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西园轶事

辑录： 陈义兰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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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05年版《百年西园》，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1. 王笠昆兄弟生平点滴：

王笠昆 1904 年生，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王家铺人。世居九江西园浪井附近，家有一进两重黑色片子砖瓦房一幢。

1921 年，王笠昆在九江同文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方志敏组织的“反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全世界福音化”的宣传活动；不久又参加方志敏组织的秘密“读书会”。1923 年，王笠昆被派到党团组织合办的专门出售革命书刊的 XX 书店工作。

1926 年 2 月，中共九江地方党团组织选中王笠昆的家作为工作据点，因为这儿地形复杂，巷巷角角多，不熟悉的外地人如同进了迷魂阵，它有利于集中，也极利于疏散。后来，王笠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十三中学校长，时年已有 64 岁。

王笠昆之弟王笠忠，在其哥哥的指使、教导下，常给当时地下党团组织送信、望风。1926 年他只有 11 岁，只知道为当时九江党、团组织做了事，但又没有任何人证物，自己做了什么也说不清楚。1968 年时，王笠忠已 53 岁，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而列为“审查对象”。1975 年便从十里小学教师位置上退休，1977 年逝世，享年 67 岁。

我所了解的王氏兄弟俩生平点滴线索，希望能给九江党史研究者提供一些信息。（郑光中整理）

2. 日军抢占浪井附近沿江阵地：

（1938 年 7 月 25 日）敌舰乘机放下橡皮登陆艇 20 余支，满载敌兵。在其猛烈之炮火掩护下，向我浪井附近之沿江阵地驶来，似有突破我阵地之意图。我军沉着应战，待其驶到我阵地前约 300 公尺水面附近，我一举以集中的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激战约三十分钟，敌橡皮登陆艇被我击沉七、八艘，一百余名敌兵落水泅逃，其余十余艘也被我痛击后狼狈逃生。（摘自高鹤峰《九江市区防守战》）

日本海军攻打九江城

3. 西园“安居证”的发放：

抗日战争九江沦陷后，西园一带被划定为“难民区”。其中大人、小孩都要领取“安居证”，其手续苛刻繁杂。首先通过保甲户口填写表册登记，然后定时、定点依次排队照相。而“安居证”的发放由日寇宪兵亲自督办，宪佐、密侦、稽查、军警等大小汉奸只能在旁边协助和打杂。

宪兵要当面把已经贴了相片和填写好的“安居证”与持证人仔细核对，认为无误后，再捉住领证人的左右拇指在底册和“安居证”上同时按下手模，打上铜印。至此，领证工作才算全部结束。这种白色的“安居证”只用两年，因原来出去逃难的人忍受不了颠沛流离苦难，无奈回西园居住者增多，第三年又调换黄色的“安居证”。（郑光中 调查整理）

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发放的“安居之证”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4. 西园杨泗庙一带被误炸：

日军占领九江时期，在现今龙王墩至西门口一带水域，常有日本军舰停靠。为此，盟军经常出动 P38 型、P52 型轰炸机，对日舰和军事设施进行轰炸。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有时投弹轰炸往往偏离目标。1943 年西园杨泗庙一带被投弹误炸，1944 年西园中南旅舍（原西园路 35 号附近）也被误炸。（钱政 调查整理）

5. 汉奸伪警“黑吃黑”：

汉奸刘长松（安徽和县人）和其姘妇“二丫头”，经常混迹于西园内的大小赌场。一日，伪警高长子带着“兄弟”们以查赌为名，出入西园大街小巷，因与刘长松发生口角，便在“罗兴发”杂货店前大打出手。事情最终闹到日本宪兵队后，没几天，就有几名宪兵和翻译官来此地调查情况。日后怎么处理，我们都不知道。

记得是 1940 年 8 月 17 日早晨，突然有挑水夫从江边回来逢人便说：江边滩地上有一具女尸，许多人都认出是刘长松姘妇“二丫头”。我便与邻居等人前往看热闹，在大家七嘴八舌之中，又来了许多伪警、宪兵。

后来又听说伪警高长子被宪兵队逮捕，随后秘密处死。刘长松也因此事有牵连逃跑至沙河街，被日本宪兵逮住，生死不得而知。我家斜对面的“长源”烟土店老板袁长源（广东人）也一夜之间全家溜之大吉。

一个月后，西园便传开，他们几人因合伙私贩“大烟”，因分红利而结仇，最终闹出谋财害命案。原来“二丫头”也长期与“长源”老板姘住，并掌管店铺账目，而谋害“二丫头”的真凶，竟然是刘长松叔伯兄弟刘开先。（肖义山口述，王甫仁记录）

6. “干马脚”迷信害死人：

1943 年，有一位姓黄的与我父亲合伙在西园开“同福记”杂货店。他有一小儿子叫黄木水，比我大一岁，和我又是同学。因生病发高烧长期不退，请中医看病吃药就是不见好转。有的老人说遇上祸星了，后来他父亲在西园侯王庙请来菩萨“干马脚”。我那天也在家中看，还围了好多人凑热闹。

只见两个人抬一个菩萨，还有一个“马脚”（男子）手中拿一把宝剑，堂屋中间放一张方桌。“马脚”在桌子上跳上跳下，嘴里不停地吼叫；又画符、又念咒，还将黄裱纸点燃放进口中，以后又从嘴里吐出火来。大约搞了一个多小时，说在黄木水床下面捉到了鬼，并且把鬼放进了一个瓷罐子里，画上符把口封好，后来“马脚”把罐子带走了。

就这样他家人才松了一口气，以为儿子的病会好。可是不到三天，黄木水死了。我知道后心里也感到难过，亲眼见到这件事，使我从那时起至今就不相信迷信。（虞功煌记述）

7. 徐宝璜家产变卖调查记：

徐宝璜是徐烈士（指徐秀钧）的亲侄子，宝璜能上北大深造，都是徐烈士生前赡养的结果。徐宝璜一生共生育四个儿子：老大厚仁、老二厚义（两人是双胞胎）、老三厚尧（即徐友陶）、幼子厚舜。他们家在城里西园路口有六幢房产，1946 年长子厚仁将其变卖，并按四份每个兄弟各分一份。解放后，厚仁听说到南京担任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现厚仁、厚义均先后病逝。（宗远崖口述，沈家保记录）

徐宝璜像

昨天的事情我记不清楚，相反年轻时候的事情倒记得清清楚楚。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日本投降后，徐宝璜的长子徐厚仁作主，将其父辈沿大中路街面的家产六幢房子变卖了。我先买西园路口第一幢，开百货店，店号为“万铭记”。所以后来老人们都记得“万铭记”百货店，相反我的名字万兆彩只有熟人才知晓。

由于百货生意兴隆，随后向西，我又买下第二幢房子，仍然开百货店。第三幢是一位姓罗的开百货店，店号叫“罗炯记”。第四幢我记得是“正气书局”。第五幢是谭代权买下，开“衡茂茶庄”。第六幢是一位姓周的买下，开“周大生药店”。

除上述六幢临大中路街面房屋之外，宝璜家在鸿轩里的房产由王贻湘作为委托人，卖给一位姓罗的，以后罗姓又转卖给其他人，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但靠大中路街面的这六幢房子确实是这样的。解放后私房改造，基本上交由溢浦房管所。（方兆彩口述，沈家保记录）

8. 我曾目睹那场大火：

1970年3月7日火灾后的现场

西园高坡地段的一场大火，我记得是 1970 年 3 月 7 日上午 10 时左右。我那天早上正在船码头购买去武汉的船票，听到救火车鸣叫声，便急忙往西园里跑。因我岳父家也住在起火不远处，幸好没事。

灾后，街道干部、市公安局刑侦技术组的许多人在周围调查、拍照。我一直在现场附近观看、询问。起火原因是：住户曹述官的妻子熊某在烘烤婴儿尿布时离开，又因稍大的小孩在一旁玩火，最终引发大火，并殃及左右邻居五六户。

现在回想可能是西园路 30 号至 35 号之间。你们这几张照片还能找到，真不容易。受灾户后来均迁出西园，现在高坡那块空场就算是遗址了。（黄海潮讲述）

9. 庾楼遗址残碑的发现：

浪井自 1975 年开始干涸，加上保护措施不力以及附近居民乱弃垃圾，尤其是冬天残留的雪渣大量向井内倾倒，最终造成填塞。1979 年 2 月，九江市博物馆正式着手淘浚浪井。

因事先社会上就有传闻：文革中一些被划定为资本家成分的家庭，迫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压力，私下将一些珠宝首饰、金银器物丢弃井中，以免遭查抄。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描述，某人、某时、某物……于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也不能不信，更不敢不信，所以让民工将淘浚出的泥土分批过滤筛漏，最后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是，意外的发现也不是没有。因我家离浪井仅 50 米，博物馆户亭凤先生常来闲坐，并查阅一些资料。记得一天中午，户先生一见我便问：“明嘉靖《府志》还在手头吗？里面有没有关于庾楼故址的记载？”我便说：卷三《方舆志》记有一小段，其中有个别漏刻字。于是我们便进书房查阅。

原来他上午在浪井西侧颜姓小院内闲坐时，发现其门槛前有一块石条，凭经验判断是一块碑石。于是略将上面的土渣、水泥碎块揭去，果然看出“庾楼”两字。后因这家人不悦，将他们赶出。我到我家，一是查资料，二是让我去那家调解。

我马上带他到浪井东侧郭大嫂（原浪井居委会治保主任）家联系，不久协商达成，同意将碑挖出，但必须将门前约 2 平方米地面用水泥修补完好。碑石挖出后，我们看到“庾楼故”三字，残缺一字，可以断定为“址”字。该碑系住户几年前修缮房屋时从江边搬回的，具体位置也记不清了。

后来这块碑由博物馆收藏。几年后，我因撰写一篇文章，想配上该残碑照片，他们竟然告知：为妥善保护，馆里已将该碑再次埋入能仁寺内某处地下。这种消极保护措施也无可非议。当初经历此事的几位先生也先后去世，追记这段细节，大有人事皆非的伤感。（张廷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