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重庆歌乐山笼罩在浓雾之中,在渣滓洞监狱里,女牢的囚犯被看守叫醒,说是要“马上转移”。她们被推搡着赶进楼下平时空着的第八牢房。这间牢房更窄,大家挤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了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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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半夜,牢门突然被拉开,几支冲锋枪从黑暗的走廊伸进来。枪声像惊雷一样炸响。盛国玉感到一个沉重的身体倒在她身上,温热的血很快浸透了她的衣服。第一轮扫射,她没有中弹。在刺鼻的火药味和血腥气中,她顺势倒地,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假装已经死去。
枪声停了一会儿。特务们穿着硬底皮靴走进牢房查看,靴子踩在血水里,发出咯吱的声音。手电光从她背上扫过。一个特务停在她身边,抡起枪托朝她腰部狠狠砸了一下。剧痛让她差点叫出声,但她拼命忍住,全身紧绷,一动不动。特务没有看出破绽,转身离开。正是靠着这样铁一般的忍耐,她才躲过了后续挨个补枪的遭遇。
盛国玉是四川垫江人,从垫江师范学校毕业后,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名叫余梓成的男子。婚后生活起初平凡,她每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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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不觉间,生活发生了变化。丈夫余梓成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带回来的朋友谈论的事情她也听不太懂。他开始往家里带一些用旧报纸仔细包着的书。盛国玉做完家务,也会拿来翻看。书里讲的是国家大事和普通人的未来,这些都是她以前很少想到的。
通过丈夫,她逐渐了解到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人生道路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地改变了。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她渐渐成为革命者身边的助手。
一九四八年,外界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在垫江地区搜查得非常厉害。一次,特务在抓人时查到一些文件,其中有个笔记本记录着联系人名单。在那个本子上,“盛国玉”这个名字只是作为余梓成的妻子被简单提到。
就因为这随意的一次记录,就使她大祸临头。不久,特务闯进她的家,不由分说地将她逮捕。没有经过详细审问,只因为她是余梓成的妻子,再加上笔记本上有她的名字,盛国玉就被定为政治犯押上囚车,送到重庆,关进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渣滓洞监狱。从平常的家庭生活突然进入阴冷的牢房,这场横祸让人看清了当时“宁可抓错,不可放过”的残酷。
刚被关进这座魔窟时,她又害怕又绝望,渣滓洞监狱的第一道考验是阴暗潮湿和发霉的食物。盛国玉被关在女牢二室,在这里她认识了江竹筠,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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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里,江姐会和狱友们抓紧时间小声传递消息,回到牢房,她们就凑在一起学习。没有纸笔,就用小石子在地上划字;没有书,就靠记忆互相背诵文章。盛国玉起初只是在边上听着,后来也逐渐学习起来。
江姐冷静干强和关心同志的样子,让她敬佩。身处这个牢房里,盛国玉的心志反而被磨砺得坚韧起来。最初的恐惧感逐渐消退,一种新的信念从心底出来。
一九四九年秋。监狱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不断有好消息开始传来,解放军已渡过长江,正向南推进。狱友们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她们想办法把知道的都传递给所有人。
此时监狱看守特务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他们加大了巡查的频率,有经验的同志悄悄提醒大家,要提防敌人在最后时刻的狗急跳墙。在牢房里,喜悦和担忧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解放的那一天,但又都害怕自己活不到那一天。那种天快亮却可能死在夜里的感觉,随着十一月天气转冷,重重压在每个人心头。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放风被取消,看守特务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重重的脚步声好似踩在每个人的心上。男牢那边先有了动静,开始一批批往外叫人。“某某某,出来办手续”、“某某某,出来谈话”。被叫出去的人,脚步声在走廊尽头消失后,再也没有回来。这种异常的动静,让大家心里都明白会发生什么。
天完全黑透后,轮到女牢这边有了动静。特务没有点名,而是哗啦一声打开所有牢门,令所有人立即收拾东西,说要马上转移。但这话没人相信。深更半夜转移不合常理。但是大家在枪口的威逼下只能照做。盛国玉和女牢的狱友们被集中押到楼下,塞进那间更小的第八牢房。人们挤在一起,几乎无法转身。没有人说话,死一般的寂静压得人喘不过气。大家挨着坐在冰凉的地上,听着外面传来的模糊声响,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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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门上的小窗忽然被遮住,接着是铁锁打开的咔嗒声。门被猛地拉开,几道刺眼的手电光直射进来,照得人睁不开眼。光柱后面,可以看见架在走廊里的冲锋枪,枪口漆黑阴森。
几乎就在手电光照入的瞬间,冲锋枪便哒哒哒地咆哮起来。子弹如雨点般射入。硝烟味和血腥气瞬间充满整个房间。黑暗中,有人倒下,有人挺立着呼喊口号。盛国玉只觉压在身上的身体猛然一沉。
机枪声停了。牢房里只剩下低低的呻吟和血流淌的细微声响。盛国玉藏在倒下的难友中间,一动也不敢动。她知道,只有继续装死,才可能有一线生机。她让全身放松,脸贴着又冷又湿的地面,将呼吸放得又轻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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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靴踩着血水,噗嗤噗嗤地走进牢房。特务进来补枪了。手电光胡乱晃动,不时响起砰的枪声,那是子弹打入身体的闷响。一道光扫过她的头顶,一个特务在她身旁停下。
盛国玉能感觉到那目光在她身上打量。突然,硬木枪托狠狠捅在她的腰眼上。那一下疼得她眼前发黑,牙齿几乎咬碎。她用尽全身力气,让身体保持瘫软的状态,连指尖都没颤抖一下。特务停留了几秒,大概以为这确实是个死人,转身走开了。接着,她听见特务从床铺下拖出藏着的孩子,随即便是枪声……她死死闭上眼睛,指甲掐进了手心。
补枪的特务离开后,牢房里冒起浓烟,火苗噼里啪啦烧起来。敌人在撤离前浇了汽油。热浪一阵阵扑来,空气灼人。这时,盛国玉听到旁边有轻微的动静。借着火光,她看见一位男同志(后来知道叫肖中鼎)还活着,他正吃力地想要移动。两人的目光在火光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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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随后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冲向牢门。门可能没锁死,被他们撞开了。但刚冲出去,黑暗中便闪出枪口的火光。砰砰几声枪响,那位一同逃出的同志身体一晃,倒了下去。盛国玉猛地缩回门内,心脏狂跳。火已烧着半个牢房,热浪烤得皮肤发疼。不能再等了。她看准特务开枪后的短暂间隙,用尽全身力气,头也不回地朝院子另一头的黑暗角落冲去。
冲出牢门,外面同样危险。整个渣滓洞的院子漆黑一片,只有燃烧的房屋映出晃动的火光,根本看不清哪里还藏着人。盛国玉扑倒在冰冷的泥地上,远处,其他牢房方向,还有零星的枪声和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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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时要马上找个地方藏身。主牢房已是一片火海,不能回去。院子里空荡荡的,更是死路一条。她紧贴墙根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最后,她摸到一间矮房子,这里是男厕所。里面气味难闻,但此刻她蜷缩进最里面的角落。重庆十一月底的夜风冷如刀割,但比寒风更刺心的,是死里逃生的后怕和对牺牲同志的悲痛。她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在黑暗和等待中,熬过了此生最长的一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渐渐亮了。枪声早已停止,只有没有烧尽的木头偶尔啪地响一下,冒着青烟。盛国玉等到外面彻底没有动静后,才从藏身之处走出。后来她被附近前来查看的农民发现,被救了出来。她是渣滓洞那场大屠杀中,少数几位从现场幸存的见证者之一。
活下来的盛国玉,作为亲历者,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后人讲述那个夜晚:特务是如何布置的,屠杀是如何开始的,同志们牺牲时的情景,以及她自己怎么样侥幸生还。她的这些叙述,成为还原那段历史、铭记那些烈士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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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国玉晚年的生活回归平静,但“一一·二七”这一天已深深铭刻在她的生命中。作为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她让那些在黎明前一刻逝去的生命没有被遗忘。她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历史洪流中守护着生命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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