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骑士”变身“野蛮人” 贵州百灵“引狼入室”？

作者：七佰

资本市场上从来不缺“白衣骑士”，当然也不缺“野蛮人”。

不过，“白衣骑士”突然变身“野蛮人”的事件，却比较罕见。

近期，就有一例本是纾困合作却最终对簿公堂的资本闹剧。

8月中旬，华创证券母公司华创云信发布公告称，华创证券因纾困计划及股票质押即借贷纠纷，起诉贵州百灵控股股东姜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勇、张锦芬等（下称“姜伟等”），涉案金额包括纾困计划本金14亿元和股票质押融资本金3.61亿元及固定收益、违约金等相关费用。

随后，姜伟提起反诉，要求华创证券继续履约，将其所持贵州百灵1.6亿股纾困股份全部出售，并赔偿因其恶意举报等违法行为给贵州百灵和姜伟造成的股票跌价损失等。

六年前资本市场的佳话，如今却成了“笑话”。

故事的开头越美好，结局往往越残酷

成立于1999年的贵州百灵，在2010年以“苗药第一股”的身份登陆A股。此后，数年间贵州百灵经营规模和业绩持续攀升，其股价节节上升，更是几次将实控人姜伟家族推上贵州首富宝座。

达则兼济天下，起家于安顺的贵州百灵在有了不错的业绩之后，也开始积极响应贵州省脱贫攻坚战略。

事实上，众所周知扶贫不是作秀，而是一项长期攻坚战，而且想要从中获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明知不赚钱的情况下，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依然坚决的投资帮扶地方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和政府推荐项目等。

自2012 年起，姜伟先后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招商证券、长江证券、天风证券等多家券商机构进行个人股权质押，融资逾20 亿元用于投资帮扶地方生态农业、文旅地产和政府指定项目等重资产、周期长的项目建设。

然而，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下行，姜伟被迫不断补充质押、追加质押物等，个人股权质押率不断上升。2011 年至 2018 年，姜伟个人已经支付利息约 12 亿元。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保证扶贫计划不断档，姜伟开始多方筹措资金。

2018年12月14日，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及实控人姜伟方面签订了一份名为《民企支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三方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2019年华创证券以股份转让形式（转让价格分别为8.72元/股和8.64元/股）向姜伟等提供14亿元资金，获得贵州百灵11.54%股权（1.61亿股股份）。此外，华创证券还向姜伟陆续提供了3.61亿元的股票质押借款，质押贵州百灵1.10亿股股份，股票质押于2024年8月到期。根据协议规定，两期纾困计划分别于2022年7月31日、2024年3月31日到期。

事情到这里还是一桩资本市场的美谈。然后，短短六年后，就出现了前文的一幕，双方各执其词对簿公堂，从前的“白衣骑士”忽然化身“野蛮人”？

被忽视的过程，往往更接近于真相

结局未必就是真相，它可能只是浪花最后泛起的一抹泡沫。而过程，才是全部的答案。

那么，这六年间发生什么？

这还要从那份纾困协议说起。据了解，在协议初期华创作出承诺，不谋求贵州百灵控制权，并放弃所持百灵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这也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业协会以及贵州省证监局出台相关文件规定，纾困基金应以财务投资为主，要保证所纾困的企业法人治理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不得谋求控制权，并且纾困基金要有明确的退出方案。规定还要求，当基金认为接受纾困的上市公司存在问题时，应当与监管机构沟通。

然而，转折很快就出现了。资料显示，2021年初华创证券便以工作组（组长周义峰）的名义向贵州百灵派出20余人，分别在贵州百灵核心岗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贵州百灵公司董事、监事、常务副总、副总、财务总监和结算主任等。

此后，华创工作组还要走了贵州百灵的公司公章、财务章和财务U盾等由其掌管。

这也就是说，华创证券在2021年已事实上接管了贵州百灵的财务工作和结算中心工作。

到这里，这些动作也可以算作是资方对纾困资金的加强监管方式，类似的“帮扶”举措在业内也不少见。

但后来的发展，却慢慢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2022年和2024年两期纾困计划到期后，华创证券并未按约定减持股票。数据显示，纾困期间贵州百灵的股价曾一度达到11.97元/股，高于华创证券成本价的30%。这显然违背了投资原则。

同时，资料显示，在此期间华创证券还多次阻碍贵州百灵引进战略投资者。

2023年，贵州百灵曾与四川发展控股集团（由四川省国资委直接监管）达成合作意向，在尽调工作已完成、四川省政府已审批同意的情况下，华创工作组拒不盖章审批，直接导致川黔两省中医药产业合作标杆项目流产。

此外，在子公司正鑫药业搬迁扩建项目上，工作组横加阻挠、拒不审批，该项目被迫中止；贵州百灵原计划引进北京亚东胰岛素生产线落户安顺，工作组执意反对，该合作被迫中止；由贵州省商务局协调，贵州百灵又与上海帕拉森医药达成合作，具体落地阶段，同样因工作组反对，该合作被迫中止。

与此同时，姜伟方表示，在其尝试向第三方转让股票时，市场上同步出现大量融券卖出，导致股价下跌，其认为这可能并非单纯的市场波动，而存在人为影响的迹象。

自2020年5月起，华创证券通过旗下两个纾困产品持续开展融券业务，并在几个关键时点进行集中、大额卖出。

例如，2021年3月，因姜伟在长江证券及其资管子公司的股票质押合约到期，其接触了华创证券推荐的深圳碧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3月19日达成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88%。

然而在3月18日至19日，贵州百灵融券卖出量突然增至1044.6万股，同期华创证券管理的纾困产品持股数量减少，华创证券转融通账户持有的贵州百灵股份相应增加。2021年3月31日该笔交易完成后，深圳碧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二级市场出售所获股票，贵州百灵股价随之持续下跌，直至4月初逐步趋稳。随后在4月9日与12日，出现合计1003.3万股的融券归还。

一般来说，证券投资基金以提升股价、实现盈利退出为主要目标。然而作为纾困方，华创证券的管理团队在操作中多次进行融券卖出，与其产品通常的利益导向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情况，贵州百灵方面认为，华创证券的相关操作可能是为了借股价下跌，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控制权。

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之间的这场纠纷，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中一次典型的纾困合作转向冲突的案例。

对资本市场而言，进一步明确规则、加强过程监督，确保纾困行为切实服务于化解企业流动性风险，而非异化为其他目的，对于维护市场健康与投资者信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