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先登”死亡率极高，士兵明知必死，为何还抢着上？

"先登"这一军事术语，特指在攻城作战中，第一个踏上敌方城墙或突破城防工事的士兵，他们如同锋利的刀尖，直接刺入敌军最坚固的防御体系。

先登行为，不仅是个人武勇的展现，更是对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行动。

先登者的成功，往往意味着攻城战的转折点，当第一个士兵的身影出现在城头，守军的心理防线会遭受沉重打击，而己方士气则会瞬间沸腾。

故而，先登者为后续部队打开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上的突破口，这种杠杆效应使得先登行为，成为古代战争中四大军功之一。

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军功并不是好拿的。如果说上战场打仗是"九死一生" ，那先登者的命运往往是有死无生。

要知道，古代守城士兵依靠城池，对于攻城一方具有绝对的优势，要想堂堂正正攻下一座重兵把守的城池，攻方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此历来攻城战，大多是配合心理战，间谍战、阴谋阳谋等进行的。对于攻城的士兵而言，一旦对方决定死守，那便只能选择强攻了。

古代城墙多采用砖石结构，表面光滑陡峭，攻城士兵需依靠云梯攀爬，在这个进攻过程中，将要面对守城方十余种专门针对登城士兵的杀伤手段。

从简单的石块到复杂的 "悬脾"（可升降的防御装置），城墙上密集的箭矢如蝗虫般袭来，礌石与滚木从高空呼啸而下，滚烫的油水顺着城墙流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士兵都会成为炮灰，即使有些人踩着同伴的尸体成功攀上城头，成为先登者，也会立刻陷入敌军的围攻，成为众矢之的。

史料记载显示，先登士兵的伤亡率极高，在许多惨烈的攻城战中甚至全员阵亡。

在死亡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仍有士兵前赴后继地争当先登，其核心驱动力源自古代军功制度下的巨额奖赏。

《韩非子・内储说上》明确记载，春秋时期先登者可获 "国大夫" 爵位及 "上田上宅" 的赏赐，这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已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到了汉代，先登奖赏体系更加完善，不仅有爵位晋升，还配套田地、宅院、奴仆等经济待遇，甚至包括免税特权和见官不拜的政治礼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阶级跃升通道。

这种跨越阶层的跃升在和平时期是普通百姓难以想象的，历史上诸多名将的发迹史都印证了先登奖赏的改变力量。

樊哙从市井屠夫到舞阳侯的蜕变，源于他在战场上创下的 8 次先登记录；乐进从普通士兵成长为曹操麾下 "五子良将" 之一，凭借的正是 4 次先登之功积累的资本。

这世上正常人没有不怕死的，但这些先登成功的丰厚奖赏，为普通士兵提供了最直接的激励，即使只有极低的生存机会，一旦成功，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将彻底改变。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算自己战死了，也能为家庭博取朝廷的恩赐，这才让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楚汉争霸时，十面埋伏项羽身边没几个人了，但还是杀的汉军心惊胆战。可刘邦说杀了霸王的封侯，因此汉军大头兵前赴后继的向前冲杀，被项羽杀了百余人后，五个人把自刎的霸王分了。杨喜抢了一块，才有了弘农杨氏的千年风光。

军功奖赏之外，古代军队的严厉军法构成了另一重驱动力。虽然 "督战队" 之名未见于史册，但监军制度实际上承担了类似职能。

《新唐书》记载的监军 "自置亲兵千人"，其核心作用就是监督军队作战。军法无情，一旦下达了作战命令，那必有相应的军法约束部队。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这种残酷的连坐制度将士兵置于 "向前可能死，后退必然死" 的绝境。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心理压迫往往比武器更有效。当退路被彻底断绝，士兵们只剩下奋勇向前一条生路。这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战术，本质上是通过剥夺士兵的选择权来激发战斗力。

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先登虽然危险，但至少存在建功立业的可能；而退缩的后果不仅是自身被处决，还可能连累家人。

往前冲上去，也许能活，就算不能活，登上城楼也有功，家庭可以得到奖赏，两害相权取其轻，使得许多士兵在绝望中选择争当先登。

古代社会的阶层固化，使得从军成为底层民众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平民而言，和平时期的苟且偷生未必能换来安稳，而乱世中的奋勇搏杀反而可能带来改变命运的机遇。

这种现实考量构成了先登行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 既然横竖都是冒险，不如选择回报更高的方式。

战场上的群体心理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士兵的勇气。当战鼓震天、杀声动地，个体的恐惧会被集体意志所消解。

看着身边的同袍奋勇向前，胆怯后退反而死得更快更窝囊。

古代战争中，首登重赏为士兵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见的阶级跃升通道，即使成功率极低，也足以让无数人甘愿冒险。

军法的严厉则从反面压缩了士兵的选择空间，使得先登成为 "向死而生" 的无奈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士兵明知必死，还抢着上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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