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大司马版中国史纲｜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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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桓大司马

这篇文章是昨天的文章的一部分，因为昨天的题目是感言性质，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来看，所以今天单独摘出来，再增补了一点内容，跟大家交流。

桓大司马镇楼

文史宴发文多达十年，许多中途关注的用户因为对我们以往发过哪些文章不了解，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比如既有人说我们皇汉也有人说我们满遗，而这两个概念压根是无法共存的，所以大司马认为有必要给大家从总体上介绍一下我们的史观，在一些领域尤其要澄清误会。

我们对国家、王朝评价的主要标准，在基层是民生水平，在高层是文化发展高度，如果二者不错（或者至少跟周边其他势力比不错），那军事就是一个好国家必要的保障，所以这种情况下军事水平也应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比如罗马军团就是罗马共和国的荣耀，北府军也是东晋的荣耀；反之，如果二者很差劲，那军事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军事能力越强作恶越大，“战无不胜”就是减分项而非加分项，比如秦国的半兽人军队和朱元璋的邪教兽军，就是邪恶制度落地的罪魁祸首。关于评价标准的详细讨论请看大司马此文：

基于这样的评价标准，我们既不是皇汉，也不是狼图腾爱好者。汉族政权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少民政权同样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坏，具体根据其制度和心术来判定其优劣。比如五胡之中，同为少民，鲜卑慕容氏的政治就优于鲜卑拓跋氏和前秦苻氏，而汉人政权东晋南朝的政治则优于少民政权十六国北朝；宋朝的对手之中，少民建立的辽、元就远优于少民建立的西夏、金，甚或还优于汉人建立的宋朝，而汉人建立宋朝又胜过少民建立的比较垃圾的西夏、金；元作为出色的少民王朝，既优于汉人建立的垃圾王朝明朝，也优于少民建立的垃圾王朝清朝。当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有可能率先完成民族国家的突破（那之后是否要统治其他地区都好说），在评价标准里可以高看一眼，但不能太过。

同样基于这样的评价标准，我们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不是中华上国论。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结出的硕果之中，原始儒教（仅限孔孟，后来的都被法家污染了）的潜力极大，与希腊、罗马相比也不遑多让，所以对孔孟我们充满敬意，尊崇备至，对于极大地提升中国文明的佛教，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培植社会元气的道教也都颇具理解之同情。同时法家打造的秦式的政治制度却极端恶劣，不但面对希罗正脉望尘莫及，就是跟中东帝国、草原帝国、印度诸帝国相比也差距明显，所以对秦制我们自然就不会有一句好话，只会有严厉的批判和羞辱。总结起来，从儒释道对政治的建构来看，华夏文明与欧洲大同小异，小异之处正好互补，而前途高于中东文明融合之后的代表伊斯兰文明；从法家秦制的角度看，则中式帝国被全球主流文明甩出甚远，只有在秦制松动的时候才能拉近差距，可以说法家秦制极大地拉低了华夏文明的上限和下限。可参看大司马此文的详细讨论：

原理讲完了，大司马简单总结一下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看法，兼顾这些朝代在同时期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史前时代，两河流域因为地处各种人群交流的十字路口，社会发展迅速，巫师面临新兴的商人势力的挑战，而中国因为僻处一隅，萨满巫师特别强大，所以七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在物质水平极低的条件下，掌控的人口竟然跟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城市雏形欧贝德文化近似（5000~6000人），巫师对人民的掌控力极强。关于石器时代东西方的分野，请参看大司马此文：

但如果仅仅这样，跟日本、朝鲜等僻处东方一隅的其他文明体差别不会太大，但中国虽然跟两河流域文化及其辐射区（西到东欧、东到印度）交流不畅，却又没有完全阻隔（朝鲜和日本早期接近于被完全隔开），总有一些本地部落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之后，对原来自然生发的真·华夏文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为主军事为辅的组织模式，与日本天皇时代结构近似）进行全面征服和清洗，商（学习了驯马和马车）、周（学习了新式马车）就是这些二鬼子的代表。因为史前就被彻底征服了两次，所以中国文明从早期开始，政治管控度在各文明中独占鳌头，周天子对野人的控制已经超过欧洲中世纪王国和波斯-阿拉伯帝国对其平民的控制，所以真实的“三代之治”虽然比秦制要强不少，但在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成色其实是很低的，其文明成就与西方系统中垫底的古埃及也无法相比。关于周朝对社会的严厉管控，参看大司马此文：

到了西周灭亡，中国社会发生了两大变化，从社会层面来说，西周的对社会的严厉管控（与秦制的区别是统治者多头，彼此存在一定竞争）失效，社会被政治解绑，商业文化开始活跃和繁荣，从政治层面来说，虽然土鳖但仍保持底线的西周贵族共和＋列国体制，因为各诸侯国高层的残酷内斗和诸侯国之间的疯狂兼并而失效，政治走向一元化。儒教是前者结出来的硕果，孔子虽然推崇“三代之治”尤其是周制，但其实是旧瓶装新酒，儒教（仅限孔孟）的上限远远地高于周制，可以跟现代直接接榫，前途无量；法家则是后者结出来的苦果，主张为了国君的安稳，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毁灭。遗憾的是，因为社会过于原始，以法家为代表的去商业化的征发体系，战胜了儒教“先富后教”培植民间元气再协商组成大共同体的健康模式，秦皇汉武完成了法家在政治面和社会面落地，华夏的政治文明至此不幸沦落到全球垫底的格局，但汉武帝对儒教的利用虽然劣化了儒教，儒教却也在秦汉体制的内部开了后门，令这套极端恶劣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松动。关于儒教的杰出，请参看大司马此文：

基于以上叙事，秦和西汉是极其垃圾的王朝（无论与前后的王朝对比，或是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对比），人间魔国。东汉因为地方豪族的实力成长和意识形态上的儒化，帝国宰割社会的能力削弱，开始逐渐改善，三国虽然短时间内因为军争加强了对民间的控制，但基于列国竞争体制，总体上仍然削弱了秦制。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则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十六国北朝，总体上因为异族征服和军事掌控体制，与秦汉更为近似，另一条是东晋南朝，延续东汉和东吴以来社会被政治解绑的向好变化，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生提振、观念转型，是中国文明的希望所在，不过，即使是十六国北朝，因为部落的军事民主制、列国竞争体系以及北族对域外先进文明的引进，仍然优于秦和西汉这样的人间魔国，而十六国北朝之所以不及东晋南朝，除了异族征服带来的军事支配因素之外，也跟北方士族株守儒法混合之汉魏旧学吸收的秦汉成分比较多有关 （南朝则早已转向自由度较高的儒玄佛混合之新学） ，秦汉旧制摧毁了五胡内部上限虽不高下限却不低的军事民主制，劣化了五胡的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五胡乱华的进程同时也是华乱五胡的进程。关于东晋南朝的优越性，请参看大司马与胡阿祥老师交流后撰写的此文：

比较遗憾的是，南北朝的并立，最终由秦制化程度最高的西魏北周，消灭了政治混乱但社会繁荣的东魏北齐和文明天花板南朝，关陇集团不但政治残暴，也扭曲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文明向好的发展方向。不过，两晋南北朝因为社会相对自由（至少士族自由度远高于秦汉），皇权相对不彰，对西方先进文明（包括欧洲和中东）奋起直追，极大地缩小了东西方的文明差距，即使经历了关陇集团对根本方向的扭曲，惯性的力量仍然促进了华夏文明从中唐到北宋的良性发展。从中唐到北宋是藩镇割据的多头竞争格局，藩镇为了生存，在政治上虽然集权有所强化，在社会层面却因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战争，对社会的管控却大量解除，政府也从诸多经济领域中大踏步退出，因此催生了唐宋繁华，但社会面的发展跟政治面不匹配，最终因为政治集权的回潮（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和宋高宗用秦桧议和清洗内部），社会面的许多进步也化为泡影。总体而言，宋代在许多方面比中世纪的欧洲要先进（政治伦理不在此列），但不及同时期极度繁荣的伊斯兰文明（主要对标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失权后地方王朝并立的时期），很多宋粉胡吹宋代的体制就是现代体制，殊不知正是宋代的体制限制了蓬勃发展的宋代社会。与宋并立的北族王朝，游牧成分较重的辽、元虽然暴力但统治宽松，渔猎成分较重的夏、金则既暴力也不宽松，所以辽、元不但优于西夏、金也优于宋，西夏、金不但不如宋，也不如辽、元。关于宋神宗和宋高宗的集权，辽金宋的区别，可参看下面三文：

蒙元的征服与一般的北族不同，蒙古帝国征服半个地球，对全球主流文明（包含欧洲、伊斯兰、印度）都吃过见过，因此给中国引进了诸多伊斯兰文明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以及重商的灵魂，认为蒙古人因为落后才管制宽松是对世界史理解不足所致。蒙古人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也不是因为心善，而是蒙古大汗征服半个地球，极度自信，认为秦汉以来一些严控社会以维持帝国生存的制度妨碍了自己赚钱享乐，是愚蠢至极的东西，所以一概废除，因为蒙古大汗对享受的需求压过维稳的需求，所以基本废除了秦法，养兵也大幅减少，蒙元的社会自由度空前提高，但也因为对邪教监控不力，在民生远比明末清末优越远没到应该灭亡的当口，就被邪教暴动赶出了中原。蒙古夺天下过程中屠杀极惨，是伊斯兰世界没落的主因，将华北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地方共同体也被摧残得厉害，也形成了长久的消极影响，但对东亚整体而言，蒙元治天下既宽松又积极引进先进制度，而且为了通商将驿站修进云贵高原和蒙古高原，即使站在“大一统史观”的角度也不能忽视蒙元的贡献。蒙古帝国还 成为吐蕃、中亚乃至波斯、南俄的宗主，加强了东亚各地的整合以及欧亚文明的整合，开启了早期全球化，吸收了伊斯兰先进制度的蒙元与一般的北族征服是无法相比的。关于蒙古帝国的制度实质以及破解对蒙古帝国的诸般误解，请看国内元史普及第一人班布尔汗兄的雄文：

朱元璋通过蒙元的内斗偷鸡成功之后，一反唐宋元以来甚或东汉以来重商、宽松的相对善政，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令极度垃圾的秦汉制度借尸还魂，开启了华夏文明七百年的无尽堕落（此前虽然也时常落后，但尚有追赶甚至自我造血的能力，此后则无）。诚然，中国社会经历上千年的进展，已经不是秦汉制度可以彻底框住，全球化的发展也让明朝因为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有所进步，朱元璋的愿景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一套仍然极大地阻止了华夏文明的进步（比如被动卷入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就远不如主动拥抱），并且为后来的满洲征服者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蹂躏社会的范式，所以康乾都是朱元璋、朱棣的死忠粉。清朝确实歪曲了明史，但不是如明粉所想给明朝抹黑，而是给残害社会最为成功的朱元璋、朱棣乃至嘉靖疯狂洗地，满清统治之恶，少民本位只是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来自对朱元璋体制的全面学习，满清要是不学朱元璋，它就没这么坏了。关于康乾是明粉的讨论，请看北大明史学者的此文：

之前也有朋友线下交流时谈到，民国时代最终也走向了近代化，古代是否秦制就不重要了。但这里面有个时机问题，因为秦制帝国比普通帝国更恶劣， 近代转型就特别艰难，而转型的迟缓又会错失适合转型的时机，等到恶邻日俄崛起以后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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