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平装本首发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11月27日，“从‘一般思想’到文明对话——《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平装本首发暨学术研讨会”于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会聚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从世界史的视角讨论如何延续思想史的研究之路，审视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与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恒，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丹分别主持会议。

《中国思想史》为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中国思想史·修订本》是葛教授时隔25年后精心修订而成的全新版本，葛教授大幅度删减文字、改订结构、修订正文、增加补注、规范注释，使得这一全新修订本体现了作者自初版25年来的治学进展，以及21世纪以来思想史方面的新资料、新发现，是为治思想史者必备的著作。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恒。

首发式中，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恒致敬了葛兆光教授历时25年的学术坚守，指出其著作从“专史”到“通史”的跨越，不仅是对学者综合能力的挑战，更承载了历史叙事、价值观与时代立场的深刻表达。他强调，通史编纂的意义在于以宏阔视野概括时代精神，其影响力将跨越代际，成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同时，他感谢当前的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尽管环境变迁，学者对真理的追求始终通过学术成果得以彰显。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表示，《中国思想史》是一位伴随学人们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老朋友”，更是一位承载着新时代学术使命的“归来者”。她强调，《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绝非简单的再版，展现的是商务印书馆一份厚重的文化责任和长久的学术传承，更是葛兆光教授基于文化使命的深度淬炼与文明对话的再出发。一方面，葛兆光教授融会了新的学术思考与考古发现，对全书进行了精到的“瘦身”与“充实”，是一次思想的“时代淬炼”；另一方面，本书内置了更为开阔的世界史比较维度，践行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学术理路，使得思想史研究成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与共通性的关键路径，是一种文明对话视野的“自觉开启”。此外，她预祝《中国思想史·修订本》能持续参与全球范围内关于中国思想、关于人类文明的对话，激发更多跨越文明边界的对话。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以“越境之思”为题发表主旨演讲，通过对思想跨界流动与变异的观察，呼吁中国思想史研究打破传统历史疆界的限制，注意全球或区域视野下的思想史。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从历史上看思想的跨界流动。葛教授以1905年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景教遗址发现的叙利亚文残片作为引子，指出近年已经有中国学者指出，这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这说明早在9—13世纪，希腊哲学思想已通过景教传播至高昌（今新疆）。他从这一事例想到，思想文化的跨界交流其实非常多也非常早。其二，葛教授提出，思想传播与交错的中心并非固定，而是随历史变化而移动的。如中古时代的西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中海”，而15世纪后，东部亚洲的思想交流转移至环东海南海区域。强调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王朝”或“帝国”，甚至现代国界的框架，关注思想史中心的空间移动与变化。其三，跨界流动中的思想变异。葛教授讨论了思想在跨越国界时发生的变异。例如，佛教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后出现各自的本土特色，摩尼教在福建霞浦的道教文书中传承，“封建制”与“郡县制”在中日语境中被赋予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思想的跨界不是简单复制，跨界移动中的思想常常因为不同身份的人的传播，加上本土文化背景的解读而变异。其四，全球史视野下的反思与挑战。葛教授赞同全球史对“联系”的强调，但也提醒需注意传统国家对思想的型塑与限制。他以包容差异的罗马帝国与追求同一的秦汉帝国为例，指出东亚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变异往往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以因为强调联系而忽略国别。最后，他引用美国学者戴维斯《行者诡道》一书中讨论的16世纪哈桑·瓦桑的跨界生涯与双重信仰为例，提出思想史应关注跨界者的思想，关注思想的跨界流动和双向视角，呼吁中国思想史与世界史学者加强合作，改变“无世界的中国史”与“无中国的世界史”的研究割裂。

新书揭幕（从左往右依次为：陈恒、顾青、韩东育、葛兆光、李剑鸣、梁展、王为松）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

研讨环节中，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以“带一本书去孤岛”喻《中国思想史》“常读常新”的特质，其“重学不重文”的朴实文风与扎实考据，不加一句浮文和空论，深得读者喜爱。这次修订本的出版，兼具学术厚度与影响力度，社联愿助推当代优秀学术成果的传播。

商务印书馆编审、原总编辑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编审、原总编辑陈小文认为葛兆光教授确立了“一般知识论的思想史”新范式。该范式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专注于精英“奇思妙想”的“猎奇”模式，转而将一个时代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常规之物”作为研究基础与核心。此举宛如让璀璨的群星有了天空，艳丽的花朵扎根在大地。强调思想解释必须基于具体历史“处境”，并能在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展现社会与民族的共同“命运”。这一范式转换为思想史研究找到了更为可靠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梁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梁展表示，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以知识、思想和信仰三个关键面的描述，照亮了被传统思想史研究于各个经典思想家之间留下的灰暗地带，从而呈现出思想史本应有的层次感和整体感。他首先指出从思想史上看，一种文明的自我发现往往是以他者文明的输入和接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复数”的文明被发现之后，自身文明才能被确认为是多种文明中的一种而已；其二，西方文明观念的产生背后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观念和社会革命意识形态所驱动的，因此其发展道路被看成是理性的、进化论的，相反，中国文明则常常被西方人看成是“停滞的”和“流产的”，如今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明观被彻底颠覆了，实际上我们的文明较之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具有一种连续性和整体性；其三，从中西文明的不同道路来看，文明本身从一种社会现实逐渐被确立为道德理想，19世纪的西方人进而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文明标准，它成为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国家实施殖民主义统治的知识工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认为，《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呈现了一种思想史的新写法，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哲学史和观念史的模式，与欧美学界的“智识史”也不完全一样。它把思想史与知识史、文化史结合起来，深入探讨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交错而复杂的联系，尽力平衡“来自下层的历史”和“来自上层的历史”，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史叙事下推至普通人，另一方面又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精英思想，提供了一种复杂、立体、丰满而非线性的思想史叙事。这本书还展示了复杂纷繁的思想世界是如何转化为条畅而清晰的思想史的，带有某种“元史学”的意味。这本书的理念和框架形成于20多年以前，今天读来依然新意扑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就是它重新界定了何为“中国思想史”。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指出，《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核心贡献在于其提供了清晰的学术之“法”，即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与规则，为思想史这一艰深的学术领域提供了可循路径。他特别强调了书中“一般思想史”视角所具有的“人民性”维度，以及跨越文、史、哲的广博知识结构。韩教授还就中国思想中“道”与“术”的关系、官方思想与民间理解的差异等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葛兆光的著作为理解中国人如何思考问题提供了经典范式。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启立表示，《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在学术上突破了传统思想史的概念、人物为主体的写作框架，将社会知识、民间信仰，甚至占卜等材料纳入研究范畴，有很大突破。而且葛先生的写作，文风机智灵动，很多地方既如师生同侪对话，又仿佛是自省自语，如切如磋，引导读者共同思考。此外，他从思想传播的视角展开，进一步探讨了思想传播的物质维度——书籍的制作、流通乃至诵读方式，就是塑造思想力量的关键环节。他指出书中精英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以及印刷技术变革对思想传播的影响，体现了对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思考。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向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向荣指出，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突破传统精英框架，引入年鉴学派视角，将普通人信仰纳入考察，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其突出长时段视角，揭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双向融合，并重估安史之乱至宋代转型：文明重心由城市向乡村沉降，道德秩序自上而下渗透，重塑汉族生活统一性。他认为，这一论述与同期基督教从地中海沿岸城市向西北欧广大乡村传播形成跨文明对照，彰显了葛教授大视野与方法论创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顾云深。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顾云深指出，在当前思想史研究依然充满活力的背景下，这本《中国思想史》以其宏大的国际视野和对中国传统学术素材的深刻把握，成功回答了“何为思想史、如何写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他特别赞赏该书的问题导向与平实流畅的文体，认为其摆脱了以人物生平罗列为主的传统范式，致力于思想观念的分析与脉络梳理，使得著作不仅专业深刻，而且极具可读性，这是其出版20余年来经久不衰、影响跨越多学科领域的关键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洋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多个领域出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向，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均是如此。在上古史领域，表现为综合考古学、古文字与文献史料重新评估上古历史；在艺术史领域主要从审美分析转向将艺术作品作为历史史料，从中解读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在思想史领域则从以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和经典文本为主要对象转向追寻这些思想的历史语境和作为精英思想底色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种转向在西方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在中国则以葛老师的《中国思想史》为标志，两者都致力于书写真正“具有历史特征”的思想史，并因此而创造了新的经典。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认为，葛兆光教授成功地将中国的一般地方性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带入普遍性思想的进程，实现了黑格尔所赞誉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思想是“把本民族带往世界历史进程”之大任。尤为关键的是，葛教授通过聚焦“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妥善处理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思想智识与时代普遍思想意识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把一般“知识”产生中的“思想”（精英思想）与“民间信仰”的相互奠基和促成，展开为真实“思想史”进程，为理解“思想史”区别于“知识史”和“哲学史”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清晰的范式，为克服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在时间性（长时段）的历史事件进程中开创一种适宜于历史学的思想史书写做出了表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表示，通史很难写，但通史不可缺，在文明对话中，这种带有贯通性的视野尤为重要。同时，《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作者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学术思想的对话，《修订本》则又包含了该书出版后25年来作者的持续对话与思考。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表示，《中国思想史》在学术上具有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研究对象的转换和书写方式的革新，为“什么是思想史”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中国学者的定义，解决了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难题；二是成功实现了思想史的“历史化”转向，将研究视野从精英文本拓展至一般思想，从而在逻辑化与历史化之间建立起有效平衡。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以“作为人文学事业的思想史写作”为题，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唱衰人文学之势做出回应。他指出，人文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开辟一个价值界，并在族类（物种）、社群（特别是国家）和个体三个层面上捍卫人的尊严。《中国思想史》直面后现代史学挑战，以“求真”为基石，贯彻史学逻辑，在精英和经典之外，关注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者敏感于思想史的“空白处”，重视思想史的研究“减法”，描绘了中国心灵从传统向现代曲折转进的恢宏历史画卷，彰显了人类基本价值，展示了批判的锋芒。出版这样厚重的思想史著作，是对唱衰人文学时风的有力反驳。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结合自身研究，分享了重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体会。他表示该著作展现了卓越的平衡感，即同时关注精英与一般思想、中心与边缘观念、新生思想与被遗忘的内容，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路径。他还谈到正参与的全球思想史编撰工作，认为葛兆光的方法在分析概念跨国流转、语义转化与本土化等议题上拥有广阔的推进空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章益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章益国围绕思想史表达了三点感受：首先，“思想史是人文学科的皇冠”，思想史在中国具有“有界无边”的特点，虽难以明确定义，却因其宏阔视野而居于中心地位；其次，《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堂庑特大，提供了丰富历史细节；最后，他强调思想的价值往往需经“隔代较量”方能彰显，期待《中国思想史·修订本》可以成为后代常读常新的经典。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范鑫。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范鑫指出，该书的核心方法论——“脉络”思维，是理解中国思想特质并向世界阐释的关键。他认为，葛兆光教授通过追寻思想“前后相续的脉络”，真正触及了思想的动态传承。他将此方法与西方思想史主流范式进行比较，认为“脉络”说有效避免了概念史的“碎片化”和剑桥学派“进得去出不来”的困境。《中国思想史》所揭示的中国思想在连续性、断裂中的延续性以及对外部冲击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特点，为思考如何在全球视野下把握思想流动、书写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范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指出，《中国思想史》以“一般常识事件”切入，让理与气、格物致知等抽象命题下沉到古人日常经验，把芸芸众生接入思想史，用向下的视角重建思想的发生逻辑。本书文学性与作者性兼具，使思想史首次成为“有体温的平民史诗”。此外，她也期待作者彻底卸下精英包袱，推墙翻土，用“思想史小红书”缔结大众空白，为中国学术再创范式。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岳秀坤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在清华园课堂上听葛兆光教授讲课时的情景，并表达了阅读本书的感想。他认为本书研究对象实际上囊括了“终极依据”“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精英思想”三个层次，历史连续性借由三者互动关系的展开而得以证实。此外，他认为本书以战国、宋代、晚清为节点，在1895年收束十分恰当，完整回答了传统中国思想的特性这一大问题。接下来如转入现代中国思想特质的探讨，则可能需要上溯至明代中叶，这已是另一个议题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研究员翟墨。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研究员翟墨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出，文学研究常聚焦于文体、流派等内部范式，易忽视文学对外部时代核心议题的回应。《中国思想史》将类书、蒙书、小说、唱词等纳入思想史资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外，作为年轻学人，翟墨特别赞赏了该书的精美设计与卓越工艺，如不透墨的纸张、可平摊的装订等细节，认为优雅的载体与深刻的思想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阅读体验。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社长洪庆明。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社长洪庆明指出，传统的思想史仅注重对名家及其经典文本进行哲学或美学式的解读，使得一部思想史犹如一座“万神殿”。《中国思想史》突破这种精英谱系，体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从传统的思想史向“思想的社会史”演进的最前沿趋势。它引入了社会史视角，将经典文本与大众氛围、时代环境并置，关注的是“时代思想气候”，实现了材料与关怀双重扩容；同时独创“思想时机”叙事，以五德—天道—全球化三时段揭示中国时间感知递变，并把蒙元以后议题纳入全球史，为跨文化比较提供新范式。他呼吁继续推进普及，让精英与大众文化相互渗流连接。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教授姚云帆。

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教授姚云帆分享了研读《中国思想史》的三点学习心得，阐述了《中国思想史》包含了三个思想时机，主导了全书的分期逻辑。通过时间感知模式的不同，葛兆光先生将本书分为“气运”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形成期，“天道”为中心的思想演化稳定性，和后天道时代全球思想和中国思想交融期，最终形成一条针对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历程的时间脉络，展现出一种“历史的先验性”；这种写法不同于西方思想史以“言说”和“话语”为中心的书写模式，继续了司马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时间意识，对于从全球视野研究思想史具有启发性。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在最后总结中介绍道，《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印刷和用纸对标国际领先技术和标准，精装和平装并行，以优质的印制工艺凸显学术的价值，旨在让“中国学者也享有一本精美的书”。顾青强调，出版方将持续推进多版本、多形态传播，并期待葛老师未来再次修订，使经典随时代常新。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丹。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