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人金针 | 什么样的学者才是永生的？

本文转自“中华书局1912”，原载《中华读书报》2023年4月26日第9版，原标题为《这样的学者才是永生的——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理念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作者为葛晓音教授。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傅先生逝世已经七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并没有离开。因为他的代表作都是需要时常翻阅的。每当此时，我就感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否长久，更重要的是看他身后的学术影响力有多久。学术界的后来人绕不开他的著作，到什么时候都要用他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学者才是永生的。

新出版的《傅璇琮文集》摆在案头，整整二十四册。尽管傅先生生前每出新书都曾送我，但集中在一起，还是感到震撼。傅先生毕生所做的工作之多，令寻常人无法想象他究竟怎样分配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也难以在一篇短文中概括他的全部成就。这里我仅联系他的《唐代诗人丛考》以及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谈谈傅先生的学术理念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傅先生主要长于文献资料考订，他所组织编纂的多种大型丛书也主要是为唐代文学研究奠定文献建设的基础，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但是傅先生的研究视野和目标并不限于文献，而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路向有其通盘的思考。

傅先生本人在文献考订上的功力之精深，是有口皆碑的。1980年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后，引起学界极大震动，唐代文学研究者几乎人手一册。我当时买了一本，因为看的遍数太多，封面都掉了一半。记载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文献错误和缺漏极多，此前的相关研究争议也不少。而傅先生的考证结论有异议的很少。

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韦应物的生平仕历以前一直不清楚，收入这本书的《韦应物系年考证》是在韦氏墓志出土之前，结论最为可信的一篇考证论文。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写《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时写到韦应物这一章，全用傅先生的结论。不久陈尚君把尚未公开发布的韦应物墓志寄给我看，我把它和傅先生的文章比对了一遍，惊讶地发现不相符合的地方极少。也就是说，傅先生的考证几乎是可以成为定论的。

对于韦应物这样一个仕历复杂的诗人来说，能做到这个程度，不能不令人惊叹。但《唐代诗人丛考》给后学的启发，不仅是这些考证本身的严谨缜密，更重要的是为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开出了一种文史结合的方向和路数，影响了以陶敏、陈尚君为代表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在诗人生平考订、作品系年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陈尚君更是联系他对全唐诗的辑考工作，对大大小小的唐代诗人生平进行了规模化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对傅先生的诗人丛考的最新拓展。

但是傅先生做丛考还有更深远的理论思考，他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里说过一段话：“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傅先生用建议的口气，向我们指出古代文学研究要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要用史学研究的眼光观察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外因和内因，要寻找文学创作的高潮和低谷及其原因，而且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作家群体活动的编年，以及作家交游的考察来呈现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这些话似乎没有很浓的理论色彩，但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当时正是学界不满于旧的文学研究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研究出路的时候，对很多学者尤其是我们这些新入门的研究生而言，是振聋发聩的。

傅先生后来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又进一步为他所理想的文学史奠定了基础。这两部书我近几年用得很多，注意到傅先生不仅组织了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一起来完成这两项大工程，而且亲力亲为，自己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写了很多篇。这部书借校笺为众多唐代诗人写出了比较信实可靠的传记，汇集成五册，已成为研究唐代文学不能离手的必读书。

关于做编年史的初衷，他在1998年3月9日给我的师姐、广西师大中文系张明非教授的一封长信里这样说：“这些年来我与陶敏、吴在庆、贾晋华等合作，想做一部唐代文学编年史，体例是仿《资治通鉴》的形式，按年按月编列文学进展情况，先是几句话作为纲要式论述，在这之下是材料或某些说明，一是要求言必有据，二是做些补充、阐述。现在初稿已有。由我一人统稿，工作分量较重。分四卷，即初盛唐卷（约50万字），中唐卷（约50万字），晚唐卷（约70万字），五代卷（约50万字），总约220万字，这种编年史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探索，它不像过去以作家、作品为单元，而以时间流程为线索，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时文学是怎样一年一年进展的，而且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或一年，或几年）了解作家行踪的分布。”傅先生还在信里说他“曾与一些友人商议，搞这样一部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1911年），如有这样一部编年史，将能使人看到中国文学的具体历程。唐代还单纯，后代有几种文体并存，更能看出交叉发展情况”。

这部编年史在1998年底出版，我看过两遍。最近因研究需要也时常翻阅，虽然它的编年还是以史料编集考订为主，但它打破了以往文学史叙述文学发展难免笼统浮泛的旧模式，以落实到每年每月的作家创作活动为主线，使文学发展的纵向流程和横断面有机结合，所以很多前人忽略的文学现象在这部编年史里已经呼之欲出，创获极多，可供深入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确实为形成全新的理论形态的文学史奠定了详实的基础。

傅先生的这些理念和他的研究实践一直引导着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界努力的方向，后来出现的许多研究作家交游、群体活动、流派形成、文风演变的著作可以说都是循着这些基本思路去做的，这就使唐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

傅先生以他非凡的学术成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推动着唐代文学研究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四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都离不开傅先生心血的浇灌和培养。傅先生虽然已经故去，但他在后人心中，永远是照亮唐代文学研究前行之路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