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义缴获的渗透计划是假的：那些潜伏特务，已经到了第几代？

很多谍战剧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潜伏》里的吴敬中，就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1948年12月14日借送李广和去机场的机会悄悄离开了天津，等毛人凤发现吴敬中“消失”并发电报给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副处长李俊才，让他“将吴景中（吴敬中在史料中叫吴景中，沈醉回忆录多次称其为老同事、很要好的朋友）扣押严惩”，那已经是11月22日了——这七八天时间，足够吴敬中做很多事情了。

李俊才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准确记载了吴敬中“消失”的时间，却没说吴敬中在台湾和香港做了西什么，也没说吴敬中是被开除军籍一撸到底，还是换个掩护身份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在解放时以各种身份隐藏起来的特务有数万之多，仅北平一地，就有一万六千多，也有资料说是两万多，其中以保密局（原军统）、党通局（原中统）、“国防部”二厅特务居多，还有一些各地、各军队的情报人员，也隐藏起来不少。

蒋系特务机构不止两统一厅，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站长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回忆，当年蒋系特务机关还包括蒋系“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内政部警察总署”，他们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一样，都归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协调指挥，郑介民直接对“总统资料室”主任蒋经国负责。

这些特务机关都往大陆派遣特务，两统一厅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在电视剧中也有所表现，比如《渗透》中齐公子齐思远的“渗透计划”，《黎明之前》中李伯涵的“木马计划”，《潜伏》中李涯的“黄雀计划”。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戴笠曾对一帮高级特务耳提面命：“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派遣潜伏人员，说难就难，说不难就不难。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作出成绩。”

《渗透》中齐公子的“渗透计划”，可以说是得了戴笠“真传”，而吴敬中领导的保密局天津站，则是敷衍了事——吴敬中离开后，李俊才继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并执行潜伏计划，结果李俊才直接带着他领导的四个潜伏小组到军管会自首了。

有人说李俊才就是李涯的历史原型，这种猜测还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李俊才因为是主动自首，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重大罪行，所以就在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然后就去西安市草滩农场子弟小学当了老师，后来还当了副校长、西安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潜伏》中李涯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过上好生活，没想到这个愿望他在1966年还真实现了。

熟悉特赦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绝大多数将军级特务，都是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前六批特赦人员中，将军级特务只有沈醉、董益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郭 旭（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等寥寥数人而已——有人说康泽也是被提前特赦的大特务，但康泽好像离开“别动总队”之后就去搞党务，被俘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算不算特务也还有些争议。

跟正规部队将军相比，将军级特务都比较善于伪装，所以他们太早被释放，确实不太安全——你以为他们已经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但实际上他们却有可能用假积极骗取宽恕，获得自由后继续从事破坏活动，那些破坏活动，并不仅限于暗杀、投毒、爆破，比如齐公子的“渗透计划”，就比物理攻击的破坏性更大。

女叛徒赵致只是向许忠义透露了“渗透计划”的冰山一角：“齐公子秘密训练了五十二名特工，这五十二名特工会以各种合理合法的手段进入共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窃取情报，也不会跟任何人有联系，他们渗透进去之后，终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潜移默化的手段，破坏和瓦解共产党的内部，并将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直至最后一起灭亡。”

赵致对“渗透计划”一知半解，齐公子精明强干，花费那么多资金和精力，连从李维恭那里捞到的所有钱财都搭了进去，说他只培训了五十二个特务，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李维恭的家产，说一百万美元都少了，那么多存单和票据，培训一千个特务都足够了。

余则成收的东西能够武装一个连，齐公子不需要给渗透特务配枪和电台，花费自然极少，而李维恭的家产，也不是余则成能比得了的。

老年间渔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鱼过千层网，网网还有鱼。”说已经把潜伏特务都抓干净了，那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所以许忠义缴获的“渗透计划名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假的：齐公子不可能只培训了那么点特务，即使齐公子那张名单没有遗漏，他掌握的特务也只是九牛一毛，包括沈阳在内，各地还有更多的渗透特务，我们要关心的是他们漏网之后会做些什么，他们已经繁殖到了第几代——繁殖包括但不仅限于他们生儿育女、子又有子孙又有孙，而是他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批人。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1949年时的潜伏、渗透特务大约都是二三十岁，那么1968年他们的第二代基本都已长大成人，至少已经上中学了，即使仅按三十年一代（也许二十年就能传一代），那么到2025年，也应该有第四代了，当年特务的痕迹和疑点早已消失，要分辨起来已经完全没有了可能。

李俊才特赦后能当老师，还能当副校长，那么他的后辈当什么都基本没有限制了，就是当教授也不成问题。

想让善于伪装的特务彻底洗心革面，那实在是太难了，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就亲眼见过“投诚”的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也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章微寒除了将一些特务带到公安部门去自首登记外，还利用职务之便（他自首后被留用，换上了新军装）掩护更多特务离开了杭州，毛人凤得知章微寒“身在杭州，心在台湾”，后，又派了一批特务潜回大陆要在章微寒领导下“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公安人员在章微寒家中抓到了潜伏特务，于是章微寒也就进了战犯管理所。

其实沈醉也不用嘲笑章微寒假投诚失败，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被迫签字后，也跟李弥、余程万等人暗中结为“七兄弟”：“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沈醉《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

沈醉后来被“恢复起义将领身份”，这“恢复”两个字用得是否不太恰当，说多了不好，咱们最后可以只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许忠义缴获的“渗透计划”是假，或者“渗透计划”不止一个，那么那些渗透特务培养出来的后代，会以怎样的身份出现并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