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催生，北大又开始作妖了

学术界总不缺少让人瞠目结舌的神奇研究。前有中央财经大学王存同教授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对全球139个国家11万多名男性进行调查后得出“阴茎长度与IQ存在负相关”的结论，即阴茎越短，智商越高。它发表在北大期刊网上。

现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基于51万中国人的数据，分析子嗣数量与疾病死亡风险的关联，指出“无子女者死亡风险更高”。

我只想问一句：这51被试是双盲选择吗？我看了界面的报道，居然完全不提是否双盲。这决定了试验结果是否可操控，但似乎研究人员觉得不重要。

一根阴茎越短，智商越高；孩子生得越多，死亡风险可能越低。在北大系列研究的学术外衣下，两项研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共同描绘出中国学术研究的某种生态——相关性包装成因果性，科学疑似沦为婢女。

01

我们在见证神论文的狂欢。

王存同教授的阴茎长度与智商研究，像学术界的“行为艺术”。这篇研究，控制了人均GDP、教育支出甚至日均气温等变量后，庄严宣告：阴茎长度与IQ（智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研究还将人种精确排序：蒙古人种智商登顶而阴茎尺寸垫底；黑人则相反。这种简单粗暴的归类，令人恍惚回到了十九世纪的颅相学时代。

更有趣的是，这篇论文在方法论上存在明显问题。它一边宣称“不包含因果推断”，一边却用“物种演化”等词汇暗示智商在人种间存在差异且有进化论依据。

无独有偶，北大公共卫生学院的生育研究同样精彩。该研究基于51万名中国成年人长达12年的追踪数据，发现无子女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无子女男性死亡风险比有子女者高37%，女性高27%。每千人年的死亡率,无子女男性为28.38，而有一个子女的男性仅为7.90；女性的对比数据分别为15.03和3.66。

然而，这两项研究共享同一个方法论陷阱：它们把相关性包装得近乎因果性，却对真正的因果关系轻描淡写。

相关性不是因果性。

2

生育与健康的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颠倒。论文自己也承认，关于无子女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无子的信息并未收集。

以精神疾病为例，该病往往在25至35岁之间首次发病，这恰好是生育的黄金年龄。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由于社会功能受损，本身就更难建立家庭、生育子女。是疾病导致无子女，还是无子女导致疾病？研究无法回答这个关键问题。

这令人想起指甲与健康的关系。指甲生长速度或与人体的某些病理变化有正相关，但不会有严肃学者声称“指甲长得快所以寿命长”，因为大家都明白这可能是第三变量（如整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同样，无子女群体往往教育水平较低、收入较少、对生活满意度更低，这些因素本身就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将健康差异简单归因于有无子女，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学术界的投机分子们深知，只要样本量足够大，任何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变量都可以挖掘出“显著相关性”。今天可以是阴茎长度与智商，明天可能是耳垂大小与寿命，只要数据挖掘得够深，总能发现惊人的“相关性”。

学术不能婢女化。

3

生育研究选择在鼓励生育政策密集出台的时期发表，时机选择令人玩味。近年来，从“全面两孩”到“三孩生育新政”，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但并未产生持续的生育回升效应。

于是，学者们开始为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机制。例如，有研究表明性别平等才是推动生育水平回升的关键。在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程度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较高。而南欧和东亚一些国家，传统家庭模式占据主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低。

然而，揭示真相的研究往往不如迎合政策的研究来得“安全”和“有利”。当学术研究沦为某种功利性的注脚，其科学性便让位于功利性。

于是各种看似科学实则经不起推敲的研究纷纷出炉。

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是追求真相，如果研究确实发现生育与健康存在关联，那么真正的学者应该深入探究背后的机制，而不是急于给出简单结论。

例如，研究可以探讨为什么在过去子女是老年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依靠，而今天社会保障体系已相对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依赖关系是否仍然成立？也可以分析不同社会支持系统下，无子女者健康差异的变化。

遗憾的是，在当前学术生态下，这类真正有深度的研究往往不如简单直接的相关性研究来得“高效”和“引人注目”。

未来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学术史时，或许会将阴茎长度与智商研究、以及生育数量与健康风险研究，视为21世纪中国学术的特殊标本。它们共同反映了在特定科研评价体系与政策环境下，学术研究如何异化为数字游戏与功利性注脚。

当我们一边用“阴茎越短智商越高”娱乐全球，一边用“不生育更短命”制造焦虑时，学术的尊严何在？

或许北大学术研究已陷入一场需要被挽救的“智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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