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齐鲁|老北京的“井窝子”，留下多少山东人的记忆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响……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描述的“井窝子”周边的场景，即上世纪20年代老北京城南的水井及担水夫的日常真实写照。而说到老北京的“井窝子”，许多勤劳能干的山东人身影深深烙印在这段历史记忆里。

文|牛国栋

甜水、苦水与“二性子水”

明清以降，北京人生活用水日益紧张。皇家用水取自京西玉泉山，乾隆更是将玉泉赐封为“天下第一泉”。每日清晨开始，紫禁城插着龙旗的水车都会穿行于西直门，专运玉泉水入宫。寻常百姓赖以生存的则是井水，此类水井也称官井。

朱一新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编纂完成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城及外城有1266口水井（另有统计称总数为1258口)，此数尚不包含皇家宫苑与私家宅院之井。以水井命名的街巷有近百条，其中最知名者当数王府井。

彼时人们对井水优劣之评判，主要以口感为标尺。清嘉庆年间《燕京杂记》点评道：“京师之水，最不适口，水有苦甜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此语对京城井水看似苛责，但也道出了实情。井水口感及水质好坏与井的深度紧密相关，井深则水甘，反之则苦涩。北京的地名中，有的直接以井水口感来命名，如苦水井胡同、甜水井胡同。

介乎于甜水与苦水之间还有一种“半口水”，北京人称“二性子水”。现代民俗学家、曲艺史家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说：“做菜做汤，有时用甜水或二性子水，洗衣涤器浇花，则以二性子水为主，至于烹茶，才用甜水。够不上甜水井，家道又贫寒的人家，也以二性子水代替甜水。”如其所言，京城为数众多的苦水井，主要用于农田灌溉、牲畜饮用以及百姓洗涤，而供人饮用的甜水井在京城占比较少，奇货可居，皆由专人管控，成为有偿使用的源泉。“井窝子”便应运而生。

“井窝子”里的山东人

所谓“井窝子”，指井旁设置的低矮茅草棚，也有少量简易瓦房，北方话称窝棚，井旁的窝棚自然叫做“井窝子”，也称“水屋子”。井窝子供掌柜（井主）及送水人临时居住，其主要为“一卖三防”。所谓“一卖”，即卖水和送水，业务主要在白天；所谓“三防”，一是防偷水，二是防投毒，三是防投井自尽，主要在夜间守护。

明朝时，京城官井买卖多由山西人所为；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卖水逐渐由山东人操办。晚清至民国初年，大量山东人旅京，或为官，或经商，或求学，或佣工，其中很多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佣工苦力，其中不乏担水夫。

文物考古专家李家瑞1937年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云：“旧都的工商两界，数百年来，几乎全是山东和山西人的势力，劳工以山东为多。”《清末北京志资料》载：“打水、投递报纸官报大概为山东人。苦力亦以山东人最多。北京话所说的山东儿即指山东人。”清人夏仁虎著《旧京琐记》中说得更具体：“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

由井里取水的方式一般有辘轳、滑车和纯人力三种。辘轳同早年乡间常见的一样，即井上安装有三角形支架，装有手摇辘轳，用大绳拴着柳罐。取水时一般由掌柜和一名伙计合作完成，一人手摇辘轳，将柳罐深入井中装满水，然后一圈圈摇上来，倒入柳木板做成的水槽中，另一人将水槽中的水装入水车。水槽常年被井水泡着，里外长满幽绿的青苔。水槽边上挂着葫芦瓢，专供路人口渴畅饮时使用。

滑车即滑轮。井上支架较辘轳架子更高些，中间吊一滑轮，以大绳绕滑轮，绳两端各系一柳罐，一上一下地取水。

纯人力者，是用大绳拴着柳罐或水筲，井下取水后，一把又一把向上提拉。遇到浅水井，则直接用扁担钩子勾住柳罐伸到井中提水。

20世纪初，京城出现了活塞抽水机，人们根据音译，称其为“马神洋井”，以此取代了传统的辘轳。

送水的人俗称“倒水的”或“挑水的”，文雅些的书面语则称“担水夫”，还有一个称呼在京城颇为流行，即“水三”。关于此名由来，戏剧理论家齐如山1941年在《担水夫》一文中说：“吾若在山东行路遇问路时，必须呼曰‘借光，三哥’！挑水夫彼此皆呼‘三哥’，住户人家不肯呼彼为‘哥’，便呼为‘老三’，背后便称为‘水三’。”有些井主和担水夫干的时间长了，为街坊邻居们所熟识，人们便以“水井张”“水井王”之类相称，指向也更为明确。

卖水不需“货声”

昔日水车，有条件的用驴车，而大部分是独轮车。早年车轮为木质，后来有了胶皮轮胎，再后来双轮车取代了独轮车。原先的独轮车，轮子左右各有一只椭圆形木质水箱（也称水柜），顶部有一尺见方的入水口，有木盖启闭，水槽的水即从这里灌入。水箱前端底部有活木塞，打开后水可倒进木水筲，用扁担挑起，送到各家各户的水缸里。每车装满水后，足足有五百多斤，推车送水是个颇费气力的营生，也需要掌握好前行时的平衡。车推起来，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很远便能听见，因此卖水与其他买卖不同，根本不用“货声”（吆喝）。

看井、打水和送水自然都很辛苦。水井平时上锁，每日清晨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便要开井，风雪无阻，雷打不动。水挑子进到人家院子里，担水夫们目不斜视，夏日无论天气多热从不赤膊，以防汗水流进水桶或水缸内。下雨送水时，反倒要穿新鞋，即实纳毛布底蓝布鞋，这样的新鞋防滑性能好，以防道路泥泞，脚下打滑。

侯宝林年少时家境贫寒，他在《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中提到帮人拉水车的经历：“那是下雨天——那时兴华寺街西口有个水井，一个山东人开了个井窝子，把水打上来，倒在大槽子里，然后雇个人推着水车，挨门挨户往各家送水。一到下雨天，道上坑坑洼洼，车子不好推，推水车的就要找个小孩，在前边帮着拉一把，给两个大铜板，拉两趟给四个大铜板。”

担水夫（盛锡珊 绘）

寒冬腊月里，井窝子透风撒气，寒气袭人，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取水时稍有不慎就会摔跤。所以，冬天担水夫们多是穿猪皮做的内垫乌拉草的“茅窝”，即东北人所说的“靰鞡”，并在鞋底掌心处拴上铁条，以防打滑摔倒。

担水夫的技艺也是了得。进到户家，扁担不下肩，两只手各自提着两只水筲的横梁，依次把水倒入缸中，一点水也不会溅到地面上。不管挑多少水，两只水筲从来不着地，干净而利落。如遇住户人家清洗水缸或有红白喜事，担水夫们都会伸出援手帮衬。

一进腊月门，担水夫们还会挨家挨户“送年礼”，比如山东老家的龙口粉丝，涮火锅、拌凉菜，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到了大年三十，井水挑满各家水缸后，用户也不失礼，往送水的水筲里扔几个铜子儿，美其名曰“压筲底儿钱”，以示过年恭喜发财。

水井之产权，有的是井主继承来的，有的是自己投资打的，还有的是租用他人的。卖一担水最早以“文”记，后以“分”收，都很便宜。住家及铺户用水，有的是包月，一个月总共多少钱，每天清早给用户上满水缸；有的按挑子零卖，先得买竹子做的水牌子，倒一担水，要回一个水牌子；还有的是记账赊销，在住户家门口砖垛子上用石笔画白色道道，一担水画一道，五道为一组，类似画正字，之后据实统一结算。掌柜与担水夫之间，收入三七分成，掌柜得大头，担水夫得小头。很多掌柜靠着卖水，一点点积攒，娶妻生子，置地购房，落户京城。有的则把“井窝子”经营权转卖他人，带着积蓄回山东老家另谋生路。

清嘉庆年间文人得舆所作《京都竹枝词》（又名《草珠一串》），对从事井窝子的山东人钟爱有加，他吟诵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着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

水井往事留在记忆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溥颋、熙彦、杨士琦联合上折，奏请京城建设自来水厂。不足10天，即获慈禧批准，京师自来水公司旋即成立，由原山东巡抚周馥之子、曾为山东候补道员的周学熙首任经理。同年十一月，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自来水施工管线与出丧路线“撞车”，挖好的沟渠被重新掩埋。

直到两年后的宣统二年(1910)，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即东直门水厂建成供水，该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技术与设备，建设了54米高的钢结构水塔，成为京城一大新景观。但有人看到自来水中有细小气泡，称其为“洋胰子（肥皂）水”，多不敢饮用。无奈之下，周学熙亲自撰写白话文公开信，在各大报纸刊载，向民众答疑解惑，宣传饮用自来水的好处。1920年1月，迁居八道湾11号居住的鲁迅主动申请安装自来水，《鲁迅日记》中记“付自来水泉百十五元”。

虽然有了自来水，但一般老百姓即使想用也只能是望“水”兴叹，还是买井水比较现实。直到1949年之前，北京自来水普及率仅有30%，“老三”的江湖地位虽遇到强有力挑战，但似乎依然稳固。据1938年《北平市商会会员录》显示，井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单位246个，其中鲁籍会员单位226个，占比接近92%；公会职员15人中，14人为山东人，占比超过93%，由此可见，山东人在井业同行中占绝对优势。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基本普及了自来水，担水夫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一口口水井及井窝子逐渐消失殆尽，相关的故事也遗留在历史的记忆里。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文化旅游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