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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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已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感慨不已。尚在今岁早春时节,拙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施蛰存年谱》相继印行,而当前躬逢其盛,姑且放下杂事,开卷校阅,回味一番。于是,连日灯下翻看这两部书,顺手摘录往迹考若干,便成如次零散小段,私以书摘名目,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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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年谱》,沈建中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诞生日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2月1日,星期五,晚上约在19时至21时之间,即农历乙巳年(蛇年)丁亥月(十一月)甲戌日(初五)戌时,诞生于杭州水亭址钱塘县学府(学宫)旁(今杭州上城区中河中路)的家里。生肖属蛇,排行为二,故自称“施二”。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页1
创办璎珞社
1925年12月,与戴望舒、杜衡等人结为文学社团璎珞社,筹办《璎珞》旬刊。自述“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震旦二年》)。据沈子成记述,“施氏告诉我,‘璎珞’的取名,系采微小珍贵之意”。(《记水沫社》)另据赵景深回忆,“戴望舒、施蛰存和杜衡,也是彼此非常要好的,所以我称之为文士三剑客;这文坛三人以前曾自费刊行过一种刊物,名叫《璎珞》,在形式方面很美观,我猜想这或许是蛰存最初的尝试”。(《文士三剑客》)
同上,页91
婚礼
1928年12月5日,与陈慧华女士在松江举行婚礼。(有关婚礼之年份,可参看《我的日记》)自述“是在1928年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复叶永烈函,1987年11月11日)“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添了不少酒兴,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滇云浦雨话从文》)据丁玲回忆,“在1928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另据姚蓬子记述,“1928年深冬的一个晚上”,“参加了蛰存的结婚典礼回来”,“沪杭车的车厢里,和我同道的,有丁玲、也频、从文”。(《我们的朋友丁玲·代序》,1933年天马书店初版)
同上,页121—122
译作《怜悯的寂寞》等署名
1933年9月16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8期登载戴望舒译作季奥诺《怜悯的寂寞》。(按:此稿也为互助而以戴望舒名义,交付徐调孚编发;尚有当时戴望舒译著《法兰西现代短篇集》等,皆为先生一手编成并办理出版。纵览先生与戴望舒的友谊史,以及本谱记载,这类情况可谓累见不鲜。尤其在戴望舒留法归国后的1935、1936年这段岁月里,都有先生译作,或合译、或译后互为润色校订,而由先生经手寄付沈从文、浦江清诸位编辑并以戴望舒名义刊出的情况,如载1936年2月2日《大公报·文艺》第86期戴望舒译作马尔塞·阿尔朗《蔷薇》、3月29日第118期戴望舒译作狄亚思·费囊代思《死刑判决》,及5月4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17期戴望舒译作斐理泊《邂逅》,包括此篇,多年后均被戴望舒在主编《星岛日报·星座》时,分别重刊并恢复译者真姓实名之署名。译作《蔷薇》后载1946年1月19日《新生日报》,署名易为“江思”,此系与戴望舒合署笔名。)
《施蛰存年谱》,页173—174
《现代诗风》
1935年4月5日,与康嗣群合办《文饭小品》第3期出版,刊有署名“脉望社出版部施蛰存启”的《戴望舒先生主编诗杂志出版预告〈现代诗风〉》。自述“我现在编一本季刊,定名《现代诗风》,内分诗论、诗话、诗、译诗四项,大约9月中可出第一册。你如高兴,可请寄些小文章及译诗论文来,不过没有稿费,恐怕你也无暇写耳”。(复戴望舒函,1933年5月29日)“《现代诗风》是我办的,用望舒名义”。(复岳洪治函,1987年1月21日)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页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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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日,钱君匋治印“无相庵”,边款“十年前曾为蛰存兄作无相庵朱文印,八一三抗战后蛰存家处战线,所聚各物均荡然,余亦流亡湘粤,回沪月余,蛰存亦自昆明归,相见各言艰辛,不禁黯然,爰为重镌此印以续旧梦”;又治印“无相庵劫后所聚”,边款“蛰存兄之昆明前四日索刻,即正”。
6日,乘上爪哇轮船公司“芝沙丹尼”号邮轮赴香港。自述“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浮海杂缀》)
同上,页438—439
旅港期间
1940年4月12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及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温莎餐室举行茶话会,欢迎先生从昆明、丁聪从重庆来香港并欢送寒波回国,主席徐迟报告后,由先生首先发表演说,指出“抗战以来文艺所经过之诸阶段,最近文艺作品,已更富于现实性、实证性,各种报告文学诗词街头剧之试验,成功者多于失败者”。(香港《国民日报》,1940年4月13日)
14日,下午在香港坚道20号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会员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第二届理事”。据《文艺协会港分会昨举行会员大会》记述,“先由主席许地山宣布开会程序,戴望舒报告二十八年度本会之工作情形,继由施蛰存、马耳、苏醒之先后报告昆明、上海及美洲文化近况”。(香港《大公报》,1940年4月15日)
同上,页463—464
朱自清手札
1941年9月10日,朱自清由成都复函“前奉手教暨大作若干首,甚为欣慰”,“去年弟初来蓉,与中正大学罗炳之先生通信,复信谓已聘兄任教,嘱作函促驾,当时不知文旌所在,未得寄书。得来示知道阻不果赴赣,在中正方面亦一憾事也。暑晤叔湘先生知台端顷已到厦大,甚慰。此想已开学。厦大情形,自胜永安师资训练所也”,“弟拟月底月初行,江清兄闻可回校,但须结伴同行,或尚稍延时日”,“闭门多暇,亦以旧诗自遣,所得约五十首,大抵与萧公权先生偶和为多,抄奉三首,聊致雅意,亦一见迩来心境也”。
同上,页502
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
1947年10月31日,《新疆日报》登载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名单,其中主委陈希豪,副主委内有王耘庄,委员内有施蛰存。自述“老同学王耘庄来上海,委托我协助购置教学图书和仪器,我前后忙了近一个月办成;又通过我妹夫的关系,好不容易办理了航空托运。耘庄离沪去南京向鲍尔汉院长述职,不久来信转达鲍院长邀我出任新疆学院驻沪办事代表,并给我一个文化委员的名义。但由于当时航运困难而导致延误,意想不到的是,耘庄回校后却被诬陷为贪污,自救不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先生口述)据尹芙生记述,“因友人陈希豪之邀,王耘庄到迪化新疆学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7年秋,耘庄奉鲍尔汉院长(常住南京)之命,到上海为学院购买图书、仪器,在沪购妥后,交中央航空公司托运,领到提货单。因航班少,到1948年春才运到。学院一副院长别有用心地指使几位同事怀疑王耘庄侵吞公款”,“耘庄气愤,无法忍耐这种无根据的攻讦,遂以提货单为据,向法院起诉别有用心之人损害其名誉权。涉讼期间,数十箱图书、仪器全部运到,完整无损。几位同事自知理亏,经院方央求时任迪化市长的屈武调解,以补偿耘庄全家返内地机票而撤诉结案”。(《王耘庄教授的一生》)
《施蛰存年谱》,页356—357
书巢图卷
1949年2月27日,《申报》刊载《施蛰存寻失画》:“鄙人于2月19日下午从其美路四达路口,雇车一蓝色野鸡包车。至外白渡桥堍下车时,遗忘画卷一轴在车上。该画系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之‘书巢图卷’,有叶绍钧、贺昌群先生题辞。自失去后,遍觅不得。故假本报一角访寻,如有仁人君子偶然发现该画下落者,务恳通知,或持画来归者并当厚谢。”
另,作诗《奉题王伯祥先生书巢图兼寿六十》并记“岁首王伯祥先生以《书巢图》属题。既携归,逡巡旬日不得一辞,方拟曳白奉还,遽失图于道路。百计追寻,始幸获还,遂叙其事为先生寿”。据王湜华记述,“我父亲在1939年请我表姨夫、画家蔡震渊先生画了一幅《书巢图》,并请钱石仙先生篆引首”,“请贺昌群先生、施蛰存先生、郭绍虞先生题了这一卷子”,后有俞平伯、顾颉刚为题。(《关于〈书巢图卷〉》)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页622
原标题:《施蛰存往迹掇采》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来源:作者: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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