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角色·特稿｜陈由伟：沿着父亲陈景润的足迹前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那道门缝，成了陈由伟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定格。

小时候，陈由伟时常会轻轻推开父亲书房的门，留一条小缝。门内，是父亲伏案的背影，一盏台灯，和无边的寂静。门外，是陈由伟好奇又懂事的窥探，“妈妈说了，只要父亲进书房，就别去打扰他。”

背影的主人，是数学家陈景润。在公众的印象里，这个名字是印在教科书上的铅字，是与“哥德巴赫猜想”“1+2”紧密相连的符号，是那个戴着厚底眼镜、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

若干年后，陈由伟才真正重新理解了父亲，也看见了那片父亲曾为之倾尽所有的、冰冷符号背后灼热的数学之美。

从“逃避”到“回归”

“您是陈景润的儿子，数学一定很好吧？”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曾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缠绕着少年陈由伟。

父亲巨大的光环，以及外界天然投射过来的、沉甸甸的期望，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出于一种青春期的、“非理性的叛逆”，陈由伟在高中分科时，刻意选择了文科。考入大学，陈由伟首先进入的是商学院，仿佛在拼命绕开父亲那座巍峨高山所投下的、漫长而沉重的影子。

陈由伟甚至一度在音乐中寻找身份认同。四年级时，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学习小号，一学就是9年。父亲幽默地管陈由伟的小号叫“小喇叭”，并始终支持他的探索。

血脉与精神的传承总是在无声处悄然作用。陈景润1996年因帕金森综合征去世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浓，像酒一样。”大二那年，在一个安静得能听见心跳的夜晚，陈由伟独自沉思，开始冷静地审视自己：对数学的排斥，是否只是一种幼稚的偏见？是否在无意中，关闭了一扇本可以通往美妙世界的大门？最终，他决定“潜下心来”，勇敢地推开了那扇门——陈由伟向学校提交申请，转入了数学系，并一路攻读至获得硕士学位。

这个过程，并非为了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而是一场深刻的“自我的寻找”。当陈由伟真正沉入数学的世界，克服了最初的艰涩与困顿，才逐渐体会到父亲笔下那些符号、公式背后令人心醉的逻辑之美与和谐之韵。也终于懂得了，能让人在身患重疾、双手颤抖、健康极度恶化时，直到生命最后两个月，仍坚持在病榻上审阅研究生论文、思考未解难题的那种“热爱”，究竟有着怎样撼人心魄、焚尽一切的力量。

当记者问及陈由伟最想和父亲说的话，他说：“我想告诉他，我最后还是学了数学。”陈由伟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仿佛穿过时光在与父亲对话，“我觉得我更懂他了。”

从“搭梯子”到“扶梯子”

陈由伟最终没有成为像父亲那样，在稿纸上一笔一画“搭梯子”、直接挑战世界级难题的攀登者。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扶梯子的人”。

2022年，陈由伟创立了陈景润科学基金会。驱动他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尽管国家的科研条件和整体环境已今非昔比，但中国在数学领域，从顶尖学者的原始创新到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与国际顶尖水平仍存在差距。尤其在基础教育的普惠层面，挑战更为巨大和迫切。

“我们做过调研，在乡村，很多孩子因为数学跟不上，初中没念完就辍学去打工了。”陈由伟的眉头微微蹙起，语气沉重。

调研的结果让人倍感责任重大：在许多乡村学校，科班出身的数学教师寥寥无几，多是其他科目老师兼任，甚至由体育、美术老师代课。一位老师在参加他们的培训时，激动地站起来分享：“这个班太好了！我是教语文的，等下学期就要教数学了，心里没底，慌得很，所以赶紧趁着假期来充充电。”

基金会的公益行动，因此有了极其清晰的靶心。一方面，是直接面向孩子的科普，致力于“种下种子”。

基金会邀请厦门市的数学特级教师任勇走进中小学上公益课，分享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教学方法——带着一双高跟鞋走进小学课堂，让孩子们测量、计算，理解什么是“黄金分割点”；用扑克牌玩24点游戏，用骰子讲解概率，在中秋节用博饼游戏引出数学原理。

在一次偏远的山村小学活动中，听到一个一直低着头、沉默寡言的小男孩，在公益课程结束后怯生生地说出“我觉得数学也没那么可怕，还挺有意思”，陈由伟感到“一股热流猛地涌上心头，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那一刻，他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父亲当年发现自己对数学产生兴趣时欣慰的表情。

更关键的是面向教师的赋能。基金会为乡村数学教师提供系统性的公益培训，引入名师课程，组织“赛课”比赛，甚至广泛收集优秀的教案课件，形成共享资源库。“因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就是一束不灭的火种，能照亮几十、几百个孩子的前路。撬动教师这个‘杠杆’，是改变教育资源不公最有效、最根本的方式之一。”陈由伟说。

“钢铁硬汉”与他的“6平方米”

在6平方米的房间里，陈景润完成了世界级攀登。

1957年，经华罗庚力荐，陈景润踏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间6平方米的宿舍，从此成了陈景润的居所，也成了他向“哥德巴赫猜想”这座数学险峰发起冲锋的“前线指挥部”。

生活被压缩到极致，几乎只剩下数学。食堂里，陈景润总是最后一个出现，买几个馒头或窝头，一点咸菜，匆匆果腹便回到他的6平方米。严重的结核病让他时常咳嗽，面色苍白，但一旦埋首于稿纸，他便仿佛拥有了无穷的精力。

正是靠着这种近乎偏执的坚韧，在极端困苦中，陈景润用了整整7年，对1966年的证明进行了极为艰苦、细致到毫厘的简化与完善。1973年，修改后凝练到18页的论文在《中国科学》正式发表。这篇凝聚其毕生心血的论文，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陈氏定理”。

在深入整理父亲生平往事的过程中，陈由伟不断地被震撼，不断地刷新着对父亲的认知。

社会上传得神乎其神的“撞树”故事，陈由伟专门向父亲的老友、院士林群先生求证过。而一些他从未听家人提起的惊心动魄的往事，却从父亲的老同事、老领导口中娓娓道来，逐渐拼凑出一个与他日常记忆里温和的父亲截然不同的“钢铁硬汉”形象。

——特殊年代里，有人威逼利诱陈景润写诬陷恩师华罗庚的“黑材料”，陈景润沉默以对，坚决不写一个字，无论在何种压力下，始终坚持一句“华先生是我的老师”，以此捍卫深厚的师生情谊。

——动荡结束后，当年曾参与批斗陈景润，甚至动手暴打陈景润的人，满脸堆笑地找上门来，请他为自己出国深造写推荐信。他竟然也写了。知情人得知后，气得浑身发抖，找到陈由伟的母亲说：“陈教授给谁写都不能给这个人写！他当年差点把陈教授打死！”陈景润知道后，只是平静地说：“那个年代，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他能因此出国，学成回来报效国家，也是好事。”

——组织上动员大家，举报当年迫害过自己的人。陈景润摇摇头，只说：“不记得了。”

这些尘封的往事，让陈由伟久久无言。“大家一提到陈景润先生，都是由衷敬佩，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听人说过陈先生一个‘不’字。”一位北大的教授曾如此感慨。

如今，在陈景润科学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陈景润那句广为流传、也是他一生写照的话：“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会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陈由伟和他的团队，正在践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攀登”与“坚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什么才是生命的支点？陈景润科学基金会发起“寻找每个人心中的6平方米”活动。他们复原了那间6平方米宿舍的环境，引导人们思考：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个可以安放纯粹热爱、抵御外界喧嚣的“6平方米”在哪里？

陈由伟说：“或许不是数学，可能是音乐、绘画、文学，或任何让你愿意为之付出全部热情的领域。”那是精神的巢穴，是梦想的出发地，是让平凡生命得以对抗虚无、创造价值的支点。

数学之美，等待被看见

不久前，“3×8”还是“8×3”的问题在网络上引起争论，以及奥数教育被异化为“解题套路”培训、与升学利益紧密捆绑的现象，陈由伟对此显得忧虑而清醒。

他认为，比题目答案对错更重要的，是能否回归数学教育的本质。“好的数学普及教育与异化的奥数培训，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究竟是真正地训练思维、培养探究精神，还是仅仅机械地训练解题套路，追求捷径。”

陈由伟引用当代著名数学家张益唐教授在纪念他父亲诞辰90周年演讲中的话：“数学家很多的突破，看似是灵光一现的神来之笔，但其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在黑暗中不断尝试、反复思考所积累的必然结果。”单纯关注解题技巧或投机取巧，无异于买椟还珠，完全背离了数学学习的本质与初心。

陈景润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颗最饱满、最有生命力的“种子”。1948年那堂数学课上偶然飘来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星火，点燃了他全部的好奇与激情，最终引领他奉献出整个生命。

陈由伟和基金会的同事们，正致力于在更多孩子，尤其是那些资源匮乏地区的孩子们心中，种下类似的种子。“我们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孩子们说，也许未来那个最终解决哥德巴赫猜想‘1+1’难题的人，今天就在我们中间，正坐在这个教室里，眼睛里闪着和我们当年一样的光。”

采访临近结束，陈由伟望向窗外渐沉的夜色，提到夜空中一颗特殊的星。国际编号为7681号的小行星，名叫“陈景润星”。这是一个四位数，巧的是，它恰好是一个素数。

陈景润穷尽一生，与这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既孤独又完美的素数打交道。而那颗星，此刻正运行在浩瀚宇宙的某处，超越时间与尘世，默默地、永恒地闪烁着微光。它凝视着一位数学家未竟的数学强国梦，也凝视着新一代“扶梯人”，如何用另一种更广阔、更坚韧的方式，将那份对“数字之美”的纯粹、惊叹与热爱，手把手地传递到更多稚嫩的手中，点亮更多渴望探索的眼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