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边境放过一名护士,25年后去首尔,刚出机场就被黑色车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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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7年深秋,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去韩国首尔参加家具博览会。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还在想着接下来怎么跟翻译对接。

谁知道刚走出航站楼,几辆黑色奔驰轿车忽然从两侧冲过来。

那阵势把我吓得腿都软了,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

我一个做家具生意的土老板,怎么会被人这样围堵?

黑西装保镖迅速下车,将我围在中间,我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这时候,一个保养得体的中年女人从车里走出来。

她看着我,眼眶一红,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了一句话。

她声音颤抖着开口:"二十五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二十五年前那个刻骨铭心的雪夜,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忽然涌上心头。

那是1972年腊月,我在中朝边境放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韩国女护士。

当时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我更没想到的是,她如今的身份,会让我彻底说不出话来。



1

我叫周伟健,1952年生人,辽宁丹东下辖柳河镇的农家子弟。

说起我们老周家,在村里算是最穷的那一拨。

我爹周老栓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土里刨食。

我娘生了我们姐弟三个,两个姐姐早早嫁了人,就剩我这个老疙瘩。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念完小学就辍学回家种地了。

我爹成天唉声叹气,觉得对不住我这个儿子。

他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闷声开口:"老三啊,爹对不住你,供不起你念书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是他不想供,是真的供不起。

那年头,谁家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念书那是城里人的事儿。

1971年冬天,我刚满19岁,征兵的消息传到了村里。

整个柳河镇都沸腾了,年轻小伙子们挤破头想去报名。

当兵意味着有饭吃、有前途,还能给家里省口粮。

我第一个跑去大队部报了名,心里七上八下的。

体检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生怕哪个环节出问题。

结果一路过关斩将,我顺利被选上了。

我爹知道消息的时候,蹲在灶台边抽了半宿旱烟。

他什么话也没说,但我看见他眼眶红了。

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冷得能冻掉耳朵。

全村人都来送行,敲锣打鼓的,比过年还热闹。

我娘把一个布包塞进我怀里,里面是五个煮熟的鸡蛋。

她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

她哽咽着叮嘱我:"老三啊,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老周家丢人。"

我使劲点头,喉咙堵得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爹站在人群后面,冲我挥了挥手,转身就走了。

我知道他是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泪,丢人。

新兵连在丹东城里,离家不算太远,但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

那时候的训练苦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操、练枪、学文化。

我从小干惯了农活,体力倒是跟得上。

就是那些字认不全,经常被班长点名批评。

三个月新兵连结束,我被分到边防某团侦察连。

连队驻扎在中朝边境的深山里,对面就是朝鲜的地界。

白天训练巡逻,夜里站岗放哨,日子枯燥得要命。

但我心里踏实,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出息。

连长姓马,四十来岁,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

他作风硬朗,说话直来直去,眼睛跟鹰似的锐利。

他经常跟我们讲当年打仗的事儿,讲得我们热血沸腾。

他站在队伍前面扫视一圈,沉声告诫:

"咱们这儿,别看太平年月,眼睛要放亮,警惕阶级敌人渗透!"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不敢有半点马虎。

那会儿我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是保家卫国的战士,浑身是劲儿。

我在连队里有个好兄弟,叫赵荣圣,是我同村的发小。

我俩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一起报名参军,又分到了一个连队。

荣圣这人憨厚老实,力气大,干活从不惜力。

就是脑子有点一根筋,有时候说话直愣愣的。

我俩睡上下铺,有什么心里话都互相说。

他经常躺在床上念叨:"等退伍回去,我就娶村东头老李家的闺女。"

我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急得跟我翻脸。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也简单快乐。

1972年腊月,大雪封山,边境线上白茫茫一片。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积雪没过了膝盖。

我们巡逻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儿。

那天夜里轮到我和赵荣圣值班,月亮又圆又亮。

我俩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踩着吱嘎作响的积雪往东走。

冷风跟刀子似的往脸上刮,鼻涕冻成了冰碴子。

荣圣呵着白气,搓着手问我:"伟健,冷不冷?"

我咬着牙逞强回他:"冷啥,比起当年志愿军在长津湖,这点雪算啥?"

荣圣嘿嘿笑了两声,揶揄道:"就你知道吹牛皮。"

走到一处山坳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我拽了拽荣圣的袖子,示意他别出声。

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断断续续的。

荣圣竖起耳朵听了听,脸色一变,压低声音问我:"是不是有情况?"

我也压低声音回他:"不知道,咱们过去看看。"

我俩端起枪,猫着腰,小心翼翼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

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刺眼睛。

我心跳得厉害,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开枪。



在一处背风的石头后面,我们发现了一个蜷缩成一团的人影。

那人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整个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

我大喝一声,枪口对准了那个人:"站住!什么人!"

那人缓缓抬起头来,借着月光,我看清了那是一张年轻女人的脸。

她的脸惨白如纸,嘴唇冻得发紫,眼神里满是惊恐。

她看着我手里的枪,嘴唇哆嗦着,挤出几个蹩脚的中文字。

她虚弱地哀求道:"别……别开枪……求求你……"

话音刚落,她眼睛一翻,整个人晕了过去。

我和荣圣面面相觑,都愣住了。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女人?

荣圣蹲下去查看了一下,皱眉开口:"这女的腿上有伤,流了不少血。"

我也凑过去看了看,发现她右腿上有一道深深的划伤。

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化脓,她能撑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

荣圣着急起来,催促道:"得赶紧处理一下,不然这女的要死在这儿。"

我点点头,招呼他帮忙把人抬起来。

附近有一处废弃的护林小屋,我们把弄到那儿去。

小屋里黑咕隆咚的,我们点起一堆火,屋里才暖和了些。

我把军大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试图帮她暖和身子。

荣圣从急救包里掏出纱布和药水,开始给她处理伤口。

他手法生疏,弄得那女人疼得直哼哼。

我接过纱布,自己动手帮她清理伤口、包扎。

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无意间碰到了她贴身口袋里的东西。

一个金属小牌滑落出来,掉在地上叮当一声。

我捡起来借着火光一看,心脏猛地收紧了。

那牌子上面刻着一串我看不懂的字母,还有一个军队番号的标识。

那些字母弯弯绕绕的,明显不是中文,也不是俄文。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抗美援朝的故事听过不少。

那番号、那字母的样式,分明就是韩国军队的东西。

我手一抖,牌子差点掉进火堆里。

荣圣凑过来一看,脸色刷地就白了,倒吸一口凉气。

他瞪大眼睛,压低声音急道:"伟健,这是敌特啊!咱们得赶紧报告连部!"

我盯着那块牌子,脑子里乱成一锅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女人这时候悠悠转醒了,睁开眼睛看见我们,浑身一颤。

她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牌子上,眼泪忽然涌了出来。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嘴里用生硬的中文说着什么。

她断断续续地解释:"我……我不是间谍……我只是……想找妈妈……"

我皱着眉头追问:"什么意思?你妈妈在哪儿?"

她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对折的黑白照片,递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志愿军护士服的年轻女子,面容清秀。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妈妈,1951年。

我心里猛地一震,隐约明白了什么。

荣圣急得直跺脚,拽着我的胳膊低声嚷道:

"不能信她,这肯定是敌人的花招!万一被连长知道了,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没理他,蹲下身子,看着那女人的眼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吃力地回答:"我叫金贞淑……生母是中国人……是志愿军的护士……"

她一边说一边流泪,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的身世。

她的妈妈1951年在朝鲜战场失散后被俘,后来辗转流落到了韩国。

她在收容所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临死前留下了这张照片。

金贞淑被一对韩国军医夫妇收养,长大后也当了护士。

金贞淑越说越激动,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哽咽着继续讲述:"养父母临终前……告诉了我的身世……把妈妈的遗物交给了我……"

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想找到母亲的故土,找到外婆家。

她打听到母亲可能来自辽宁丹东一带,于是铤而走险。

她通过海上走私船偷渡到朝鲜,再一路北上,试图进入中国。

可惜在翻山的时候摔伤了腿,又遭遇了暴风雪,才落到这步田地。

她拉着我的衣袖,哭着恳求:"我真的不是间谍……我只想找到妈妈的家人……"

她的眼神那么绝望又那么倔强,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娘。



荣圣在旁边急得直转圈,压低声音骂我:

"你是猪脑子啊!放走敌特是杀头的罪,你是不是活腻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又看看眼前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她太年轻了,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比我大不了几岁。

她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旧得发黄的布香囊,针脚粗糙。

那种东西我见过,是老家妇女给孩子做的保平安用的。

我忽然想起临走时我娘塞给我的那五个鸡蛋,心里一软。

如果换成是我娘,她会怎么做?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长叹一口气,做出了一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决定。

我回头对荣圣郑重开口:"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出去烂在肚子里。"

荣圣瞪大眼睛,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指着我的鼻子急道:"你疯了!万一被发现,咱俩就全完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沉声回应:"如果被发现,一切都算在我头上。"

荣圣气得脸都红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

最后他恨恨地骂了一句:"周伟健,你迟早要害死我!"

但他没有再阻拦我,我知道他也是心软的人。

我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裹在金贞淑身上。

又把急救包里所有的药品都拿出来,帮她重新包扎了伤口。

我把随身带的干粮和水壶都留给了她,指着窗外的方向告诉她路线。

我压低声音叮嘱她:

"往东走,翻过那座山,有一条小道能到鸭绿江边,那里有渔民的船,给他们些钱,能送你回去。"

金贞淑拼命磕头,额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

她泣不成声地感谢我:"谢谢……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只简短回答:"我姓周。"

我没有留全名。

金贞淑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

走到门边的时候,她忽然回过头来。

她解下脖子上那个旧香囊,颤抖着双手递给我。

她眼含热泪开口:"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我没有别的东西……请你务必收下……"

我推拒了几次,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褪色的布香囊。

香囊绣工粗糙,能看出是战时匆忙缝制的,里面硬邦邦的有什么东西。

金贞淑最后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感激和泪水。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风雪里,瘦弱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2

那天夜里回到连队,我和荣圣谁也没吭声。

这件事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把那个香囊藏在箱底,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那个女人的脸。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也不知道她最后怎么样了。

但我心里清楚,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那样做。

因为我放走的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一个找妈妈的女儿。

这件事,一藏就是二十五年。

1978年春天,我服役期满,背着行李卷回到了柳河镇。

离开的时候我19岁,回来的时候我26岁了。

七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改变很多事情。

我爹佝偻了背,头发全白了,娘也老得不成样子。

家里的土房子摇摇欲坠,院子里的猪圈塌了半边。

两个姐姐嫁得远,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面。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堵得慌,不知道该说什么。

退伍回来那天,村里人都跑来看热闹。

我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显得落魄又局促。

有人凑上来问我:"伟健,在部队当了什么官啊?"

我尴尬地摇头:"就是个普通兵。"

话音刚落,人群里就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有人小声嘀咕:"老周家的儿子当了七年兵,结果啥也没混上。"

还有人接茬:"白白浪费了七年青春,不如早点回来种地。"

我爹脸上挂不住,扯着我就往家走。

回到家他一句话也没说,蹲在门槛上抽闷烟。

那几天我在家里坐立不安,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转业费加上这些年攒的津贴,一共不到两百块钱。

这点钱在城里能干啥?买辆自行车都不够。

我娘劝我去相个亲,找个踏实姑娘成个家。

她唠叨着催促我:"儿子都26了,再不娶媳妇就成老光棍了。"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是滋味。

穷成这样,哪个姑娘愿意跟我?

赵荣圣比我早两年退伍,这会儿已经在村里结了婚。

他媳妇就是他念叨了好几年的老李家闺女,人长得不错。

荣圣经常来找我喝酒,两个人就着一碟花生米能唠到半夜。



他问我:"伟健,今后有什么打算?是继续种地还是想别的法子?"

我摇摇头叹气:"还没想好,现在这形势,也不知道能干啥。"

荣圣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凑近我耳边透露:

"镇上赶集的时候,山货卖得特别火,木耳、蘑菇、榛子这些东西,城里人稀罕得很。"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好像抓住了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着家里那辆破自行车去了镇上。

集市上人山人海,叫卖声此起彼伏。

我转了一圈,发现荣圣说得没错。

那些山货的价格确实不低,而且供不应求。

我们这儿是长白山脚下,漫山遍野都是宝贝。

只是以前大家只知道种地,没人想过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

我心里渐渐有了主意。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琢磨了三天三夜。

最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收山货,倒腾到城里去卖。

我把这想法跟我爹一说,他差点没把烟袋杆子摔了。

他瞪着眼睛骂我:"你个败家子儿!投机倒把是要坐牢的!"

那年头政策还没完全放开,做买卖确实有风险。

但我横下一条心,梗着脖子回他:"大不了被抓进去,总比饿死强!"

我娘在旁边抹眼泪,叹着气数落我:"这孩子从小就倔,谁也拧不过。"

最后我爹叹了口气,摆摆手不管了:"随便你,反正我管不了了。"

我把那一百多块钱全掏出来当本钱,开始走街串巷收货。

荣圣看我来真的,也跟着入了伙。

他出人出力,我动脑子跑腿。

我俩起早贪黑,蹬着自行车满山转悠。

木耳、蘑菇、榛子、药材,能收的全收。

攒够一批就往县城送,找那些饭店和供销社收购。

一开始人家看不上咱们,嫌咱们是乡巴佬。

我厚着脸皮求爷爷告奶奶,磨破了嘴皮子才打开销路。

那两年吃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有一回冬天赶路,自行车链条断了,我推着车走了二十里地。

回到家脚趾头冻得发黑,差点没截肢。

还有一回被人骗了货款,我气得在马路边坐了半宿。

荣圣找到我的时候,我眼眶都红了,觉得自己太窝囊。

他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这算个屁,咱们从头再来!"

就是那一次,我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1980年,国家政策彻底放开了,干个体户不再偷偷摸摸。

我和荣圣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手里慢慢有了积蓄。

1983年,我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我贷款五千块,承包了镇上一个濒临倒闭的村办木材加工点。

那加工点只有几台破机器,半死不活的没人愿意接手。

我爹听说后差点背过气去,指着我骂道:

"你不知天高地厚!贷那么多款,万一还不上,全家都得跟着遭殃!"

我扑通跪下来给他磕了三个头,恳求道:"爹,就信儿子一回吧。"

那几年,我把命都豁出去了。

白天盯着工人干活,晚上自己琢磨设计图纸。

机器坏了我自己修,木头不够我亲自上山砍。

跑销路的时候低三下四求人,被人撵出来好几回。

有一回扛木头把腰闪了,疼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荣圣天天来看我,劝我:"别这么拼命,身子骨要紧。"

我躺在床上咬着牙回他:"不拼命不行,欠银行的钱压着呢。"

那阵子我瘦得皮包骨头,整个人跟鬼似的。

老天爷总算没亏待我这个实诚人。

1985年,我们厂做的实木家具开始有了名气。

木头实在,做工扎实,价格公道,回头客越来越多。

到1988年,伟健木业的招牌在周边几个县都叫得响了。

我还清了银行贷款,在镇上盖起了三层小楼。

把爹娘从那间破土房接进新房的时候,我娘哭得稀里哗啦。

她拉着我的手激动地念叨:"儿子出息了,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爹站在新房门口,抽着旱烟一句话不说,眼眶却红了。

1990年,我娶了媳妇,是县城供销社主任的闺女。

她叫李露雯,长得端正,性格也好,跟我爹娘处得来。

第二年,我儿子出生,取名周志强。

我抱着那软乎乎的小肉团子,心里说不出的满足。

这辈子,总算有了盼头。

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好,我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可是有些事情,我以为早就翻篇了,它偏偏又冒了出来。

1992年中韩建交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厂里看账本。

电视里播音员在播报新闻,我一开始没当回事。

可是听着听着,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雪夜,想起了那个叫金贞淑的女人。



她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母亲的家人?

还是在回去的路上就冻死了?

这些问题一下子涌上心头,让我坐立不安。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那个旧香囊,摩挲了很久。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7年,这一年我45岁。

伟健木业已经是东三省数一数二的家具厂,产品远销好几个省份。

我在省城开了分公司,手下有两百多号工人。

日子过得不能说大富大贵,但也算体体面面。

儿子周志强上了小学,聪明伶俐的,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我爹娘身体还算硬朗,没事就在院子里种种菜养养花。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谁知道,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来了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那年初夏,一封来自韩国的邀请函寄到了厂里。

韩国贸易协会和辽宁省外贸厅联合举办亚洲国际家居博览会。

伟健木业作为省内重点出口企业,受邀参展。

厂办的小王兴奋得直拍大腿,激动地嚷嚷:"老板,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我拿着那邀请函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情复杂得很。

韩国,那个让我魂牵梦绕又不敢细想的地方。

二十五年前那个雪夜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

那个叫金贞淑的女人,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事跟媳妇说了,露雯问我:"想不想去?"

我沉默了半天说不出话。

她看我这副样子,以为我是怕麻烦。

她劝我:"去呗,这是打开国际市场的好机会,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是滋味。

我没法跟她说实话,没法告诉她我在犹豫什么。

那个雪夜的秘密,我藏了二十五年,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荣圣虽然知道,但我们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再提那件事。

犹豫了好几天,我最终还是决定去。

办护照、签证、准备参展资料,忙活了小半个月。

走之前,我把那个旧香囊从箱底翻出来,揣进了内衣口袋。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带着它。

也许心里存着一丝念想,想知道那个女人后来怎样了。

露雯看见我往兜里揣东西,好奇地问:"往兜里揣什么呢?"

我随口敷衍她:"是个平安符,保平安的。"

她没多问,只是叮嘱我在外面注意安全。

她担心地嘱咐道:"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骗了。"

1997年10月,我登上了飞往首尔的航班。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紧紧抓着座椅扶手,大气都不敢喘。

旁边一个小年轻看见我这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尴尬得脸都红了,只能装作看窗外的云。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降落在首尔金浦机场。

走出舱门的那一刻,我深吸了一口气。

脚下这片土地,就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吗?

机场里人来人往,我跟着人流往外走。

脑子里还在想着接下来的安排,先去酒店再去展馆。

省外贸厅派了一个翻译跟我一起来,约好在出口接头。

我拎着行李箱,穿过熙熙攘攘的到达大厅。

阳光从玻璃幕墙照进来,晃得我有点睁不开眼。

我找了找,没看到翻译的身影,只好先往出口走。

刚迈出航站楼大门,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

几辆黑色奔驰轿车忽然从两侧冲了过来。

那几辆车速度快得吓人,轮胎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它们稳稳地停在我面前,把我围在了中间。

我整个人吓傻了,行李箱从手里脱落,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还是被人当成了别的什么人?

车门啪啪打开,几个穿黑西装的保镖鱼贯而出。

他们迅速散开,形成一个包围圈,把我围在最中间。

我腿一软,差点没站住,冷汗刷地就下来了。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们是谁,却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那些保镖面无表情,像几尊雕像一样立在那里。

我心跳得厉害,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最前面那辆车的后门缓缓打开。

一双高跟鞋先落在地上,然后,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

她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墨绿色套装,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

保养得宜的面容上带着几分雍容,气质和周围的保镖完全不同。

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定定地看着我,眼眶忽然红了。

她快步朝我走来,高跟鞋在地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

我呆呆地看着她,只觉得这张脸有些眼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

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开口问我:"你……还记得我吗?"

我脑子嗡嗡作响,心脏砰砰狂跳,整个人都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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