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负祖父临终重托，她守寡一生，以百年岁月重建了家族的荣耀！

文/青峰

图：潘达于(1906年~2007年)

文章引言：

在我国文物及收藏界，潘达于是一位极其传奇的女性。

她一生命运多舛，却享年百岁。她一生拥有巨大的财富，却在夫君早逝后，终身不再改嫁，只为兑现一个承诺。她一生继承了祖传无数国宝级收藏品，却不据为己有，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悉数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她就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收藏家潘达于。
这位出生于晚清光绪年间的传奇女性，在其漫长的百年岁月中，以一个江南弱女子之身，是如何在乱世之中守住这些无价之宝的呢？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何要将祖传遗产悉数捐给国家？

笔者青峰今天就与读友们聊一聊这位传奇女性的人生与其祖传西周青铜器背后的历史往事，以飨读友。让我们以此感受一个国家的兴衰变迁与国宝文物的沉浮命运。

一、潘祖年在临终前，对孙儿媳潘达于的特殊遗嘱；

1925年夏，苏州富豪潘家府上，气氛一片肃静，潘家掌门人、潘祖荫之弟潘祖年已到了生命的弥留时刻。

潘祖年自从长兄潘祖荫去世后，在京城做了几年的刑部郎中，不久便辞职回到了家乡苏州古城，只好守住一份家业与长兄留下的毕生收藏。

他没想到，自己还不到60岁便要撒手人寰，步兄尘而去。

弥留之际，他支开家族所有人，只留下了20岁的孙媳潘达于，十分郑重地说：

“孩子，爷爷离去之前，有一件重大的事要托付于你。”

潘达于含泪点头道：“爷爷，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一定做到。”

潘祖年看着年纪轻轻都已守寡的孙儿媳潘达于，一字一顿地说道：

“潘家人丁单薄，爷爷死后，这个家只有靠你撑起了。你要答应爷爷，尔后你不可改嫁，从族人中选好一二后辈过继到潘家，以延续家族子嗣香火。”
“你伯祖父文勤公(即潘祖荫)生前留下了大量的古玩收藏，尤其是大盂鼎、大克鼎二物，十分珍稀，乃无价之宝。这两件器物不仅是我们潘家的传家之宝，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生保存下去，千万不可让其落入外人之手，尤其不能让其落入洋人之手。你能答应我吗？”

潘达于听后，早已泪如雨下。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答道：

“爷爷，请您放心，孙媳一定不辜负您的重托，不忘您的教诲，为潘家守好这些传家之宝。”

听到达于如此回答，潘祖年欣慰地点了点头。

两年多的观察了解，潘祖年知道孙媳潘达于是一位值得托负重任的人。过了一会，潘祖年又说道：

“孩子，为了继承你伯父文勤公与爷爷这一支的血脉，我死后，你再从家族中过继两个孩子抚养，不至于潘家无后。”

潘达于一边落泪，一边连忙点头，让爷爷放心。

不久，潘祖年去世，终年55岁。

那么，苏州潘氏一门，为何拥有这么多的名贵器物与古玩名画呢？

这就得说说苏州潘家在大清一朝的辉煌过往了。

二、苏州顶级豪门书香世家，两百年间，潘氏一门在科举中取得一状元、两探花，九进士，举人十六人，贡生与秀才无数的惊人成就；

图：乾隆年间状元、清朝重臣潘世恩(1770年~1854年)

潘氏家族是清代苏州最显赫的世家之一，被世人誉为“吴门冠族”。

在两百多年中，潘氏家族在科举科考、文化传承与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潘祖年，祖籍安徽歙县，生于1870年，逝于1925年。他一生并不显，但他的哥哥潘祖荫、祖父潘世恩都是清朝极其有名望的人物。

潘氏一族自潘冕(注：潘祖荫、潘祖年的曾祖父)开始经商，积攒了不菲的家业，成为苏州富商。到了潘祖年曾祖这一代开始由富而贵，一下子出了两位进士，分别是潘奕隽与潘奕藻。

潘奕隽生于1740年，逝于1830年，一生活了90岁，这在古代社会是十分少见的高寿。他于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以三甲第九十八名考中进士，后官至户部主事。

潘奕隽是苏州潘氏家族走出的第一位进士，也是潘氏家族崛起于当地的一位关键性人物。

他一生淡泊名利，不喜欢做官，1793年时便辞官归乡了。

潘奕隽善书画，喜收藏，是清朝中期有名的学者。由于他对收藏的爱好，这一雅好自此传承潘氏后人二百余年，不曾中断。

潘奕隽有两个弟子，其中潘奕藻也是一位进士。他于1784年考中会试三甲第十七名，取中进士。中进士后，他只在朝廷为官4年便告病回乡了，此后居于家乡苏州27年。

潘奕藻如其兄长一样，不喜为官，简散淡泊，以诗书自娱，亦喜收藏。

正是从潘奕隽、潘奕藻兄弟二人开始，古玩、金石字画的收藏爱好便传袭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潘承弼这一代人，潘氏一门出了许多有名的收藏字、目录学家、古籍版本学家，延续了近300年。

潘氏家族一门中，真正将其家族影响力扩大至全国范围甚至海外华人的，则数潘世恩与潘祖荫祖孙二人。

潘世恩为潘奕藻的次子，亦是晚清军机大臣潘祖荫的祖父。他也是苏州潘氏家族走出的唯一一位状元。

潘世恩，生于1770年，逝于1854年，字槐堂，号芝轩，一生经历了大清四朝，官至武英殿下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而且，他还特别长寿，活到了84岁。

潘世恩少年时，其伯父潘奕隽、父亲潘奕藻均已是大清进士，出生于这样的书香家庭，加之他自己天资聪慧，在科举之路上过关斩将，可谓一帆风顺。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时年23岁的潘世恩，在会试、殿试中一鸣惊人，以一甲第一名考中了进士，取得了癸丑科“状元及第”。

当潘世恩状元及第的喜报传到苏州时，轰动了整个苏州城。

当时其伯父潘奕隽正准备迁居于苏州花桥巷新宅内，得此喜讯后，当即决定告别官场，从此归隐家乡苏州。

也就是说，潘氏家族在1769年走出第一位进士潘奕隽后，仅仅过了24年，潘家便出了一位状元好儿郎。

潘世恩自此将苏州潘氏家族推上了天下读书之人梦想荣耀之巅。

大清一朝立国268年，共产生了114位科举文状元，其中江苏一省便产生了49位。潘世恩便是这其中的侥侥者。

潘世恩一生为官谨慎，在京师为官时，身处中枢高位17年，从不与疆吏有过书信片牍来往。

他在皇帝面前所有的陈奏或论荐，非官方宣布从不告之他人。他一生举荐过多人，直到晚年临近退休时，还举荐过林则徐、姚莹、冯桂芬等人。但是，他从不以举荐有恩于人，接受下面官员一丝一毫的送礼与宴请往来。

潘世恩由于长寿，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皇帝，每任皇帝都十分信任倚重他。直到晚年退休时，咸丰帝仍然舍不得他辞官回乡。

潘世恩之后，家族中又出了好几位进士，多位地方举人。

潘世恩一生有5个儿子，其中次子潘曾莹为道光年进士，长子潘曾沂、三子潘曾绶为举人，四子潘曾玮无科举功名，后以荫恩由朝廷特旨赏员外郎，五子潘曾献早殇。

由于潘世恩一生的功名太过耀眼，其子女这一代并不显眼。但是到了其嫡孙这一代，又出了一位耀眼的大人物，即咸丰二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及第、晚年曾任过军机大臣的潘祖荫。

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又号少棠，生于1830年，即道光十年。其自幼读书极其聪慧，悟性极高，又有祖父潘世恩的点拨指导，其在科举考试中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

1848年，即道光二十八年，潘祖荫便在18岁时便考中了举人。1852年，仅仅隔了4年，时年22岁的潘祖荫又以会试优异、殿试第三名的成绩，一举高中咸丰二年进士，摘得“探花”。

当潘祖荫高中进士“探花”时，他的祖父潘世恩仍健在，其伯父潘曾莹亦在。

一时之间，祖孙三代同为进士，而且一状元、一探花，轰动大清朝野，天下士子莫不为之侧目，钦羡万分。

同时，潘氏家族对文玩古董、金石书画的收藏传统，也由潘祖荫发扬光大，进而把这一传统推向了一个全盛的高峰时期。

潘祖荫一生只活了61岁，考中进士后，近40年中基本上是在京为官，几乎没有被朝廷外放过去地方任官。

其作为天子近臣，虽然在仕途上也偶有挫折而降职，但总的来说是一路升迁，相较而言还是颇为顺利的。

咸丰时期，他作为皇帝身边的侍讲学士、朝廷高参，咸丰帝几乎离不开他，后累官至光禄寺卿，是为朝廷“内政部长”，官秩从三品。

同治帝登基后，他以光禄寺卿又兼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多次掌理主持朝廷殿试，位尊而荣宠。

光绪帝时期，他升迁刑部尚书，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后又出任兵部、工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衔，位居正一品，达到了个人一生仕途的顶点。

其一生的仕途功业虽比之其祖父潘世恩略逊一筹，但是从总体上讲，仍然可以比肩。

不过，潘祖荫的大名与对后世的影响却要比其祖父要强不少，尤其是在金石书画与收藏上，堪称清代巨擘。

潘祖荫一生除了在仕途为政功业上有较大的建树外，他还是清朝后期的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收藏家、文玩书画鉴赏大师。

关于潘祖荫对文玩书画、古物古器的鉴定水平上，为朝野所公认。当其晚年时，凡朝中王公大臣所得古玩，不能定其真伪之时，必请潘祖荫亲自为之掌眼，鉴定真伪，人称“潘神眼”。以致到后来，连慈禧太后都说：

“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在古玩金石上，潘祖荫的这种非同凡人的功力，是从何而来的呢？

笔者青峰认为，潘祖荫这种见微知著、火眼金星的鉴别之力，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

其一、潘祖荫出生于苏州古玩文物鉴赏收藏世家，收藏之传统，自其曾伯祖潘奕隽、曾祖父潘奕藻一代便已有之，且收藏甚富。因此，潘祖荫自小便见识过太多的古玩书画之珍品精品；

其二、潘祖荫此人自小聪慧，悟性极高，在文学诗词、金石书画上的事往往一点即通，能举一反三，自然可触类旁通。加之他本人学识渊博，文化国学典籍根基深厚，而且他自己也是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因此在古玩古器物的鉴定水平上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众多收藏家；

其三、由于潘祖荫入仕后，几乎近四十年一直是天子近臣，常年在京城为官。相较之地方官员，他一生之中比较尊宠悠闲，政事之暇，有的是时间在文玩书画上投入精力。他一生于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尤其喜欢搜罗古籍善本、孤本、碑版、拓片等。

同时由于他一生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作为历位皇帝喜欢信任的大臣，几位皇帝也赏赐给了他不少朝野难得一见的文玩古董，这也极大开拓了他的眼界与视野。

正是以上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他成为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刻书藏书大家。

不过，在潘祖荫一生宏富巨量的收藏品中，他最为看重的却是西周时期两件青铜大器“大盂鼎”与“大克鼎”。

他对$APPEND对这两件稀世古董的喜爱与珍视，从他生前为该器物所刻一枚收藏鉴赏的篆章“伯寅宝藏第一”“”便可知一二。

那么，潘祖荫是如何获得这两件宝物的呢？

三、潘祖荫与西周青铜器“大盂鼎”“大克鼎”的历史缘分；

图：晚清军机大臣潘祖荫(1830年~1890年)

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时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帐下管理西征粮务军需官的袁保恒，从父亲袁甲三的好友宋金鉴之子宋允寿那儿获得了一件古代的器物，器物上有许多不易识别的铭文，非常精美。

袁保恒原本对这些古代器物并无多大的兴趣，但是他知道时为西征主帅、陕甘总督的左大人左宗棠十分喜爱铭文书法，尤其钟爱秦汉及秦汉以前的大小篆书。

所以，袁保恒特地以700两白银买了下来，准备适时献给上司左宗棠以表孝心。

本来对文玩古物向来无所兴趣的左宗棠，听说大盂鼎乃西周皇室器物，鼎上有精美铭文多字，一时起了好奇心，准备察看一下。

谁料，这一看之下，把精于金石铭文及大小篆籀书法的左宗棠看呆了。

只见大盂鼎内壁及底部镌刻有许多精美绝伦的铭文小篆，该文字虽不能一一辨认，但给人一股扑面而来的金石气息，古朴厚重，让人不可逼视。

于是左宗掌问明袁保恒该器物所得何处后，以2000两白银买了下来，先存放于关中书院。于是，左宗棠暂时成了该西周青铜器物的主人。

在清朝及清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国家文物”一词的概念，很多出土的古代器物会被以文人雅玩之物多次转手买卖，这在清代及清代以前并非违法。

左宗棠得到大盂鼎之后，尽管也珍爱不已，但是他此时兵马倥偬，戎机缠身，并没有多的精力关注此一古物上的文化信息密码。

然而，到了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大盂鼎的去向。

该年的年底，时任吏部右侍郎的潘祖荫随同治帝御驾前往河北谒拜东陵，结果把吏部的公印弄丢了。同治帝得知后大怒，一气之下将这位三朝老臣来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不久，又一件事再次牵涉到了潘祖荫。

次年的七月，顺天府举行乡试中，有人检举潘祖荫有偏袒应试士子徐景春，说徐的考试文章文理荒谬，却莫名其妙地通过了考试，成了一名新的举人。

此时顺天乡试的副主考官正是潘祖荫，不管他是否真有偏袒之事，反正也脱不了干系。于是，皇上下旨，潘祖荫又被降二级调用。

一时之间，在京为官大半生，宦海沉浮了26年的潘祖荫几乎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

此时，远在大西北时任陕甘总的左宗棠获悉此事后，为了安慰落又难之中的潘祖荫，同时也为了报答其昔日对自己的援手搭救之恩(注：关于潘祖荫在1859年冒险援手搭救左宗棠的一段著名往事，有兴趣的读友可以前翻笔者2024年5月的文章，内有详细记录，在此不再赘述)，便打算将大盂鼎献出，赠送与他，聊表多年以来心中对潘祖荫的感激之情。

在1859年时，左宗棠身陷“官樊构陷案”，有人头落地之险。潘祖荫在郭嵩焘的请求下，冒着风险为左宗棠上书陈情，给咸丰帝上了有名的《保举左宗棠疏》。正是在该奏疏中，潘祖荫给后世留下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超级金句，让左宗棠从此名满天下，也解除了危机。

左宗棠脱险后，因祸得福，青云直上，几年之内便做到逝江巡抚的高位，位列大清一省封疆大吏。

对于潘祖荫这份援手搭救之恩，左宗棠一生都感铭在心。

所以，当潘祖荫仕途受挫，当此失意之时，获时消息的左宗棠便第一时间写信给时在京师、仍在南书房行走的潘祖荫，表达送鼎之意，以此慰藉他的内心。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一向痴迷于文玩古董字画收藏且为当朝大收藏家的潘祖荫，却回信谢绝了左宗棠的美意。

这是为何呢？难道是潘祖荫看不上左宗棠手中这件稀世古物吗？

原来早在一年前，潘祖荫就从收藏界朋友那儿得到了大盂鼎的铭文拓片，在其鉴赏之后，怀疑此鼎为赝品，因此对是否接受这份礼物，一时心存犹豫。

左宗棠对秦汉以前铭文书法颇有研究，他本人也长于金文及大小篆籀，认为这个“大盂鼎”决非赝品。

1849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京当乡此地素有“中国青铜器之乡”的美名，是西周文明的发祥地，曾出土过诸如毛公鼎、牛樽等众多国宝级的青铜器物。

此物出土后流传有序，记录详实，不存在造假的可能。

但由于左宗棠一时也说服不了潘祖荫，于是决定还是该器物先保存在关中书院再说。同时，左宗棠终袁保恒去信说明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注：潘祖荫字)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

然而，仅仅过去了半年，事件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这年春，左宗棠忽然收到了潘祖荫从京师寄来信函，说自己已改变主意，在多次研究铭文拓片后，觉得这不像是赝品，希望左宗棠派人将其运抵京师，详观实物，以此鉴定真伪。

于是左宗棠立即安排袁保恒将大盂鼎打包运往京师，礼送到潘祖荫府上。

潘祖荫不愧为晚清有名的金石学家，在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就破译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大部分内容。

潘祖荫在弄懂大盂鼎上的文字后，认定这种器物是铸造于西周周康王时代的宫廷礼器。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便将此宝鼎命名为“大盂鼎”，并刻一印“伯寅宝藏第一”以示珍惜。此后该宝鼎以“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潘祖荫得此宝鼎后，对其珍爱无比，将其与此前花重金购得的“大克鼎”置于府䣌书房显眼的地方，朝夕观摩。此后，他又特请当时的金石家王石经专门为自己篆刻了一枚“世之宝藏有其二”的巨印，以资珍视纪念。

就这样，大盂鼎也成了大收藏家、金石书画家潘祖荫藏品中的“藏品之宝”。

潘祖荫一生仕途颇顺，出生于苏州名门官宦世家，其家族人丁兴旺，堂兄堂弟众多。

可是，不知怎么在他自己这一支，却一直人丁单薄。

潘祖荫到了中年后仍无子嗣，其亲弟潘祖年子嗣也只有两人，尚幼。好在潘祖年比潘祖荫小40岁，此时不到20岁，以后还会有新的子嗣。

子嗣传承之事成了潘祖荫晚年最大的心病，他担心自己这一支的香火就此断绝。晚年时的潘祖荫常常为此忧心忡忡，几乎没有了生活的快乐。

他把弟弟接到京师，并与弟弟商量后将其时年两岁的长子潘树孳过继了过来，以继承自己的血脉。

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京城流行起了一场大的瘟疫，潘祖荫不幸感染上了。

同年9月，潘祖荫已经病重，久卧在床，不能下榻。自知来日无多的潘祖荫开始准备后事。

他此时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他海量的收藏品。他担心继子潘树孳尚年幼，不能托此重任，于是留下遗嘱：其死后，一生藏品将由弟弟潘祖年继承。

1896年，也就是潘祖荫死后的第6年，其夫人汪氏病逝于京城。潘祖年从苏州赶往京城料理后事，发现兄长家里古玩、图书已经发生了失窃的情况。

于是，潘祖年决定将所有藏品装船，从通州走水路全部运回苏州老家。

1903年，令人意外的是，在潘祖荫去世13年后，继子潘树孳在15岁也夭折了。如此一来，潘祖荫这一支的子嗣又中断了。

由于潘祖年的次子亦也早夭，兄弟二人一时都没了子嗣。

为了继承兄长潘祖荫的香火，潘祖年不得不再次从家族中的孙辈中挑选潘承镜一人，作为兄长潘祖荫的嗣孙，以此维系他的子嗣传承。

由于潘祖荫与潘祖年兄弟二人，只剩下了过继而来的潘承镜这一独孙，因此潘承镜过继过来后，同时肩挑潘祖荫与潘祖年这一脉。也就是说，潘承镜成了伯祖潘祖荫与叔祖潘祖年二人共同的嗣孙。

1923年，此时已是民国十二年。潘承镜已长大成人，时年已17岁。祖父潘祖年安排其娶了苏州官宦人家小姐丁素珍为妻。丁素珍嫁入潘府后，不久改名为丁达于。

潘承镜的成家立业，终于让潘祖年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子嗣后继有人。

然而，潘承镜结婚后仅三个多月，便意外病故了。新婚妻子丁达于一下成了寡妇，此时她已经有孕在身。

潘承镜离世后不久，其夫人丁达于为其生下遗腹子，可惜不幸的是，孩子生出不久后又夭折了。

一连串的变故与打击，终于让时年54岁的潘祖年也彻底病倒了，此后一直没有再好起来。

为了继承家业，潘祖年将孙儿媳丁达于改名为“潘达于”，并给其上了家族宗谱，以示潘达于在潘家的正统继承地位。

1925年秋，潘祖年病逝，年仅55岁。

此后，潘达于便成了潘祖荫、潘祖年家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潘达于能担起这一重任吗？此后这些藏品的命运会如何呢？

四、中国动荡战乱时期，“大盂鼎”与“大克鼎”的命运；

图：晚年时期的潘达于

1925年，当祖父潘祖年去世时，潘达于不过才19岁，正值青春花季一般的年龄。

一位妙龄女人，年纪轻轻便守了寡，而且还继承了巨额的家业上财产，这对任何一个寡居女人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

尽管潘达于的名字在爷爷生前安排进了潘氏宗谱，但是在潘氏家族其他堂兄堂弟们看来，她毕竟非潘氏嫡亲血裔。因此，私下里打起这些藏品宝贝的族人也有之。

由于潘达于系潘祖年生前指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在明面上，这些堂兄堂弟们亦不能不有所顾忌，并不敢争夺这些遗产。

但是，私下里还是不时以关心藏品安全之名，争一点好处。

潘达于为了家族的和瞌安宁，偶尔也将一些古玩字画送给族人，以此求得家族其他人的内心认同。

但是，对于“大盂鼎”与“大克鼎”这两件青铜之宝，潘达于将其秘藏于室内一处，从不示人。

然而，由于潘祖荫生前收藏的“大盂鼎”与“大克鼎”在收藏界实在是太过知名，因此，当时全国收藏界的大佬与古董文玩商人，谁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两件西周青铜器的“芳颜”。

身处民国乱世的潘达于，深知“金玉之器不可轻易示人”这一古训，同时也谨记祖父生前对她“盂克二鼎，不可示人”的这一教诲。她对这些前来探访拜见的客人，小心应对，总会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加以婉拒。

至于对那些所谓愿以高价收购青铜器的古董商人，她则一概不见，对外声称此物早已不在潘家，爷爷生前已将器物赠送给了他人，自己从未见过。

1930年前后，有位美国的收藏家来到潘家，提出以600两黄金，外加一套豪华别墅换取“大盂鼎”这一件青铜器。

潘达于在得知对方来意后，表示潘家并无此物，直接将对方打发走了。

不要说600两黄金，就是60000两黄金也别想换走“大盂鼎”。一诺千金，兑现祖父生前的遗愿比什么都重要。

1935年，民国政府在苏州修建了一座办公大楼。这时，又有人打起了潘家“大盂鼎”与“大克鼎”的主意。他们派国民党要员到潘家，表示只是借用一下，将两座大鼎放在办公大楼里展览一阵，借此让新落成的大楼沾点福气。

潘达于虽为一女人，不懂官场政治，但是她心里明镜似的，她知道这些人打的什么主意。如果这一旦借出，对方必将是有借无还，甚至是让鼎不知所踪。

因此，她也不多解释，只是强调潘家并无此物，此物在祖父生前早已送人，自己从未见过此物，只是从长辈那儿听说过此事。

前去“借物”的国民党要员碰了一鼻子灰，气得脸色铁青，无奈只得扫兴而去。

如果说以上这些事，潘达于尚能巧妙机智地对付，但是1937年后，“大盂鼎”与“大克鼎”迎来了它们的生死考问。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我国的全面入侵正式打响，日本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明杀明抢。

身处苏州城的潘达于感受到了这些传承之宝所面临的危险处境。

为了不使这些历经几代人收藏的珍贵古董、藏书、字画等落入日寇之手，她开始秘密安排人打包转移。

但是两座青铜鼎分别重307斤与403斤，这么重的器物如何转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更何况，如果在转移过程中稍有损毁，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祖父地下有知，亦不会愿谅自己。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华的战火已经烧到了上海及周边地区。

潘达于此时已带一双过继的儿女逃到了江苏太湖岸边避难。

尽管离家之前，她已经将一对大鼎做了周密的藏匿，但她还是放心不下。

“淞沪会战”打响的第二天，她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必须返回江苏老宅，将盂、克二鼎再次深埋隐藏，决不能让这一对宝物落入日寇倭奴之手。

事关重大，不宜迟疑。

潘达于会同姐夫潘博山与堂叔家的八弟高量后，决定找两个信任可靠的木匠，一同连夜返回苏州。

潘达于一行5人坐马车，连夜赶回苏州城南石子老宅。

此时，苏州城已被日军的飞机轰炸过，整个空气中仍漫弥着火药味。潘达于一时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担忧，担心这两件青铜器会不会受损，或甚至于被炸毁了。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行人进入家门后，看到院里屋内还没有被日机炸到过的痕迹，潘达于这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趁着夜色，潘达于连忙吩咐两位木匠，按两尊青铜器的大小尺子制作木箱，将青铜器小心翼翼地装入。

为了使隐藏更加秘密，潘达于在与姐夫及八弟商量后，决定将木箱深埋于后院一间破旧不堪、平时也没人住且堆满杂物的房间。

他们一同开挖，为了能使开挖后的地面复原如初，他们将挖开的地砖一块块的按顺序摆好码放。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挖掘，一个两米见深、长宽约两米的坑洞终于挖好了。然后几人便将两个木箱用绳索缓缓移动吊入坑中，用原土掩埋，再将地砖一一按原来的样子复位。

两件青铜器埋好后，几人戴上手套后又将杂物间堆放的一切杂物原样堆放在上面，这样基本做到了搬动如旧，丝毫看不出有人动过的痕迹。

事件办完后，潘达于对两位木匠郑重地说道：

“如今国家蒙难，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为了不使这些东两落入日寇之手，今晚之事，你们二位千万不可泄露！自今以后，潘家养你们全家一辈子！立此承诺，决不食言！”

此事办完后，潘达于心中长松了一口气。

是夜，潘达于一行五人趁黎明之际，乘马车又悄悄地返回了太湖岸边继续避难。

后来的事件发展，证明了潘达于这一计划十分成功。

1937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第9师团攻入苏州城，苏州正式沦陷于日军之手。

此后，苏州市开始了在日本人占领统治长达8年的日占期。

日本人为了搜刮苏州地方百姓的财富，到处抢劫强占百姓的财物。作为苏州的大户人家，潘家也是在劫难逃。

当淞沪会战的日方司令官松井石根得知潘氏一家曾收藏有中国西周青铜器“大盂鼎”与“大克鼎”两件稀世宝物时，他命人前往潘家搜查。

可是，当日本人搜查几次后，除了搜到一些银器玉器以及普通的古玩瓷器外，翻遍了潘家老宅，也没有发现外界所传的西周青铜器。

次年，日本人在苏州推行起所谓的“日中共荣”，虚伪地打起了“亲善友爱”牌子，以维持苏州社会的“安宁和平”。

待局势稍缓后，放心不下家中藏品的潘达于从外地回到了苏州老家。

日本人得知情况后，找到潘达于，问其大鼎的去向，并以死亡相威胁。

潘达于毫不胆怯，冷静地答道：

“自从嫁入潘家，我就从没有见过什么所谓的青铜鼎，那都是上辈之人的事情了，谁知道当年我爷爷把它们送给谁了呢！”

但是，日本人仍不死心。

为了得到青铜鼎，日本人又先后七次派人到潘家老宅搜索。

1943年冬，日本人派人带着金属探测仪，再一次来到潘家搜寻。

幸运的是，当探测仪发出蜂鸣之声时，日本人欣喜若狂，沿探测声传出的地方开始疯挖，结果只是挖到了几千枚银元后，探测仪便再无蜂鸣之声发出了。

“大盂鼎”与“大克鼎”终于再一次躲过一劫。

这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感谢上天。

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经历了苦难的十四年抗战后，在中美英苏四国所签《菠次坦宣言》的压力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苦难卓绝的抗战岁月，苏州也迎来了新生。

这一年，潘达于39岁。

这位命运坎坷的女性，终于没有辜负祖父的临终重托，完好地将“大盂鼎”与“大克鼎”保存了下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在潘达于脸上没有持续多久。

1946年6月26日，随着蒋介石此前将亲手签订的国共《双十协定》撕毁后，以22万兵力进攻我鄂豫皖中原解放区，中国再次爆发了空前的内战，国家再一次陷入战争。

潘达于又开始了对一对青铜鼎命运的担忧。

此时，潘家原先埋鼎的一方地皮早已塌陷了下去。为了以防万一，潘达于找人将鼎悄悄挖出后，重新做了木箱装好，然后放在堆放杂物的后厢房，再以一些破旧衣物、树枝稻草等物覆盖其上。

1949年4月27日，苏州终于迎来了解放，当人民子弟兵开进苏州城的那一刻，潘达于已经为了守护这一对青铜器，时间整整过去了24年。

潘达于知道，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这一对大鼎的安危了。

这一天，看着整齐划一进入苏州城的人民解放军在市中心广场会师时，潘达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样的泪水饱含有多少复杂的情感，估计也只有她本人才能说得清。

1951年，百废待兴的国家，开始了对各地重要文物的征集与整理。

这一年，上海也要建博物馆了。

当潘达于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不已。此时的她，早已想明白了，“大盂鼎”与“大克鼎”这两件书写了我国西周社会制度变迁历史的青铜器，理应属于国家与人民，应该让双鼎重见天日了。

只有让双鼎进入博物馆，才能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与社会功能，同时也更加安全。

五、潘达于将国宝无偿捐献给博物馆，双鼎从此归于人民，获得了最美好的归属。

图：晚年时期的潘达于在大盂鼎(图左)与大克鼎(图右)前留影。

1951年夏，潘达于将自己捐鼎的想法与子女和潘氏族人说出后，征求他们的意见。

令人感动的是，潘氏后人一致同意将双鼎献给国家收藏。

同年7月6日，潘达于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去信，表示要将一对西周青铜器捐献给政府。她在信中写道：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储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以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到信后，十分重视，特地派专人赶到苏州与潘达于见面了解情况。

由于关于“大盂鼎”与“大克鼎”的传闻，只散见于史料，几十年来，谁也没见到过该器物的真件甚至照片，所以前来的特派人员也是半信半疑，说要一睹实物再说。

当其在潘达于的引领下，来到后院厢房，拨开那些满是在尘的旧衣杂物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只见器物完好无损，大盂鼎与大克鼎散发的那种古代青铜器特有的光泽与历史沉淀下才有的斑驳，仿佛时隔千年，仍然在诉说着西周王朝曾经的辉煌往事。

10月9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特地举行了“大盂鼎”与“大克鼎”捐赠仪式并授奖典礼。

为了表彰潘达于历尽艰辛守护这一对国宝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一壮举，政务院文化部又举办了一次表彰大会。

表彰会上，文化部授予潘达于女士由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文学家沈雁冰(即茅盾)签名的褒奖状，同时奖励潘达于2000万元的奖金。这笔奖金为当年旧币，相当于后来不久重新发行的“拾元大团结”该版人民币的2000元。

图：1951年，文化部颁发给潘达于的褒奖状。

在那时普通工人人均月工资不足20元的上世纪50年代，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巨款。

不过，潘达于并没有用于个人家庭开支，而是全部捐献给了当时正在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军。

对于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的褒奖状，潘达于则十分珍惜。该奖状上以毛笔楷书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潘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歷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經兵燹，保存無恙。今舉次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尚，特予褒揚，此状。”

这张褒奖状后来一直被潘达于张挂于卧室里，前后达50年之久，直到潘达于先生晚年将其赠送给了苏州当地博物馆珍藏。

此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了大量的藏品。其中1956年捐赠字画99件，1957年又捐赠字画150余件。

如今，当我们参观上海博物馆时，所看到的明代大画家沈周的《西湖名胜册页》、弘仁(注：即明代山水画家江六奇)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页》等400多件文物，这其实都是来自于潘达于先生当年的捐献。

身拥万千家财的潘达于，多年以来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在经历了清末、民国多年的战乱与坎坷岁月后，她早已看淡了这些身外之物。

其子女后来多从事教师职业，教书育人，看不到有人坐拥千金，挥霍奢糜。这也许也就是家族文化传承的力量吧。

2007年8月8日，这位生于清末1906年3月的杰出女性，跨越百年风雨，终于走完了她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长眠于苏州大地，享年102岁。

六、文章结语

图：晚年时潘达于带着孙儿一起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大克鼎青铜器。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一个人一生的功业与事迹却可次穿透历史，历百年千年而不朽。

潘达于本是一位平凡的女性，然而，在历史风云际会的风口，她每一次的选择却那么的不一样。可以说，她用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长达82年的漫长岁月中，为家族，也是为国家守住了这一对国宝。

因为有她，才让我们后世之人得以通过“大盂鼎”与“大克鼎”感受到约3000多年前西周的文明与辉煌，聆听那来自遥远先祖的呼唤。

仅从这一点讲，潘达于先生功莫大焉。

尽管她一生也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她的人格与家国情怀却可以穿透历史，会一直流传下去。

她这样的人，值得我们长久地纪念与怀念！——全文

——青峰，2025年12月1日~3日，写于鄂西夷陵古城

附文章写后记：

关于潘达于先生的人生往事，我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所熟悉了。

然而，当今天下笔为她写一人物志小传时，内心依然激荡。

一位妙龄女人，从19时失去丈夫，守寡近84年，只为完成了一承诺，为家族、为国家守住一对青铜国宝。

这难吗？我想这面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无比艰难的。

我们常讲，一件事件的伟大与否，并不在于它开始的时候有多么的轰轰烈烈，也不在于它成功时赢得了多少喝彩，而是在于事件成功的过程中，它经历了多大的困难与坎坷，以及事件成败之后流传的岁月长短。

时间往往是一把无情的尺子，它能公正地裁剪出一切有价值的事物。

潘达于一生跨越百年岁月，关于她的人生往事，笔者很难在一篇12000多文字的人物小传中述之备也。

本文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限于篇幅，有的只是一笔带过了。

其实关于“大盂鼎”的发现过程与左宗棠是如何将这方大鼎从陕西关中运到北京的等，这里面还有不少传奇的往事。

为了突出人物主题，也是为了避免文章篇幅过长，我都一一省略了，颇有遗珠之憾。只能冀希望在今后的相关文章中详细讲述了。

鉴于文章中所述事件众多，对于每个事件出现的时间节点，尽管笔者所引都有所出处，然而难免有误。

希望读友朋友们，在阅读时发现后，不吝指出。我将在核查后再作匡正。

另附本文写作参考史料及书目：

1、《大盂鼎与西周铭文研究》，作者李学勤；

2、《国宝档案：大盂鼎》，央视栏目组；

3、《国宝大盂鼎：从考古发现到文化传承》，作者张懋镕；

4、《海内三宝：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作者潘深亮；

5、《蒙面双鼎：大盂鼎·大克鼎传世之谜》，作者谈古，崇文书局，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