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无子，皇父摄政王成为终极目标，统治独揽大权

他死后被人开了棺，挨了鞭子，头颅被砍下，权势随之被清洗干净。直到一百二十八年之后，乾隆才给他平反，恢复了睿亲王的称号。这是多尔衮一生的终局，也是他权力兴衰的最直接注脚。

在达到那一步之前，多尔衮曾是一手遮天的人物。皇太极去世后，他没有坐上皇帝的位置，却成为了实际掌权者。最初和济尔哈朗并列辅政，后来济尔哈朗退出，他一个人独揽朝政军权。官位、封号是一层层往上走的：先被封为大将军，之后被称为摄政王，接着又被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最后在1648年末更被授予“皇父摄政王”的名号。手里握着皇帝的玉玺，制诏下旨，朝中诸多事都得经他同意。那段时间，实际上除了皇帝的名义之外，朝政都在他手上。

这位权臣的崛起，与顺治年间一系列关键事件紧密相关。1644年五月初二，他率军打败李自成，领大顺残党撤退后进入北京。进城之后，他主张把都城迁到北京，并推动皇帝在城内重新登基。到了十月初一，皇帝在北京举行大典，多尔衮被正式册封为摄政王，以叔父身份辅政。可以说，迁都和重新登基这两件事，把清朝统治的格局彻底改变，也把多尔衮推到了权力的中心。

要理解这个过程，得从更早的一次皇位争夺说起。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没立好接班人。八旗议政王会议成为决定者。可以争位的三个人有代善、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年纪大了，不热衷政治，手里掌着正红和镶红两旗，影响力大但不争位。豪格掌着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战功显赫，性格强硬，得到了索尼、鳌拜等重要将领的支持，很多人倾向于让皇子继位。多尔衮掌着正白和镶白两旗，军政经验丰富，备受器重，但毕竟不是绝对独大——豪格若硬来，很容易打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济尔哈朗掌镶蓝旗，态度摇摆，对最终结果有不小影响。

面对这样的局面，多尔衮没有选择硬碰硬。他算了一笔账：要是跟豪格开战，双方都有可能受损，自己的军政基础也可能被削弱。更何况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儿子，权力位居人臣之上，实在不需要冒这个险。于是他提出把皇九子福临推上去。这个决定既满足了有人当皇帝的表面需求，又把最大的对手豪格排除在外——一个幼帝配合一个强摄政，比两支大军硬拼要安稳得多。

有了皇位的人选，后续的权力分配就是实操问题。多尔衮并非只靠一纸任命就坐稳，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巩固地位。开始时，他和济尔哈朗并列辅政，借此化解外界的疑虑。随后，济尔哈朗淡出，多尔衮独掌朝政。他还动手调整敌对势力：代善支持他的人据说遭到清算，代善的一子一孙被处死；豪格麾下受他牵制的将领，比如索尼、鳌拜，被调离要害岗位，敌对势力被分割、削弱。第二年四月，他被授予大将军爵位，五月再次领军入北京，政治和军事两手并用，最终把迁都、登基等关键节点全部落实。

多尔衮的做法有明显的算计感。用一个幼帝做幌子，自己掌控实权；用调动人事、清除对手来稳固地位；用军事行动和政治仪式锁定局面。这套操作在短期内相当有效：皇帝名义在，朝纲有人管理，内外看起来秩序井然。他的权威也从八旗领袖上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甚至在朝中被尊称为“九王爷”和“皇叔父摄政王”，掌握了帝王以外能够掌握的一切。

不过，说他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他的个人情况也影响了选择。他身体多病，没有亲生儿子，只有继子；位高权重但并非老谋深算到要冒险称帝。那种位极人臣的处境，会让人衡量得更谨慎。以他当时的处境，维持实际控制而非登基，自有好处：可以享受权势，同时避免直接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阶段的权力博弈里，豪格是一张重要牌。豪格年轻有为，能征善战，得到多位大臣和将领支持。皇太极在世时对他也有期待。要是强行把豪格挤掉，后果不堪设想。多尔衮选了妥协的策略，用福临这颗“幼帝”来填补皇位空缺，把冲突的烈度压下来，最终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事态稳定后，多尔衮的权力仍在扩张。他掌握玉玺，能颁诏下令；朝臣对他俯首称臣，不少重大决策都需要他点头。1648年末到1650年这段时间，他的权势达到了巅峰。除名号之外，他几乎囊括了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说他没有篡位的念头，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现实考量——篡位一旦失败，就是全盘皆输。

两年之后，他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九。死后发生的事变化剧烈：朝廷内部随即对他展开清算，原本的盟友和被压制的势力开始反扑。他的遗体被挖出并受到极端羞辱，权势被剥夺殆尽。他的政策和影响在短期内被推翻或修改，支持他的集团被清洗。直到一百二十八年后，乾隆才为他恢复名誉，叫回“睿亲王”的称号，给这位曾经把清朝推进全国格局的人物一个迟来的平反。

从整体来看，这是一出短促而激烈的权力戏。起因是最高权力突然空缺，各方势力立刻分化；多尔衮选择的路径是以权谋稳、以幼帝为幌，把可能的军事冲突转换为政治格局的重构。过程里既有军事行动，也有人事调整，还有封号与仪式的配合。结局则是权力达到巅峰后迅速衰落，留下的是历史上复杂且争议很大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