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罗荣桓为何无地自容？来看115师的腐化案、男女作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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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0年9月，山东桃裕村的一间屋子里，朱瑞站起身，对着坐在对面的罗荣桓和115师的干部们开始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严厉批评。

这位向来沉稳的政委罗荣桓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竟然主动向中央递交了辞呈。

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115师入鲁短短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革命带着3万块钱人间蒸发

1938年2月，115师的账房先生发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

参谋长周昆不见了，随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部队的3万块军费。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够养活一个团的士兵好几个月。

周昆是个老革命，跟着队伍南征北战多年，谁都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

部队立刻展开了搜索，派出侦察员四处打听消息，甚至动员了地方上的关系网去找人。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周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这件事让115师上下人心惶惶。军费丢了是小事，关键是参谋长的失踪给部队士气造成了巨大打击。

罗荣桓为这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亲自组织人员调查，可就是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案子成了115师的一块心病，一直拖到1940年都没破案。

每次开会提到经费问题，大家心里都会想起那失踪的3万块钱和周昆。罗荣桓作为政委，对这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县长贪污成性搞得乌烟瘴气

“周昆案”还没理清楚，115师又出了新问题。郯城县的县长翟新亚把一个好端端的县城搞得乌烟瘴气。

这位县长上任后就开始贪污受贿，整天跟当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混在一起。

翟新亚收钱收礼毫不避讳，谁送的多就给谁办事。

有个粮商想拿到军队的供粮合同，给他送了两根金条，翟新亚二话不说就把合同批了。县里的百姓有事找他，不送礼根本见不着人。

这还不算完，翟新亚的生活作风也出了大问题。他在县城里包养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地主家的小姐，一个是商人的姨太太。

这些事传得满城风雨，老百姓背地里骂他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土匪。

地方上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把情况反映到了师部。

罗荣桓派人去调查，结果发现翟新亚的问题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他不光贪污受贿，还私自挪用公款去做生意，亏了就从财政上补窟窿。

案子查清楚后，翟新亚被撤职查办。

这件事让115师的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开始质疑这支部队的纪律性。

罗荣桓心里清楚，这种腐化堕落的干部如果不严肃处理，整个部队都会跟着烂掉。

老干部自杀背后的悲剧

正当罗荣桓为这些案子焦头烂额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噩耗”。一位叫黄励的老同志在房间里上吊自杀了。

黄励是个老革命，参加革命十几年了，经历过长征，打过无数硬仗。他为什么要自杀？这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不通。

事后调查才知道，黄励在湖西肃托事件中受到了牵连。

虽然后来证明他是清白的，但这件事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仰受到了怀疑，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

黄励的个人生活也出了问题。他喜欢上了部队里的一个女同志，可人家已经有了对象。黄励表白被拒绝后，心情更加低落。

革命理想的破灭加上感情的失意，双重打击让这个曾经坚强的战士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黄励的死让罗荣桓深受触动。一个老革命走到这个地步，说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出了大问题。

战士们不光要能打仗，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也得重视起来。

罗荣桓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关心战士的思想动态。

他自己也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但是已经发生的悲剧没法挽回，“黄励案”成了压在罗荣桓心头的又一块石头。

攻山头时犯的大错让事情彻底爆发

1940年8月，115师接到任务，要去攻打一个叫南大顶的山头。那里盘踞着一伙土匪，头目叫廉德山，原本是抗日队伍的人，后来叛变投敌了。

代师长陈光亲自指挥这次战斗。战斗打得很激烈，土匪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我军伤亡不小。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山头。

战斗结束后出事了。部队抓了一批俘虏，其中有些是土匪的核心成员。

有几个指挥员一商量，说这些人罪大恶极，留着也是祸害，干脆就地正法算了。就这样，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这批俘虏被全部处决了。

消息传回师部，罗荣桓大为震怒。杀俘虏这种事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容忍。

他立即下令彻查此事，对参与杀俘的指挥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这件事的性质太恶劣了。我军一向以优待俘虏著称，这是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标志。南大顶事件一出，我军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山东分局的朱瑞听说这事后非常生气。

他觉得115师入鲁两年多，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说明这支部队的管理和纪律都出了大问题。

9月份，朱瑞在桃裕村召开会议，把罗荣桓和115师的干部们叫来，准备好好算算账。

会议一开始，朱瑞就对115师进行了全面批评。他说115师来山东后水土不服，不适应地方工作，导致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周昆案、翟新亚案、黄励案、南大顶事件，这些案子一件接一件，说明部队从上到下都存在严重问题。

朱瑞的批评越说越严厉，甚至质疑了罗荣桓的领导能力。

他认为作为政委，罗荣桓对这些问题负有直接责任。会场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在座的干部们大气都不敢出。

罗荣桓坐在那里，脸色铁青。这些问题确实都发生在他的任内，他无法辩解。

会议结束后，罗荣桓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给中央写了一封电报，主动请求辞去政委的职务！

罗荣桓在电报里说，自己工作能力有限，没能管好部队，导致这么多问题发生，实在是愧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他建议中央另派能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

这封电报很快就送到了延安。毛主席看到后非常重视，他了解罗荣桓的为人，知道这是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山东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人。

1941年2月，毛主席给刘少奇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去山东解决朱瑞和罗荣桓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在电报里明确表示：115师入鲁以来总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出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

刘少奇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前往山东。他深入调查了115师的情况，找了很多干部谈话，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经过仔细分析，刘少奇认为朱瑞对115师的批评过于严厉了。

115师刚到山东时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从华北平原来到山区，地理环境不熟悉。

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变到地方工作为主，工作方式也要调整。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和解决问题。

朱瑞的问题在于他太急躁了，看到问题就全面否定，一棍子打死。

他的批评方式也有问题，不注重方式方法，结果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1941年8月，中央作出决定，在山东实行双领导体制。

罗荣桓负责军事工作，朱瑞负责政治工作。这个安排既肯定了罗荣桓的能力，也照顾了朱瑞的面子，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中央在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朱瑞同志的主要问题是工作作风浮躁，批评问题时搞党八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个评价非常准确，也为这场风波画上了句号！

《——【·结语·】——》

115师入鲁初期遇到的这些问题，是革命队伍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的挑战。

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正视问题或者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当。

罗荣桓因为这些案子被批评得无地自容，但他的担当精神值得敬佩。朱瑞的批评虽然过于严厉，但出发点也是为了部队好。

最终中央的介入让这场矛盾得到了妥善解决，115师也在后来的岁月里继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信息来源：《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15师征战实录》（解放军出版社）、《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