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升空背后，谁在改写中国商业航天版图？

来源：经济观察网

朱雀腾飞，逐梦星河。

12月3日，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入轨，但未能如愿完成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任务。

作为中国商业航天首次进行的可重复使用火箭轨道级发射验证，这次任务虽“喜忧参半”，但积累起经验和宝贵数据，仍然是值得铭记的重要一步。

当前，商业航天已成为大国竞逐的新焦点。中国商业航天自2015年起步，如今正迎来“技术突破”和“规模爆发”双重拐点。

不久前，国家航天局发布《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近期，国家航天局还设立商业航天司，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迎来专职监管机构，未来将持续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产业链有望全面受益。

产业扩张期加速到来，各地也在加紧布局。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20个省份已出台支持政策，角力商业航天。从低成本、高可靠、快响应、可复用的商业运载火箭建设，到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等领域，谁又能率先突围？

集体“攻坚”

航天工业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而作为以市场为主导、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航天，是航天工业的新生力量，覆盖火箭发射、卫星应用和太空旅游等领域。

在上海交大教授、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黄朝峰等看来，商业航天既是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从全球看，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国际电信联盟（ITU）“先登先占”原则，引发全球范围激烈竞速与争夺。目前，我国规划部署了“千帆星座”“国网星座”等万星星座计划，但截至2025年11月，这两个星座累计发射仅230颗。

“星多箭少、运力不足”，是突出瓶颈。根据华泰证券研报，从星座的卫星规划数量和发射情况看，发射运力不足是卫星组网进度缓慢的核心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可回收火箭逐渐成熟，可回收火箭有望缩短发射周期，提升发射密度，进而加快卫星互联网组网进程。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一型运载火箭发动机和箭体结构占总硬件成本比例最大，一级推进器占比约77.8%，回收也将产生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满足低轨星座“高密度、低成本”的发射需求。

眼下，国内商业火箭企业正集体“攻坚”大运力液体可回收火箭，力争加快实现瓶颈突破。其中，蓝箭航天是最接近可回收火箭目标的企业之一。

12月3日，朱雀三号首飞后，蓝箭航天发文表示，根据飞行测量数据，火箭一子级在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残骸着陆于回收场坪边缘，回收试验失败，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排查中。不过本次任务五项技术取得“国内首次”突破——

这也代表着中国可回收火箭研制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方正证券统计，除蓝箭航天外，目前星河动力的智神星一号、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星际荣耀的双曲线三号，东方空间的引力二号、三号，深蓝航天的星云一号、二号，中科宇航的力箭三号都将可回收视作重要目标。其中，力箭三号目标是重复100次，引力三号目标是全箭回收。

据悉，天龙三号和力箭二号也计划于今年内首飞，但区别于朱雀三号，这两款箭型的首飞将不完全验证回收。此外，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的长征十二号甲火箭也瞄准年内首飞。

中国商业航天的新突破，才刚刚“点火”。

“引擎”崛起

时间回到2015年，当SpaceX旗下猎鹰九号火箭首次完成回收时，我国商业航天才刚刚起步。

这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被视为“中国商业航天元年”。

随着政策破冰，蓝箭航天、零壹空间等民营企业纷纷入局，支撑我国商业航天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十年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不足10家，而截至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

在西北工业大学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田庆锋看来，商业航天推动航天活动从“国家工程”走向“市场驱动”转变，传统航天由政府主导，侧重国家战略，而商业航天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商业利润。这二者在技术、人才和产业上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随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覆盖上游制造、中游发射与运营、下游应用服务的全链条生态。

从上游航天器及其配套制造来看，聚焦液体火箭的蓝箭航天、星际荣耀、深蓝航天等，以及聚焦固体火箭的星河动力、中科宇航、东方空间等，共同组成运载火箭研发制造的民营力量，天兵科技、九州云箭等则持续专注运载火箭发动机的设计。

与此同时，天仪研究院、微纳星空等主要深耕微小卫星，银河航天、长光卫星等瞄准星座卫星，而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中心、航天驭星、遨天科技、紫微科技等则关注卫星载荷、推进系统等卫星核心部件，形成紧密的合作分工。

华西证券分析，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从2015年约0.38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2.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2%。若按照25%的增速计算，2030年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有望逼近10万亿元，展现出巨大增长潜力。

近日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这也是“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重点任务。不难预见，中国商业航天正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

在田庆锋看来，通过深化产业链协同、拓展全球化布局、挖掘新兴应用场景，行业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平民化航天经济”。

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商业航天还存在成本较高、盈利压力大、技术水平有差距、国际话语权不足等问题，需要优化机制和政策，系统推进商业航天体系建设，打造商业航天新模式新业态。

地方角力

当前，发展商业航天已然上升为关乎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任务，各地也正以政策引导、资本赋能、工程牵引等方式，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

就在朱雀三号升空当天，由武汉市政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主办的2025商业航天论坛在武汉开幕。作为商业航天策源地之一，湖北逐步形成“一主两翼”（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孝感航天产业园、宜昌航天动力产业园）格局，计划到2028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创新发展高地，力争全省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湖北正是挑战全国商业航天实力格局的代表之一。

目前，我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在火箭研发制造、卫星制造等领域形成先发优势。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和大兴区汇聚了全国70%以上的民营火箭整箭研制企业。

这些区域的实力也能从相关规划目标中窥见。根据《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上海到2025年要实现年产50发商业火箭、600颗商业卫星，空间信息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北京也在《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8年）》中提出，深化“南箭北星”产业空间格局，壮大商业航天千亿级产业集群。

广东则在相关规划中提出，到2026年，全省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力争达到3000亿元，产业发展能级显著提升。

这些产值目标在统计口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达到千亿级规模已是竞争商业航天“第一梯队”的门槛。

从融资来看，北京、上海等地也是重点区域。今年初，《中国航天》杂志刊发的《2024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回顾与展望》披露，2024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共发生融资52起，合计披露融资金额150亿元，其中卫星运营、火箭制造和卫星制造领域融资金额分别占43%、30%、16%。

从前20大融资事件来看，北京有7次，上海5次、江苏3次，广东、山东、福建、天津、陕西各1次。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这些区域商业航天企业的发展潜力。

北京、上海、广东身后，湖北、陕西、四川等地也均出台支持政策，提出要打造千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20个省份已经出台商业航天支持政策，其中北京、湖北、陕西、广东、海南出台商业航天地方法规数量最多，分别为125件、99件、56件、52件、47件。

这种竞逐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商业航天加速发展，但也要警惕同质化竞争导致的资源错配。在黄朝峰看来，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存在产业协同缺失、资源分散现象。要建立国家战略、产业规划、区域协同三位一体的推进机制，着力破除部门壁垒与区域分割，推动区域差异化定位。

比如，将环渤海地区定位为技术策源与总部中心区、长三角地区定位为高端制造与创新应用示范区、中西部地区定位为重大装备制造与发射承载区，引导地方结合区位优势错位发展。

从目前来看，各地商业航天产业布局仍处于“等风来”向“乘风起”过渡的关键阶段，谁能率先跳出同质化竞争，在更大范围内协同合作，谁就越有希望在商业航天新一轮发展中乘势而起。（记者|淡忠奎 刘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