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顶流日进斗金，他们却在艰难讨薪

文 | 文娱前沿

短剧演员所处的生存环境，是否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

11月20日，红果创作服务平台发布的演员分账收益报告显示，演员王凯沐凭借其首部采用分账制的短剧《半熟老公》，将获得超150万元的分账金额；新人演员徐轸轸、至春禾分别凭借短剧《半熟老公》与《你装纨绔，我装瞎，看谁能演》，分账金额均将超过100万元。

然而，就在最近，一则标题为“越拍越穷的短剧民工，要账之路举步维艰”的视频在小红书上吸引了大量关注。视频里，短剧演员李娇娥自称，她说出了众多同行的心里话：短剧行业的欠薪现象，似乎正悄然演变成一种常见状态。

一端是头部演员凭借热门短剧作品，轻松收割百万级分账收益；另一端则是基层短剧从业者，为几千元的薪酬艰难地进行维权。不仅欠薪现象屡见不鲜，工作强度更是远超身体负荷，安全保障也严重缺失，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

百万分账与千元欠薪，撕开了短剧繁荣表象下的残酷现实。

短剧市场的火热，并未显著改善底层演员的生存处境。

短剧行业中拖欠工资的状况愈发严峻。九、十月份拍摄的剧目，直至如今，仍有4000多元工资未能讨回。

按照李娇娥的说法，在早期的时候，他的片酬不算高，好在一般上午拍完戏，下午就能拿到报酬。可如今，片酬虽有提升，结款却成了老大难，遥遥不见期限。原本以为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哪知道，烦心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尤其让人无奈的是，每次他向制片人催款，对方表现得比他还着急，给出的理由千奇百怪，乍一听却都很在理。就因为拍戏的钱一直结不了，他最近只能暂停接戏了。

李娇娥的经历并非个例。近些年来，短剧行业看似一片繁荣景象，实则内部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特别是对于处于行业底层的演员来说，讨要薪资困难重重，已然成为难以回避的常态。仅在今年，类似的情况就已屡次出现。

根据权威媒体的报道，今年8月，27岁的群众演员曹女士经群头介绍，参与了一部穿越题材短剧的拍摄工作。她与群头事先约定，日薪为100元，每日工作时长10小时，若工作超时，超出部分按每小时10元计费。后续，曹女士在两天的拍摄过程中均出现超时情况，按约定应获得300元工资。但令人无奈的是，在拍摄结束两个月后，这笔报酬却始终没有到账。

报道显示，与该剧组相关的另外93名群演也都面临欠薪问题，所涉总金额接近5万元。群头申某做出回应，称承制方已把款项付给了另一名群头，这使得她没办法给演员们结算工资。然而，公司方面却表示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不能再次承担这笔费用。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演员，也难免遭遇行业乱象。今年3月，28岁的王先生参演短剧《裁员后我走我的阳关道》，在剧中担当配角。按约定，三天拍摄工作结束后他应获得2000多元报酬。然而，剧集上线播完许久，这笔报酬却迟迟未到账。王先生向承制方询问，对方以资方跑路为由推卸责任。当王先生等一众演员前往公司注册地址试图沟通时，却根本联系不上相关人员，最终无奈陷入维权困境。王先生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此事让他一直信赖的行业规则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身兼演员和群演经纪双重身份的王女士，面临着更为错综复杂的状况。今年8月，王女士手下30多位群演的工资遭长期拖欠，在寻求解决途径无果的困境下，她最后无奈地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寻求帮助。

王女士向文娱先声透露，拖欠群演薪资的是北京柒霖科技有限公司的姜姓制片人，截至目前，累计拖欠群演的薪资已超11000元。此前王女士曾多次尝试协商沟通，甚至选择报警处理，然而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为维护自身信誉，王女士已多次自掏腰包进行垫付。虽然群演们尚未将不满情绪发泄在她身上，但此次事件已然对她在业内的声誉造成了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

倘若欠薪现象仅是行业乱象露出的小小尖顶，那么因过度劳累引发的猝死，则是一场更加不容忽视的人间悲剧。

今年10月，来自郑州的导演高俊在完成其首部短剧的拍摄工作后，于家中不幸突发心梗离世，年仅44岁。据他的妻子王飞回忆，在短剧拍摄阶段，剧组场务与制片人每日会在群里发布拍摄地点信息，时间是早上7点。而收工之后，发布次日车辆安排的时间大多在凌晨1点半以后。从聊天记录可见，剧组在午夜0点时仍在进行转场工作。与此同时，高俊每日的微信步数都超过10000步。

这些细微之处使家人坚信，他每日的工作时长或许超过了17个小时。

杀青之后，高俊依旧在家中忙碌着后期工作。不幸的是，他离世了。其家属随后联系到剧组的承制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某表示，打算按照每天1000元的标准结算工资，总计5000元，另外还补偿1000元交通费，并额外给予10000元抚恤金。然而，因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或项目合约，这一工资标准目前没有任何文件能够予以证实。

这些案例共同勾勒出一个不容小觑的现实：在短剧市场迅猛崛起、产量节节攀升的表象之下，实则是一套极为脆弱的权益保障机制。尤其是合同的缺失以及维权途径的匮乏，无疑让众多底层从业者的境遇愈发艰难。

欠薪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症结？短剧行业面临的权益保障危机，根源在于其结构性的困境以及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不仅与行业独特的运作机制紧密相连，同时也凸显出新兴业态在监管与保障层面的滞后性。

产业模式的脆弱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当前，中小型短剧制作公司大多采用资方与平台对筹的运营模式。这种极度依赖外部资金注入的机制，致使其抗风险能力极为薄弱。在现实状况下，演员的劳务报酬往往依靠资方提供的专项经费。一旦制片方和资方在拍摄过程中出现纠纷，资方延迟付款或停止投资的现象便屡见不鲜。

财富分配所呈现出的扭曲金字塔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剧了这一困局。

当前，平台凭借其在渠道方面的显著优势，占据了收益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高昂的流量成本更是蚕食了八成以上的预算，致使最终能投入到内容创作环节的资金极为有限。为维持生存，制作方不得不持续压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制作成本，而人力成本常常首当其冲，成为最先被削减的部分。

需着重指出的是，在短剧行业项目制广泛推行的大环境下，参演周期较短的群演以及基层工作人员，往往难以拿到正式合同。他们与制作方的关系，通常被视作临时性的劳务合作，而非长期稳固的劳动关系。这就导致他们在法律保障和权益维护层面，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在此种大环境下，行业生态与监管缺位构成了恶性循环。王女士透露，尽管存在剧组直接招募的情况，但如今诸多短剧剧组招募群众演员往往要借助群演经纪。群演经纪结识演员的途径通常有两种：其一，在各个平台发布组讯，其中会注明对演员的具体需求；其二，依托熟人网络，群演经纪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演员通告群，群里积累了大量演员资源，其中部分还是他们的朋友。

这揭示出，于当前的短剧行业里，特别是在基层演员与群演群体中，仍有诸多合作关系遵循着人情往来的熟人社交逻辑。维系这类合作的主要纽带并非正式的法律契约，而是人际间的信任，这直接导致了该群体正式合同签订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局面。

然而，短剧行业在用工关系的认定方面，的确存在显著的界定不清状况。行业内广泛存在的群头 - 群演模式，由于其临时且松散的特性，通常难以被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这一现状直接使得底层从业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遭遇三大困境：法律关系难以精准认定、责任主体模糊不明、维权成本极为高昂。

即便如此，现行法律体系依然为从业者奠定了一定的保障根基。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同样处于法律保护范畴之内。这表明，即便演员与制作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口头约定也能够构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劳务关系。

在出现薪酬纠纷的情形下，若承制方以资方跑路等内部状况为由，拒不支付报酬，从法律层面而言，这是缺乏依据的。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当合同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时，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承制方内部的风险分担等问题，无法用以对抗演员的报酬主张权利。

基于此，梳理清晰维权的路径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从业者而言，首要之事是明确出现问题时该向谁寻求解决。

通常情况下，和你签订合同的一方，即为第一责任人。要是是经由群头承接的演艺工作，情形就会相对复杂一些。不过，也无需因此感到无计可施，不妨尝试把群头与出品方一同列为责任追究对象。

着眼于更为长远的行业生态发展，诸多基础性建设工作刻不容缓。比如，积极推行标准化的简易合同，构建群演信息登记系统等举措，均能从根源上降低纠纷的发生几率。与此同时，尝试将短剧演员纳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范畴，搭建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如此方能助力这个朝气蓬勃的行业行稳致远。

从群演被长期恶意拖欠薪资，到从业者因不堪重负在工作中骤然离世，这些于行业发展道路上默默负重的底层工作者，同样也是短剧行业狂飙式发展背后失衡状态的缩影。

这警示着我们，短剧实现跨越式发展，绝不能以损害基层从业者的基本权益为代价。真正意义上的行业进步，并非仅仅体现在分账金额的大幅攀升上，更在于从前期筹备、实际拍摄直至收益回报的整个流程中，能否构建起公平合理的机制，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样，若要推动行业走向规范发展，绝不能仅依靠个别从业者在艰难中维权，乃至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而更需全行业齐心协力。这其中涵盖积极推动标准化合同的广泛应用、构建健全的薪酬支付保障机制、清晰界定劳务纠纷中的责任主体等举措；同时，也仰赖于平台与制作方在利润分配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行业底层群体的关注与重视。

我们憧憬着，在不远的未来，短剧从业者不再以“短剧民工”作为自我解嘲的符号，而是将其视为一份有保障、有尊严的职业选项。当群众演员能够按时拿到酬劳，导演无需以透支生命为代价赶制作品，创作灵感与想法得到充分敬重时，彼时的短剧，才真正与它所缔造的商业神话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