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立国之初，苏联就确立了一套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突出文化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理论根基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冷战爆发初期，苏联进一步提出了“日丹诺夫主义”以与西方阵营划清界限。

紧张关系持续到1950年代中期，本着“三和路线”原则，赫鲁晓夫推行文化解冻，呼吁社会主义文化正面迎战资本主义宣传，引发国内高层不满。

其后接任的勃列日涅夫复归斯大林主义，对外与美缓和，对内强化意识形态管控，试图将外来文化直接阻挡于国门之外，维护苏联文化的纯洁性，反而导致国内的文化环境更趋僵化。

苏联的主流文化形态（1953年之前）

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由来已久。和美国一样，苏联的立国之本在于“人类进步的理念和规划——而非身份认同和民族概念”，只不过其表达形式为共产主义，这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普世意义，在当时颇具独创性。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解读具象化，使其从一种抽象的思想理论转变为一套具体的实践方法，得以融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环节。

1920到1930年代初，苏联举国投身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构建“国家乌托邦”的历史性创造中，并在现实层面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这种真诚而高昂的革命激情取代了宗教和皇权等陈旧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因为苏联的国家架构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所以较多地呈现理论性的特征。

文化领域的纲领性意见源自列宁于1923年提出的“文化革命”主张。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原则的基础上，苏联始终要求党掌控文化领导权，将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制度上抵御资产阶级的文化侵蚀，最终确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文化。

苏联文化天然担负着改造人民、改造社会的伟大使命，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精神武器。

在苏联早期领导人的引导下，苏联文化尝试形成高雅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统一的理想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文化批判地继承了沙俄资产阶级贵族文化的精粹，是高雅文化经由官方引导而推广至平民阶层的产物；

与此同时，苏联文化也充分发扬了通俗文化的优越性，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实现了优秀民间文化的经典化改造，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上升到全人类瑰宝的高度。

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文化也不应存在精英与大众的区分，政府拨款投资文化事业，希望通过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创建公共文化设施的方式，让每一位公民都能理解和欣赏文艺之美，用这种官方建构、推广、资助的主流文化推动增强国家认同感，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进入1930年代，随着斯大林在与布哈林的大论战中取得胜利，苏联社会整体转轨至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意识形态层面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斯大林主义坚持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这突破了1920年代中后期“维持国内阶级平衡”的民主化共识，与之相配套的是对待意识形态工作的严肃态度，党政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对思想文化的管控力度。

1932年的《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决定解散“拉普”，1934年苏联作家联盟成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尔基正式阐述了文艺工作的官方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种取向将创作的社会教育效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排斥文化的娱乐功能，最终导致作品普遍的模式化与教条化，是斯大林模式走向僵化的突出体现。

意识形态工作一直持续到战后。

1946年，面对国际日益加重的冷战局势和国内逐渐放松的文化环境，日丹诺夫率先拿文学期刊《星》和《列宁格勒》开刀，抨击其中刊载的作品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

这次指控与一年后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中心思想一致，要求在文化领域也应区分出美苏两个阵营，抵制来自西方阵营的“世界主义”，特别是犹太人的“无根世界主义”，强调苏联文艺创作的民主主义特色。

1948年，另一项法令《关于穆拉德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出台，掀开了全文艺界“反形式主义运动”的序幕，认为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是资本主义世界衰落的征兆，要求一切创作都必须“为人民服务”。

战后初期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规训被统称为“日丹诺夫主义”，其本质在于否认东西方的价值共通性，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而非娱乐功能（这与美国盛行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观念背道而驰），实行文化封闭和排外政策，坚决划清美苏之间的思想界限。

日丹诺夫主义是斯大林体制在战后的延伸，尽管审查强度没有达到1930年代的水平，但它仍旧主导了这段时间内苏联文化的发展方向，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

三和路线与文化解冻（1953-1962年）

斯大林主义奠定了苏联现代化的基础，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1940年代，先前饱满的建设热情逐渐退潮，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尚未修复，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与清洗仍在进行，一时间，“创伤、贫穷和混乱”成为斯大林体制晚期近乎荒诞的社会现实，要求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几乎是每个苏联公民的隐秘心愿。

几乎与斯大林之死同步，苏共结束了持续十余年的政治肃反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意味着决策高层的态度发生扭转。

自1953年起，一系列反对个人崇拜、探讨人性真理的文章陆续问世。

1954年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第一部发表，以冰雪消融之象隐喻新时代即将到来，具有浓烈的现实意义和政治色彩，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5年，《新时报》刊文称：“团结国家而不是使其分裂的愿望已经成为广为认可的口号。”苏联上下呼吁改变的声音与日俱增。

出于回应国内人民的期望、缓和与西方紧张关系等需要，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基础上，重点批评了他当政期间践踏党内原则和制造政治恐怖等错误，迈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第一步。

在中央的引导下，苏联文化界迎来了众盼已久的“解冻”思潮，获得了相对的信息和创作自由，造就一时思想繁荣之况。

针对冷战问题，赫鲁晓夫提出了较为温和的“三和路线”，主张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重点落脚在“竞争性共存”上，逐步允许经济开放和国际交流，引进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电影、表演、音乐、舞蹈、体育和时尚等文化产品，给当时封闭已久的苏联社会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盛宴。

在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策略是主动出击，与美国的合作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外交成果。

1957年莫斯科承办了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苏联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西方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鼓励他们质疑本国的“资本主义宣传”，从而达到此次联欢的真正目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新型阶级斗争。

客观地说，赫鲁晓夫摈弃了1930年代以来文化高压政策，转而实行相对宽松的监管手段，修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具体内容，重新要求文艺工作描绘现实、书写真相，而非虚情假意、粉饰太平，有利于突破文化教条主义，为人民贡献更多富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当然也必须看到赫鲁晓夫的施政基础依旧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继续执行列宁及斯大林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即消除城乡文化差异、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异，“培养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

赫鲁晓夫深知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在回忆录中，他说人民的思想如“春潮……能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全冲掉”。

事实也证明，“去斯大林化”是一场激进且充满争议的决定，既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苏联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难免造成资本主义回流的“反苏”风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因此，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化工作虽然不是绝对僵硬，但在某些根本原则上并没有妥协。

1961年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遵循斯大林体制的愿景，宣布要在1980年前建成共产主义，认为所有问题应当由“人民来解决”，而他所说的“人民”就是“我们”，指高层自己，保留了斯大林体制高度集中的特征。

此外，他还继承了日丹诺夫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在处理文化问题上过于政治化，强调苏联文化的唯一性，不接受“任何其他派别”，加剧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我对立。

1962年12月的“莫斯科艺术家联盟”30周年纪念画展上，赫鲁晓夫对展出作品的思想倾向大为反感，宣布再度加强文化管制，12奔流了六年的解冻春潮就此戛然中断。

停滞时代的文化封锁（1963-1982年）

赫鲁晓夫的一系列热情洋溢但又急躁冒进的“去斯大林化”运动早就引起高层保守派的不满。

1963年起，针对赫鲁晓夫的党内政变开始酝酿，次年以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为首、赫鲁晓夫的主要反对者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等人参与的十月事件，导致赫鲁晓夫“辞职”，由勃列日涅夫接替其职。

勃列日涅夫人称“芭蕾舞女演员”，性格软弱易控，尽管谢列平认为他不能胜任一个“大国的领导”，却仍不失为当时平衡各方势力的最佳书记人选。

勃列日涅夫的就任是苏共叫停赫鲁晓夫改革的信号。

1964年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引用列宁语录批评赫鲁晓夫造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代表了当时中立派领导人的集体意见。

如何处理斯大林体制重新成为苏联的头号难题。

赫鲁晓夫的相关政策虽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也足可证明他改良社会的决心，而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新一批执政群体保守中庸，反对大规模的政策调整，无视二战结束以来悄然发生的种种转变，趋于维持原状，开启了所谓“重新斯大林化”的时代。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作为对1930年代斯大林体制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补充。

完善健全“发达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苏联建设的中心内容，落实到文化层面，则要保证“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将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院校部等机构的共同作用下，全民性思想教育活动由上而下、由浅入深，成立大量教育、宣传、组织机构，跟进学习中央指导精神。

将苏共制定的主流价值推广给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乃至输出东欧各国，以巩固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阵地。

意识形态与文化工作的捆绑空前紧密，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关怀，传达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理念，从而“揭露“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反动本质”。

创造“发达社会主义”概念的本意是彰显苏联同资本主义阵营的本质区别，证明当前国家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思想文化的引导和管理延续了斯大林主义一贯的繁琐粗暴特征，几乎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政治所管辖的范围内，行政手段干预亦屡见不鲜。

这一时期，审查制度再度严苛，先前被边缘化的出版总局重新恢复了意识形态路线“检察员”的政治地位。

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苏联明确了对美缓和的冷战策略，一改赫鲁晓夫时代直面资本主义文化攻势的态度，继续实行文化封锁，掐断官方以外的所有信息来源，对新闻、出版、广播、音像等各种文化功能性事物的审查工作直接进入发行问世前的准备环节，催生了1970年代普遍的“自我审查”倾向。

勃列日涅夫在任的十八年，苏联的社会发展已然陷入全方位的“停滞”状态，空有强盛之势，却无增长之实。

勃列日涅夫不着手解决这一当务之急，试图用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掩盖矛盾，推行教条的文化监管政策，过分强调绝对一致性和单一文化论，限制个体自觉能动性，哪怕所禁止与反对之物通常完全没有反动意图，仅仅是与苏联对文化的定义不符。

这不仅与民间自解冻以来就从未停歇的人道主义呼声相背离，也忽视了思想文化界对重获生机的迫切期待，其故步自封之处恰如一个著名的政治笑话——满载苏联历任领导人的火车停止了运行，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各有各的办法，而勃列日涅夫则选择拉上窗帘、摇摆身体，假装自己仍然在前进。

此外，缓和政策看似避免了美苏的直接冲突，实则成为苏联放弃意识形态宣传的遮羞布。

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窗口，所谓苏联文化的优越性日渐沦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自卖自夸，既不为西方世界了解，也难以说服本国民众。

自我封闭式的“发达社会主义”模式非但不能满足人民的现实精神需求，反而激发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对安全、稳定、团结等重大问题构成挑战，为之后诸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苏联在国力最强盛的年代里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时机，导致整个国家僵化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