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潘必军：千万拆迁补偿被指虚增，官方纠错追回为何只针对我？

大家好，我是潘必军，50岁，重庆市开州区镇东街道镇东村1组村民。站在五栋高楼的阴影下，我的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这片承载我全部记忆的土地上，曾有我豪华舒适的家。但13年前启动的那场征地拆迁，不仅摧毁了我价值千万的房屋，更将我拖入一场长达五年的司法漩涡，最终成为“虚增补偿骗局”的替罪羊。

从协商到陷阱：我成为“虚增补偿”工具人

2012年，开县政府（2016年撤县设区）为建设北部新区，决定对镇东街道镇东村1组等5个村组征地拆迁。经重庆市政府批复后，自2013年1月起，县政府及原国土房管局陆续发布征地公告与补偿安置方案，明确由镇东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住房安置与拆迁事宜，补偿方式包含货币安置、集镇规划安置及统建优惠购房安置三种，标准按当时县政府文件执行。

我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在征收范围内。2012年4月，镇东街道办工作人员勘丈确认总建筑面积3076.3㎡、条石堡坎210立方米、各类植物177棵，但厂房、鱼塘、道路等附属配套设施未在确认范围内。按政府安排，镇东村拆迁由街道办领导牵头，成立多个拆迁队，分别负责几家的拆迁工作。其中，第四拆迁队队长吴伟及王红兵、周克阳等人负责与我协商补偿。

2014年下半年，为推进拆迁进度，时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决策推行“一户一议”模式——不按统一标准，而是与每户单独商谈补偿，且要求保密。因认为补偿标准太低，我一直拒绝签约。直到2014年底至2015年4月，经多次协商，双方最终依据房屋实际面积3076.3㎡，按单价4000余元（当时周边商品房市场单价已达6000元左右）匡算，确定补偿总额1300余万元。

据我了解，当时镇东街道办的货币补偿普遍基于房屋真实面积与市场价计算。补偿合同及明细表记载的面积，是工作人员为匹配政府文件标准，根据商定补偿款“倒推”填写的。

镇东街道镇东村35名拆迁户曾给我出具《情况证明》表示，这次征地拆迁货币补偿房屋参照相同地段房地产市场价格，并按照“菜市场讨价还价”方式确定最终补偿价格；补偿方式确定后，所有补偿合同、明细资料均由街道办工作人员制作，其实施的所有行为均为政府行为。所谓虚增面积、虚增户头，是政府为了使《补偿安置合同》能够签订并履行而单方面采取的做法，拆迁户只需要签字确定金额或者补偿面积大小。

我通过法院调取的易维兴等12户拆迁户的勘丈登记资料所载面积都被虚增。这些拆迁户都是我的邻居，我清楚他们房屋的实际面积。

按照谈判结果，街道办参考附近维拉庄园房价打折后以4000元/㎡、我房屋真实面积3076.3㎡计算，应补偿我13579930.9元。但问题出在“一户一议”的操作细节——补偿金额远超法定标准，必须拆分到多个户口。

拆迁组长吴伟向街道办领导汇报并获分管副县长同意后，要求我额外提供两个户口。我提供了前妻廖娅娜及其兄弟廖简的身份信息（二人既非被拆迁安置对象，也无房产可补偿），随后签署了由吴伟、张诗阳制作的3份补偿合同及明细表（我、廖娅娜、廖简各一份）。

后来查明，3人名下房屋现场勘丈表上显示的补偿房屋总面积高达16915㎡，比真实面积虚增超过13838㎡。

整个过程中，廖娅娜与廖简从未出现，吴伟、王红兵等工作人员也未接触过他们。所有拆迁资料均由街道办人员操作，作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我只能签字领款，对“如何补、怎么弄”完全不知情。

2015年5月，我的房屋被拆除。但谁也没想到，这场“协商补偿”会在四年后演变成一场灾难。

从留置到诉讼：我如何被“构陷”与“纠错”

2019年7月1日，我被开州区纪委监委从家中带走，送往重庆市梁平区留置基地。后来我才知道，时任开州区委书记冉某章为打击其他区领导，试图以我领取1357万元补偿为突破口，逼我交代行贿。但事实上，虚增补偿面积、虚构补偿对象全是政府工作人员主导，我从未向任何官员行贿或请托。

留置期间，我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每天冷水泡生米（不足一两），连续两个月无荤腥，导致大便失禁只能拉在裤裆；强制保持标准坐姿15小时/天，臀部生疮腐烂；睡觉时头部必须枕在看护人员裆下，熟睡时还会被突然惊醒。两个月后，纪检监察部门未查出我宴请或行贿公职人员的证据，留置无果而终。而此时，我的体重已锐减20多公斤。

随后，我被移交开州区公安局，以涉嫌诈骗拆迁补偿罪关押于看守所。因无犯罪事实，30天侦查期满后我被取保候审，警方最终撤案。

2019年8月，廖娅娜、廖简接受监委询问时均表示：从未参与拆迁补偿过程，所有事宜由我与街道办对接。

但风波并未停止。2020年6月，开州区规资局发函要求镇东街道办收回违规补偿并追回多付资金。2021年3月，街道办作出3份处理决定：对我（潘必军），认定实际补偿应为302万余元，责令退回304万余元；对廖娅娜、廖简，撤销其补偿合同，责令退回已领款项。

2021年4月—5月，开州区监委认定街道办工作人员王红兵（伪造拆迁补偿资料）、吴伟（违规提出超额补偿方案并指示下属伪造拆迁补偿资料）存在过错，分别给予撤职、记过处分。这是“罚酒三杯”，明显的避重就轻。

我和廖娅娜、廖简不服，先后以开州区规资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2021年12月，梁平区法院判决前述3份街道办受托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

2022年2月，开州区规资局作出开规资行决〔2022〕1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我与廖娅娜、廖简共同返还拆迁补偿款1055万余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2022年12月，万州区法院判决该新处理决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予以撤销并责令重作。

2023年5月，案件二审期间，开州区规资局突然撤销原处理决定，法院准许撤诉。但2023年7月7日，开州区规资局又重新作出决定，再次认定我与廖娅娜、廖简的补偿合同“虚增面积、虚构对象”，责令三人共同返还1055万余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我再次起诉。2024年12月，万州区法院判决撤销该决定；2025年7月，重庆二中院终审改判：开州区规资局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驳回我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权”——开州区规资局有权自行纠正“错误补偿”。

核心争议：谁在破坏规则？

我已向重庆高院提起再审申请，重庆高院11月11日发函将该案移送开州区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开展多元化解工作，要求“在30日内反馈化解结果”。

我和律师认为，此案存在三大关键问题：

首先，程序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未达成补偿协议时应由县级以上政府决定，而非区规资局；听证程序主持人身份不合规，且街道办单方变更协议无依据。

其次，责任错位。所有“虚增操作”（如虚增面积、虚构户口）均由政府工作人员主导，我作为普通农民，只是被动配合并签字领款，从未实施欺诈。

其三，选择性执法。街道办2015年按4000元/㎡市场价与我协商补偿，如今却以“适用法律错误”（应依2013年文件标准）为由追缴，而同期其他拆迁户同样存在虚增问题，为何唯独针对我？

更令人震惊的是，开州区历届党政部门对此次拆迁中的系统性问题视而不见：

“一户一议”模式严重违反重庆市拆迁政策，导致全街道虚增补偿面积普遍存在，仅这一项最终造成国家资金损失超2亿元；

街道办工作人员为冲政绩，不仅虚增房屋面积，还虚构补偿户头，甚至协助安置户虚报过渡人员（最高单户上百人），导致过渡补偿费持续流失。直到2019年我虚增补偿事发，政府才将虚报过渡人员过渡补偿费停发，但并未追缴此前已支付的此项费用；

至今，因虚增置换面积问题，10万余㎡安置房无法交付，政府却仍需向安置户支付过渡费，全街道每年高达上千万元。

而我申请公开镇东村1组征地费用明细时，开州区规资局2023年8月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我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万州区法院作出判决：撤销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并责令重作。开州区规资局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二中院2024年3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4年4月23日，开州区规资局以我申请公开的资料公开后“影响社会稳定”为由，再次决定不予公开。

从2019年至今，我经历了监察留置、刑事撤案、行政诉讼拉锯战，身心俱疲。但我始终坚信：若连一个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这场由“一户一议”政策引发的拆迁闹剧，最终演变成一出黑色幽默：政府人员一手炮制的虚增补偿骗局反噬自身，本该守护公平的司法机关陷入程序迷宫，而最大的输家，永远是相信政府的普通百姓——最终由我背负起退还超付的千万元拆迁款的黑锅。

开州此次拆迁补偿，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补偿黑洞究竟有多大？我将持续实名举报开州区相关领导的失职渎职行为，请求有权部门彻查，揭开拆迁补偿黑幕。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维权，更是对征地拆迁程序规范的呼吁——唯有透明、公正、依法，才能避免下一个“潘必军”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