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中东战略困局：在侨汇与石油之间的平衡术，难度可不小！

【中东地区的劳工大都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中，中东地区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成为各国战略博弈的焦点。对于印度而言，这片横跨亚非大陆的土地却有着超越普通地缘利益的特殊意义。

中东，既是印度能源安全的“生命线”，也是支撑国内民生的“侨汇蓄水池”。

这种双重依赖，使得印度在处理中东事务时始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既不敢轻易站队，更不愿得罪任何一个中东国家，其背后是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深度绑定的现实考量。

一、石油依赖：印度能源安全的中东枷锁

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印度90%以上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而中东地区正是其最核心的能源供应地。这种高度依赖不仅体现在进口规模上，更渗透到能源安全、经济成本与产业稳定的方方面面，成为印度不敢与中东国家交恶的“硬约束”。

数据显示，印度每年进口石油超2.2亿吨，其中60%以上来自中东国家——对俄罗斯石油进口大增，也就是最近三年的事情，已经面临美国的关税报复和贸易压力，很难再维持。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伊朗是印度前四大石油供应国，仅沙特一国就贡献了印度石油进口量的18%，伊拉克和阿联酋分别占16%和12%，伊朗虽受国际制裁影响，仍维持着8%左右的份额。

这种“集中化”的供应格局，意味着任何一个中东供应国的出口波动，都可能直接冲击印度的能源安全。

以2023年红海危机为例，胡塞武装袭击航经曼德海峡的油轮后，印度从沙特、阿联酋进口的石油运输时间延长3-5天，运输成本每吨上涨15美元，直接导致国内汽油零售价每升上涨0.8印度卢比。

为避免供应中断，印度不得不紧急与沙特阿美、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ADNOC）协商，通过增加陆上管道运输和临时租用更大吨位油轮的方式保障供应，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与这些中东产油国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东石油对印度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供应稳定，更在于其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毕竟再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已经很难，而且俄罗斯石油的“友情价”也是暂时的。

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成本普遍低于每桶10美元，远低于美国页岩油30美元/桶、巴西深海石油40美元/桶的成本，这使得中东石油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保持价格竞争力。

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低价石油直接关系到国内通胀水平与经济增速——石油进口成本每下降10%，印度国内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降低0.3个百分点，GDP增速可提升0.2个百分点。

更关键的是，中东产油国对印度的“灵活定价机制”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纽带。沙特、阿联酋等国与印度签订的长期供油协议中，采用“月度定价+ volume discount（批量折扣）”模式，当印度进口量超过约定规模时，可享受每桶1.5-2美元的折扣。

伊朗则在制裁期间通过“石油换商品”的易货贸易，允许印度用大米、药品等商品抵偿部分油款，极大缓解了印度的外汇压力。这种“互利性”的合作模式，让印度不敢轻易破坏与任何一个中东产油国的关系，生怕失去这一“成本洼地”。

尽管印度近些年来也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50%”的目标，但在能源转型的“过渡期”内，石油仍将是核心能源。

印度能源部预测，到2030年，石油在印度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仍将维持在25%以上，进口依赖度不会低于85%，而中东地区仍将是最主要的供应来源。

这意味着，在未来至少10年内，印度的能源安全仍与中东深度绑定。无论是为了保障国内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还是为了支撑化工、钢铁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印度都需要维持与中东产油国的良好关系。

即便是在伊朗核问题、也门内战等敏感议题上，印度也始终避免公开批评相关中东国家，而是通过“低调斡旋”的方式平衡各方利益，本质上都是为了守住能源供应的“基本盘”。

二、侨汇依赖：中东是印度民生的经济输血站

如果说石油依赖关系到印度的“国家命脉”，那么侨汇依赖则直接关联到数千万印度家庭的“生计饭碗”。

在中东地区工作的印度侨民，每年向国内汇回的资金规模超800亿美元，占印度GDP的2.5%以上，是印度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也是缓解国内贫困、支撑消费市场的关键力量。这种“民生级”的利益绑定，让印度在处理中东事务时更添一层“顾虑”。

截至2024年，在中东地区工作的印度侨民超850万人，主要分布在沙特（280万）、阿联酋（350万）、卡塔尔（70万）、科威特（60万）等国

。这些侨民中，70%以上从事建筑、零售、餐饮、家政等中低收入行业，月收入虽仅1500-3000美元，但远高于印度国内同岗位收入（约300-500美元），因此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以印度的喀拉拉邦为例，该邦是印度向中东输出侨民最多的地区，每3个家庭中就有1个有成员在中东工作，侨汇收入占该邦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上。

当地的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均高度依赖侨汇支撑——喀拉拉邦私立学校中，60%的学生学费由海外侨亲支付；医院的高端医疗设备采购资金，30%来自侨汇捐赠。

一旦印度与某中东国家关系恶化，导致侨民被驱逐或就业受限，将直接导致数百万家庭陷入贫困，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沙特、阿联酋等国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暂时限制外籍劳工入境，导致15万印度侨民无法返岗，喀拉拉邦当月侨汇收入骤降30%，当地多家依赖侨汇的中小企业倒闭，政府不得不紧急推出“侨民救济基金”。

这一事件让印度政府深刻认识到：维护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在守护国内民生的“稳定器”。

除了支撑民生，中东侨汇还是印度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印度来自中东地区的侨汇达820亿美元，占全国侨汇总收入的65%，相当于印度外汇储备的12%。

这些资金不仅可以用于支付石油进口等关键开支，还能在国际收支波动时起到“缓冲作用”，增强印度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例如2022年美联储加息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印度卢比汇率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83卢比，外汇储备下降至5300亿美元。

而同期中东侨汇的稳定流入（每月约68亿美元），为印度央行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弹药，通过抛售美元、买入卢比的方式稳定汇率，避免了卢比大幅贬值引发的通胀危机。

印度财政部曾公开表示：“中东侨汇是印度经济安全的‘隐形防火墙’，任何可能影响侨汇流入的外交决策，都需要经过审慎评估。”

此外，中东侨汇还带动了印度的相关产业发展。侨民通过银行、汇款公司将资金汇回国内时，会产生手续费、汇兑收益等，为印度金融行业贡献了每年超15亿美元的营收

同时，侨民对家乡房产、汽车的投资需求，也推动了印度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汽车消费市场增长。这种“产业链式”的利益关联，使得印度政府在制定中东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侨汇对经济的连锁影响。

三、平衡术背后的战略困境：在利益与原则间的摇摆

印度对中东的石油与侨汇依赖，使其陷入了“想表态又不敢站队”的战略困境。

在中东地区的诸多矛盾中——无论是沙特与伊朗的教派对立，还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争端，亦或是阿联酋与卡塔尔的地缘竞争——印度始终试图保持“中立姿态”，既不公开支持某一方，也不轻易批评另一方。

这种“和稀泥”式的外交策略，本质上是为了避免因得罪任何一个中东国家而损害自身利益。

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中，印度既与沙特保持着每年超400亿美元的石油贸易，又与伊朗维持着“石油换商品”的合作；既参与沙特主导的“中东安全倡议”，又与伊朗共同开发恰巴哈尔港。

即便在2019年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后，印度也仅发表“呼吁克制”的模糊声明，避免直接指责伊朗。

【2023年印度在全球各国侨汇的排名中已经是第一名了】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印度一方面投票支持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以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另一方面又与以色列保持着军事合作，进口以色列的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这种“两面讨好”的做法，正是其利益优先原则的体现。
然而，这种平衡术也让印度面临着“战略模糊”的批评。中东国家逐渐意识到印度的“利益导向”，对其信任度有所下降。

沙特曾要求印度在也门内战中明确支持沙特联军，否则将减少石油供应；伊朗则因印度在制裁期间减少石油进口而不满，一度暂停恰巴哈尔港的合作谈判。

同时，印度的“中立姿态”也使其难以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无法像美国、中国那样通过明确的战略布局获取更多利益。
从长远来看，印度若想摆脱这种“被动平衡”的困境，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努力：

加快能源转型，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例如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推进天然气进口多元化；

提升侨民权益保护能力，通过与中东国家签订双边劳工协议，保障印度侨民的就业安全和福利待遇，减少因外交关系波动对侨汇的影响。

但在短期内，石油与侨汇的双重依赖仍将是印度中东政策的“主旋律”，使其不得不继续在中东各国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归根结底，印度对中东的“不得罪”策略，并非出于外交理念的选择，而是经济利益与民生需求的现实倒逼。

在能源安全与民生稳定的核心诉求面前，地缘政治的立场之争只能让位于利益的权衡——这既是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战略无奈，也是其在全球化时代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