骨，深深感染了聂华苓。

但是，风骨换不来安全。

特务开始在杂志社周围出没，那种穿着中山装、戴着墨镜、眼神阴鸷的男人，成了聂华苓挥之不去的噩梦。

家门口也开始出现了陌生的面孔。有时候是卖烟的小贩，有时候是修鞋的匠人，但那一双双窥探的眼睛，让聂华苓感到脊背发凉。她知道，这把火迟早要烧到自己身上。

在这个危急关头，丈夫王正路却做出了一个让聂华苓彻底绝望的决定。

他获得了一个去美国进修的机会。

那天晚上，王正路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平静地对聂华苓说：“机票已经定好了，下周就走。”

聂华苓看着他，声音颤抖：“那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现在外面全是特务，雷先生随时可能出事，我是杂志社的编辑，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王正路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眼神依然是那样的冷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能放弃。至于你……你自己小心点。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你们。”

“想办法？要多久？一年？两年？”聂华苓追问。

“不知道。”王正路耸了耸肩，“看情况吧。”

那一刻，聂华苓明白了。在这个男人的天平上，前程永远比妻儿重要。在危险来临时，他选择了一个人飞走，把她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留在这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王正路走了。走得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留恋。

不久后，雷震被捕了。《自由中国》的其他同事也接连入狱。聂华苓虽然暂时没有被抓，但她清楚，自己已经在黑名单上了。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还要独自面对特务的监视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

生活最黑暗的时候，如果有一丝光透进来，那会显得格外耀眼。

1963年，美国诗人安格尔来到了台北。他是来寻访亚洲作家的。在一次酒会上，他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聂华苓。

那时的聂华苓，经历了婚姻的破碎和政治的恐慌，整个人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鸟，眼神里满是忧郁和戒备。但恰恰是这种气质，深深吸引了安格尔。

晚宴上，为了逗这个一脸愁容的东方女子笑一笑，安格尔做了一件很滑稽的事。他学着中国人用筷子，试图夹起盘子里那个滑溜溜的鸽子蛋。

鸽子蛋在筷子尖上打滑，几次都掉了下来。安格尔不服气，他推了推眼镜，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科学实验，终于笨拙地夹起了一颗，然后得意洋洋地向聂华苓展示，做了一个鬼脸。

“看！我抓住了它！”安格尔像个大孩子一样喊道。

全桌人都笑了，聂华苓也忍不住笑了。那是她这几年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在这个美国人身上，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真诚和温暖。他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摆什么架子，他只是想让她开心。

那几天，安格尔总是找借口约她出来。他们坐着出租车在台北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转圈，聊文学，聊诗歌，聊人生。安格尔对她说：“你应该去美国，去爱荷华，那里有我的写作计划，你可以安心写作。”

聂华苓苦笑着摇头：“我走不了的，我的档案在黑名单上，他们不会给我发护照。”

安格尔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但他握住她的手说：“我会想办法，我一定会想办法。”

然而，现实远比承诺要残酷。安格尔在台湾的行程只有短短几天，他必须离开了。而此时，特务对聂华苓的监控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就在安格尔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华苓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两个女儿已经睡了，聂华苓独自坐在客厅里，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每一声都像是有脚步在靠近。

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

在这个深夜，谁会打电话来？是安格尔来告别吗？还是……

聂华苓颤抖着手抓起听筒。

“喂？”

听筒里没有声音，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是谁？”聂华苓的声音在发抖。

过了几秒钟，一个经过伪装的、沙哑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聂女士，你的两个女儿很可爱。如果你不想让她们以后没学上，最好想清楚明天该见谁，不该见谁。”

“嘟——嘟——”电话挂断了。

聂华苓手里的听筒滑落，掉在桌子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她感到浑身冰冷，血液仿佛凝固了。他们拿孩子威胁她！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笃、笃、笃”的敲门声。

非常有节奏，不急不缓，但在深夜里听起来就像是敲在她的心坎上。

聂华苓猛地捂住嘴，不让自己叫出声。她看向那扇薄薄的木门，门缝下并没有透进光亮。

敲门声停了。

过了一会儿，一张白色的纸条，顺着门缝，缓缓地塞了进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张纸条像是一道催命符。聂华苓死死地盯着它，她知道，只要她走过去捡起那张纸，她的人生就将面临一个无法回头的抉择。

如果不捡，或许明天就是末日；如果捡了，也许是更大的深渊。

她听着卧室里女儿均匀的呼吸声，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为了孩子，为了活下去，她必须赌一把。

她赤着脚，一步一步走向门口，手伸向那张纸条……

04

聂华苓颤抖着手指展开那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潦草的英文地址和一个时间。那是安格尔住的酒店，时间是明天清晨五点。

那是最后的逃生舱口。

特务的威胁反倒成了催化剂，如果不走，她和孩子迟早会被这无尽的恐惧吞噬。哪怕前方是未知的异国他乡，哪怕要背负“叛逃”的骂名，她也必须试一试。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雾气弥漫在台北的街道上。聂华苓给熟睡的女儿们掖好被子，在桌上留了一封信给母亲生前的旧友，拜托暂时照看孩子。她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像个幽灵一样溜出了家门。

她没有直接去酒店，而是先绕道去了菜市场，又穿过几条小巷，确定身后没有那双阴鸷的眼睛后，才跳上了一辆出租车。

在酒店的大堂里，安格尔看到满身寒气的聂华苓，什么都没问，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她。那个拥抱，让聂华苓坚硬了三十多年的心，瞬间崩塌成一片柔软。

随后的日子是一场更加艰难的博弈。安格尔回到美国后，动用了他所有的政治和文化资源，不停地给台湾当局写信、施压，甚至通过美国外交部门进行交涉。

在这场拉锯战中，聂华苓独自在台湾承受着暴风雨。特务的盘问、邻居的疏远、生活的窘迫，每一次都像是在逼她放弃。

但每当深夜，看着安格尔寄来的越洋信件，那些充满爱意和鼓励的诗句，就是她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终于，在1964年的秋天，当局或许是迫于国际压力，或许是觉得一个弱女子掀不起什么风浪，终于松口放行。

当飞机冲上云霄，穿过厚厚的云层，看到金色的阳光洒在机翼上时，聂华苓捂着脸痛哭失声。她自由了。

来到爱荷华，聂华苓仿佛从黑白电影走进了彩色世界。这里没有特务，没有压抑的礼教，只有遍地的玉米田和安格尔热情的笑脸。

但还有一个问题横亘在他们之间——王正路。

虽然分居多年，但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聂华苓联系上了在美国另一端的王正路，提出了离婚。

王正路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冷漠。对于他来说，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既然聂华苓有了下家，他也没必要拖着。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顺利得让人心寒。七年的分居，十几年的夫妻，最后只换来几张冰冷的法律文书。

1971年5月，爱荷华的春风吹绿了柳枝。聂华苓和安格尔决定结婚。

这一天，聂华苓的两个女儿薇薇和蓝蓝也都在场。她们早就被接到了美国，并且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幽默、慈爱的“老爹”。

婚礼定在下午。安格尔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兴奋得像个第一次约会的小伙子。

“华苓，快点！法官要等急了！”安格尔在楼下喊。

聂华苓笑着下楼，两个女儿开车送他们去法院。

到了法院门口，意外发生了。安格尔突然脸色大变，开始疯狂地摸索身上的每一个口袋。上衣、裤子、衬衫口袋……他把全身摸了个遍，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怎么了？”聂华苓问。

“戒指……戒指不见了！”安格尔一脸懊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明明放在这个口袋里的！”

周围的朋友们都愣住了，随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聂华苓看着眼前这个急得团团转的男人，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比起王正路那种永远端着架子、永远冷冰冰的“规矩”，安格尔的这份“慌乱”才更显得真实和可爱。因为在乎，所以才会慌乱。

“丢了吗？那说明你没有诚意呀！”聂华苓故意板着脸逗他。

“不不不！我有诚意！我最有诚意了！”安格尔急得脸都红了。

就在这时，小女儿蓝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手里举着一个紫红色的小丝绒盒子：“老爹！你落在车座下面了！”

安格尔一把抢过盒子，打开一看，那枚金戒指静静地躺在里面。他长舒一口气，拿着戒指在聂华苓面前晃了晃，得意地说：“你看！戒指好好的！我没丢！”

聂华苓笑着点点他的额头：“你是没丢戒指，你是把脑子丢了。”

法官看着这对加起来快一百岁的新人，也被他们的快乐感染了。

“请你们互相握住右手。”

安格尔立刻收敛了嬉皮笑脸，他伸出那双大得像蒲扇一样的手，紧紧地、用力地握住了聂华苓的手。他的眼神变得无比深邃和凝重，仿佛他握住的不仅仅是一只手，而是他余生的全部信仰。

“我，保罗·安格尔，愿娶聂华苓为妻……”

当戒指套上指尖的那一刻，聂华苓哭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幸福。她漂泊了半生的小船，终于找到了那个永远不会让她淋雨的港湾。

05

婚后的生活，美好得像童话。

他们住在爱荷华河边的一栋红楼里，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中国小楼”。屋前种着柳树，屋后是茂密的树林。

安格尔知道聂华苓怀念江南的水乡，特意在河边给她做了一个秋千。闲暇的时候，聂华苓就坐在秋千上荡啊荡，安格尔就在后面轻轻地推。风吹起聂华苓的发丝，她笑得像个十八岁的少女。

在这个家里，没有“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规矩，只有安格尔变着花样做的烤肉和甜点；没有冷漠的忽视，只有无微不至的关怀。

每天傍晚，屋后的树林里会有小鹿探头探脑地走出来。安格尔就像个快乐的饲养员，他在口袋里装满了玉米粒，撒在草地上。

“华苓，快看！今天来了三只！”安格尔会趴在窗台上，兴奋地招呼聂华苓。

除了小鹿，还有成群的浣熊。这些小家伙聪明得很，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心肠好。安格尔会把过期的面包涂上花生酱，放在后门口。看着浣熊们抱着面包啃得津津有味，安格尔会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对聂华苓的两个女儿更是视如己出。他教她们开车，陪她们做功课，听她们讲心事。薇薇和蓝蓝改口叫他“老爹”，叫得比谁都亲。

在这个充满了爱的环境里，聂华苓的文学才华也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她和安格尔一起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全世界的作家来爱荷华交流。他们的家成了文坛的圣地，每天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

曾经那个被哥哥赶出家门、被前夫冷落的受气包，如今成了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女主人。

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该多好。

可是，幸福总是显得那么短暂。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

1991年，他们满心欢喜地踏上了去欧洲的旅程。谁能想到，那竟是一场不归路。

在芝加哥机场，当医生宣告安格尔死亡的那一刻，聂华苓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哭。她只是呆呆地看着那顶失而复得的帽子，感觉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也随着安格尔死去了。

那是她的骨，她的血，她的魂。

处理完后事，聂华苓回到了爱荷华的红楼。

推开门，屋子里依然弥漫着安格尔喜欢的烟斗味道。桌上还放着他没看完的书，书签夹在第45页。厨房的冰箱里，还有他为浣熊准备的面包。

一切都像是他只是出门散了个步，马上就会回来，大声喊着：“华苓，我回来了！”

可是，屋子里静得可怕。

聂华苓走到窗前，看着屋后的园子。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草地上。

几只小鹿慢慢地走了出来，它们在草地上嗅了嗅，似乎在寻找那个总是给它们喂玉米粒的老头。它们抬起头，望着空荡荡的窗口，眼神里透着迷茫。

聂华苓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她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眼泪，想起了那个雨夜马车轮子的滚动声，想起了王正路冷漠的背影，想起了逃离台湾那个清晨的雾气。

这一生，她走过了太多的桥，吃过了太多的苦。是安格尔，用他那双大得像蒲扇一样的手，为她挡住了所有的风雨，让她明白什么是被爱，什么是尊严。

虽然他走了，但他留下的爱，足够她温暖余生。

聂华苓擦干眼泪，转身走进厨房，拿出一袋玉米粒。她推开后门，步履蹒跚地走向那群小鹿。

风吹过树梢，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安格尔在轻声低语：“华苓，我在呢，我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