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忠州种树，写下一诗，开篇就是千古名句，被后人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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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彼时，柳宗元外放柳州，于城西南角种下二百株黄柑，满心欢喜地等待开花结果。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他思忖着，任满后若能回朝，这黄柑犹可惠及时人；若不能，还可见其成林，亲尝果实滋味。

去留皆随缘，如此自适的心态，着实令人钦羡，而柳宗元这般豁达，白居易亦有之，那年，他在忠州东坡种桃种杏，亦种花草。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唐 白居易《忠州种桃杏》

简译：

无论是身处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内心平静，就能安然地把所在地当作家乡。

路途遥远，谁还能唱出家乡的小曲儿？时间久长，我已渐渐忘却京城面貌。

忠州的生活清闲幽静，我想以三年为期，种下杏树桃树，静静地等待花开。

赏析：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元和十三年十二月，谪居江州近四年的白居易，终于收到朝廷下发的诏令：由江州司马改任忠州刺史。

从”只领俸禄，不授实权“的闲职“司马“，到官秩四品的一州最高长官“刺史”，此次升迁虽是“量移”，但也的确是其政治境遇的改善。

”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犹如困鸟辞笼，重获任用的白居易，因来日可期，心境也变得开阔起来，对重返朝堂亦是充满期待。

”乘潮发湓口，带雪别庐山”，接到诏令后，白居易便带着家人和弟弟白行简从江州出发，溯长江而上前往忠州赴任。

这是一趟艰难的旅途，直到第二年暮春，一行人才风尘仆仆地抵达任所，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前任刺史李景俭在江边迎接了他们。

忠州在唐代属于“下州”，《元和郡县图志》载其曰“山重复、江水险”，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更是直言“忠州临江，山壁峭拔，城郭残破”。

“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荒疏只抵村”，而彼时，在白居易的眼中，忠州地僻人穷的荒凉景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空间狭窄，气候独特，交通不便，这座闭塞荒凉的小城，令白居易感到十分压抑。

而且，即便是城中，也没有平坦的道路，“一只兰船当驿路，百级石蹬上州门”，自幼在北方长大的白居易，一时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甚是沮丧。

但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深知自己此行的使命，所以，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接受现实、主动适应新环境。

他不再执着于地理意义上的故乡（长安），而是将内心的安宁作为归属感的来源，从而展现出一种超脱仕途沉浮、拥抱当下生活的豁达。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忠州距长安城二千二百余里，在那个车马都慢的年代，真可以称得上是天涯海角，山高水远，归期未定，思之何益？

所以，并非诗人真正忘记了乡曲，而是能够保持内心安定，能够坦然接纳现状，于其而言也是自我宽慰。

白居易在京城为官时，一心想要施展政治抱负，但却遭遇贬谪，离京多年，曾经心心念念的“京华”，在其心中的分量也没那么重了。

“东涧种柳，东坡种花”，所以，他不再视自己为过客，而是重新规划生活，以主人的姿态投入到忠州的发展建设中，以待花开，而这也是他对忠州的认同。

秦汉以来，地方官员“三年一任”已成为惯例，唐朝沿袭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制度化，《唐六典》中就明确规定：“州刺史、县令，三年一迁。”

所以，白居易为自己在忠州的职业生涯做了三年规划，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达观心态。

不再沉溺于仕途失意，而是通过“种桃杏”等具体行动，展现对地方治理的参与和对民生改善的关注，从而体现了儒家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

后记：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此后的岁月，白居易为他的这份职业规划付诸了切实有效的行动。

他不仅带领百姓，在忠州城东的缓坡地带开辟园林，广泛种植桃李、松树、荔枝等花木。

还领着官吏差役踏遍周遭山峦，最终寻得水源，开凿“白公井”，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

“龙昌寺底开山路”，而且，为方便百姓出行，改善忠州的交通状况，他还组织人力物为，带领百姓开山修路。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还从种树中领悟到“养民如养树，需省事宽刑”的道理，从而减轻赋税，简化刑罚，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朝廷的诏书比他预期来得要早，十五个月后，便被调回朝堂，是那“大抵心安即是家”的心态，支撑他走过人生的低谷。

而那“心安即是家”之句，也道出了诗人超脱物外的心境，并成为千古名句，被后人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参考文献：

《乐天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