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蒋介石下令枪毙抗日名将李玉堂，为何在判决书上写下耻字

1950年，蒋介石掀起“整肃运动”，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风声鹤唳。

这年年底，蒋介石下令毛人凤逮捕李玉堂，理由是“掩护匪谍”。

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生，抗战时期战功显赫，他率第十军南征北战，曾在牛斗山战斗后被蒋介石授予“泰山军”称号，三次长沙会战使他扬名立万，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他率部坚守长沙不退，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最终配合第九战区取得歼敌5.6万人的成绩，被授予代表最高荣耀的“青天白日勋章”。

李玉堂还是个硬骨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他正在军部吃饭，几颗子弹打进来，把桌子上的一碗蒸肉打碎，还打断了他的筷子，参谋长蔡雨时见状，连忙让人警戒，他却说，“参谋长，别急！”说完继续吃饭。

这件事传开后，大家都说李玉堂有大将风范，甭管外面打成什么样，他临危不乱，稳如磐石。

解放战争时期，贵为中将军长的李玉堂因为在兖州战役中吃了败仗，一度坐了冷板凳，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后才被重新起用。

而李玉堂的此次复出，也为他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这年九十月间，解放军二野、四野各一部进军广东，解放了广东门户曲江。

此时，薛岳正率三个军驻扎在海南岛，其中第21兵团司令刘安祺率32军和50军驻扎在海口和琼海一带，64军军长容有略则驻扎在澄迈、临高一带。

不久，解放军向广西北部进军，薛岳为了保护广州安全，下令刘安祺派可靠兵力增援广州，刘安祺便让32军军长赵琳率一个师渡海到广东。

赵琳见大军压境，唯恐部队被全歼，便只派出一个团，但该团还没登陆，广州就解放了，无奈只得折返。

这件事让薛岳十分恼怒，当即以“不服从调度，图谋不轨”为由，向台湾统帅部控诉赵琳，蒋介石便派人将赵琳押送到台湾。

刘安祺也受此事影响，被调到其他部队任职，李玉堂得以起复，调任海南防卫副司令、第12兵团司令兼32军军长，同时带去了他之前的一些部下，兵团人数有所增长。

李玉堂到海南后，大陆战局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不少亲朋故友劝他起义，这一时期李玉堂的思想波动很大。

1950年初，解放军准备渡海解放海南，但没有海军，还缺少船只，便在军事准备的同时，对海南岛守将实施政治攻势。

在叶帅的统一领导下，我党派遣被俘的红军叛将龚处去做同乡人薛岳的工作，又派遣地下党员李刚去劝说李玉堂。

李玉堂作为握有实权的重要人物，是我党重点策反的对象，为了确保成功，我党动用在香港的组织关系，让李玉堂的妻子陈伯兰及内弟陈石清到海南生活，陈石清实为地下党员。

在李刚、陈伯兰等人的劝说下，李玉堂最终答应起义，并让陈伯兰携带亲笔信到广州与叶帅谈妥了起义条件。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李玉堂任命陈石清为司令部副官处处长，负责与我党联系，任命李刚为司令部副官处上尉副官，负责统筹起义事宜。

3月，海南战役爆发，李玉堂为了得到行动指示，派遣少将副主任李云涛前往广州，与叶帅进行了深入交谈，叶帅审时度势，认为起义时机已到，便果断决策：“李玉堂急速行动，起义后可委以海南岛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之职”。

带着写有叶帅指示的机密文件，李云涛从广州出发，打算回海南将消息告知李玉堂。

但天有不测风云，随着解放军登岛作战，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开始一窝蜂向海南南部逃窜，一切都乱了套。

由于交通受阻，李云涛没能带着机密文件找到李玉堂。

此时，本该是李玉堂起义的好机会，一旦他起义成功，守军的退路可能被掐断，解放军将全歼岛上之敌，而不是让其逃走。

由于李玉堂没有接到指示，又不知道是否有解放军接应，所以不敢贸然行事，直至被裹挟登船到台湾，他都没能起义。

现在史学界有个说法，认为李玉堂之所以没能起义，不仅仅因为他没有接到叶帅指示，还在于他担心部队不是嫡系，将士如果不服从命令，可能会导致起义失败，自己也将遭遇不测，毕竟类似的教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他不得不谨慎从事。

不管怎么说，李玉堂没能起义，成为他余生最大的遗憾，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李玉堂带着32军撤退到台湾，驻扎在新竹一带进行整编，同去台湾的还有李刚，而陈伯兰和陈石清则因故在撤退前去了香港。

自从撤退到台湾，李玉堂便与我党失去联络。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党发现蒋介石并未察觉李玉堂曾谋划起义之事，便派遣陈伯兰和陈石清以探亲的名义赴台，继续对李玉堂实施策反，打算让其从事情报工作，就如同吴石那样，当然李玉堂并不知道吴石的真实身份。

陈伯兰及陈石清到台湾后，很快便确认李玉堂是因为没有接到命令，才没有发动起义的，便交代了潜伏任务。

此后一段时间，台湾便存在了一个以李玉堂为核心，陈伯兰、陈石清和李刚为成员的潜伏小组。

当时，像这样的潜伏小组有很多，他们将大量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大陆。

不过，陈伯兰、陈石清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形势很紧张，随着蔡孝乾叛变，大量台湾地下党成员被逮捕，这些人掌握的秘密都被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知晓，所以李玉堂小组的行动，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此后半年，一切相安无事。

但在1950年底，还是出事了，由于叛徒出卖，李刚被逮捕了。

李玉堂得知李刚被抓，唯恐牵扯到陈石清和陈伯兰，便打算设法通知陈石清离开台湾。

当时，陈石清为了更好地搜集情报，已经调到高雄要塞任职，不在李玉堂身边。

李玉堂一直在领军打仗，政治工作嗅觉不算太灵敏，地下工作经验更是欠缺，他竟然选择写信来通知陈石清，他将信投掷到邮筒，人刚走，特务就取走了信件。

一个问题是，李玉堂身边为何有特务跟踪？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那时候台湾局势紧张，原本被蒋介石信任的将领，纷纷背叛他，这让他变得疑神疑鬼，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便授意保密局对一些重要将领进行监视；其次，李刚曾是李玉堂部下，随着李刚遭出卖被捕，李玉堂自然成为重点监视对象。

不久，李刚也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供出了李玉堂、陈伯兰夫妇，再加上李玉堂的亲笔信牵扯到了陈石清，三人随即遭到逮捕。

李玉堂虽然被捕，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地下党，保密局也没有找到他出卖情报的线索，只能证明他的妻子陈伯兰与地下党有联系，他有可能与地下党存在某种关系。

虽然证据如此不充分，但蒋介石依然十分震怒，因为自他败退台湾以来，此类事件实在太多，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远的不说，就说1950年6月被处决的吴石，送出去的情报让蒋介石触目惊心，如果继续下去，台湾都可能保不住。

所以，蒋介石对叛徒深恶痛绝，只要跟共产党沾上边，不管有没有证据，不死也得脱层皮。

李玉堂被捕时，蒋介石给的罪名是“掩护匪谍”，也可见保密局没有找到太多线索，要不然就是“私通匪谍”了。

蒋介石很重视李玉堂案，下令军中元老、李玉堂的老上级钱大钧当审判长，钱大钧认为李玉堂抗日有功，且没有实质损害国民党利益，有意加以庇护，便对蒋介石说，李玉堂并不知道陈伯兰“通共”一事，给陈石清谢写信也情有可原，毕竟是内兄，建议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蒋介石不置可否。

后来，钱大钧将李玉堂的刑期追加到15年，并将判决书提交给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应该会满意。

但让钱大钧感到震惊的是，蒋介石在判决书上什么也没说，只写了个“耻”字，钱大钧看完，只得改判李玉堂等四人死刑。

蒋介石为何如此，钱大钧又为何改判？

蒋介石为何要在判决书上写下“耻”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李玉堂作为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也被外界认为是“天子门生”，一直得到照顾和提拔，抗战时期李玉堂没有给他丢脸，却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靠乔装打扮、东躲西藏才逃出战场，让他深以为耻；

其次，抗战结束后，李玉堂曾说，“国共若再战，国家必亡，不如划黄河而治”，与蒋介石坚持发动内战的态度不一致，使他感到不悦，李玉堂现在又跟共产党扯上关系，让他深以为耻；

最后，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李玉堂与共产党有直接关系，但其妻陈伯兰、内兄陈石清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让蒋介石认为治家失败，对党国危害极大，让他深以为耻。

正是因为蒋介石觉得耻辱，所以才决定杀掉李玉堂，但毕竟证据不足，便只写下一个“耻”字，然后让钱大钧去领会，钱大钧当时处境微妙，岂敢违逆，只得判决李玉堂等四人死刑。

1951年2月5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玉堂、李刚、陈石清、陈伯兰在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

李玉堂死前留下遗言：

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李玉堂从逮捕到处死，都是秘密进行的，蒋介石对外封锁消息，直到后来才被人知晓，但这一事件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说法很多。

有人说，李玉堂在海南之所以不起义，是因为临时变卦了，不想起义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但国务院还是在1983年追认他为烈士，给出的理由是：

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实际上，不管李玉堂是否真的打算起义，他牺牲的根源都在于我党对他的策反，如果我党不对他进行策反，他可能最终不会有事。

鉴于李玉堂在抗战时期的功劳，以及起义及潜伏之事，所以追认烈士是没有问题的。

让人奇怪的是，台湾当局在2004年发布消息，对李玉堂夫妇进行平反，并颁发“恢复名誉证书”。

这其实是混淆视听，为了掩盖真相，李玉堂作为烈士，是无可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