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我们了解历史的载体”（赓续历史文脉）

本报记者 杨颜菲

江建新(左一)在和团队成员讨论遗址发掘情况。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江建新，1958年生，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自1982年以来，参与和主持了10多次御窑厂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清理，主持发掘修复了数万件出土官窑瓷器和标本，主持出版、主编《明代官窑瓷器研究——以御窑厂遗址出土遗物为中心》《瓷器改变世界》等多部学术专著。

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因瓷而兴，因瓷而名。

从挖掘解读瓷器中的文化密码，到推动景德镇出土文物在各地巡展，再到促进中华瓷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40多年来，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江建新用御窑厂下的一块块碎瓷片，为景德镇御窑的烧造历史和中国陶瓷文化研究写下生动注脚。

发掘遗址，让瓷片、遗迹与文献相呼应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里，一只鸭子形状的瓷器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个瓷器造型非常独特：底座是方形，四侧镂空做成海棠形，一只敛翅立足、身姿挺立、黄绿相间的鸭子站在底座上，曲项昂首，张嘴吐舌。

“这可是一只500多岁的‘鸭子’!”江建新介绍，这只明代成化年间御窑生产的素三彩鸭形香薰，是最受观众喜欢的展品之一。然而，在漫长的时光里，这只可爱的“鸭子”一直以破碎的形态被埋在不远处的珠山下。

故事还要从1979年的冬天说起。那时，市中心进行下水道改造施工，意外发现地下有很多碎瓷片。江建新的老师刘新园马上赶到施工现场，把这些碎瓷片打包带回。

“经过清洗和复原，我们发现，这些碎片经过拼接，竟可以复原成为完整的瓷器。”江建新说，“在古代，一般不会有那么多民窑烧制的瓷器被砸碎埋在地下。我们推测，这里曾经是官窑，由于对品质把控严格，不过关的瓷器只能被打碎掩埋，以免流入民间。”

御窑厂周围的主动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分别进行了3次和31次，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窑遗迹和遗物。“我们晚上去挖，一干就是通宵，尤其是在冬天的夜晚。从1980年至2010年左右，我们收集了6000多箱瓷片。”江建新说。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御窑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御窑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明清官办窑厂之一，使用当地和进口的优质原料，并集结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技艺的巅峰。故宫现藏的多件(套)陶瓷器中，90%以上为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

在海量的陶瓷碎片中，团队最终挑选出60余块残片，成功拼合出6件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后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再度修复已拼合的鸭形香薰。2023年，故宫博物院将合作修复的鸭形香薰移交给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过去，研究是建立在文献基础上。我们的研究让瓷片、遗迹与文献相呼应，陶瓷是我们了解历史的载体。”江建新说。

组织巡回展览，为理解陶瓷文化提供更多视角

除了复原瓷器、梳理陶瓷历史，江建新还希望能将研究成果展示出来。

江建新说，对官窑瓷器而言，获选者与落选者的命运迥然不同——获选者翻越千山万水运至京城、藏诸深宫内苑，落选者被就地打碎、集中掩埋。“去故宫参观时，我看到了很多与御窑厂出土的修复件相似的展品，要是能把御窑厂的修复件和这些传世精品放在一起展览，那该多好。”江建新说干就干，经过5年研究策划，2015年，“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展览吸引了许多学者、藏家与陶瓷爱好者。展览上，落选者与获选者并置陈列，隔着玻璃展柜静静“对话”。乍看好像双胞胎的一对器物，细看却有诸多不同。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片有明确的地层可考，与故宫藏品进行多重对比，不仅可以验证藏品的烧成年代，对研究当年的生产情况和工艺水平也有重要意义。江建新说：“每一片残瓷都是了解陶瓷史的一扇窗。”

“展览获得了很多好评，我们在其基础上扩展，形成了一系列的对比展览。”江建新说，直到2021年，“明代御窑瓷器”系列对比展的5个展览将1137件(套)传世文物和出土瓷片修复标本作了对比研究和展示，反映了明朝景德镇御窑厂设计、制作、遴选陶瓷器皿的过程和相关制度。此外，江建新还带着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官窑瓷器，参与组织了80余次国内外巡回展览，为人们理解陶瓷文化提供了更多视角。

“瓷器不仅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更是一种文化载体。”江建新说，比如荷兰的代尔夫特市，16世纪开始烧造瓷器，当地匠人模仿景德镇的制法，烧出来的纹饰和景德镇的青花非常相似。

“在代尔夫特，我们曾参观过当地收藏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花瓷器，他们一直以为是本土产品。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是景德镇出品的。”江建新说，“代尔夫特的一些路面是窑砖砌的，走在城市的路面上，就像走在景德镇的里弄一样亲切。”

培养年轻学者，让陶瓷考古研究薪火相传

1980年，当江建新在御窑厂遗址考古作业时，当年只有几岁的翁彦俊跟着爷爷奶奶在遗址附近的龙船弄生活。那时，他还不太懂附近的人总在泥土里挖些什么。

长大后，翁彦俊对从小陪伴自己成长的陶瓷文化有了更多理解。他跟着江建新学习，并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方向的博士生。

江建新培养学生坚持的是“泥土里的学问”：陶瓷研究者要多到考古现场去，多跟文物接触。翁彦俊读博期间，江建新带他到落马桥遗址参与考古发掘。翁彦俊一边写论文，一边下工地，往往是刚从成堆的文献中抬眼，又扑身在泥土中。“在这种‘双重输入’下，年轻人成长得特别快。”江建新感慨道，“当年的小翁现在已经挑起大梁，成为御窑博物院院长。除了考古研究，他正带领团队以新思路开发素三彩鸭形香薰的文创IP‘碎碎鸭’。”

这些年来，江建新教过的学生有七八十个。每当得知学生在陶瓷研究中取得了新成绩，他都非常欣慰。

“陶瓷蕴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老一辈学者更关注窑口和断代等问题，后来的学者开始关注瓷器背后的人文信息。未来，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江建新说。为此，他组织编写了《瓷器改变世界》一书，讲述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生产时间、窑口、对外输出的过程及其对海外社会、经济、文化、瓷器生产技术的影响，分析中国瓷器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事陶瓷考古研究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从不觉得辛苦。”如今，江建新虽已退休，但始终割舍不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事业。走出博物馆，他笑着说：“底下肯定还有东西，经过大家的努力，总算妥善保护起来了。暂时先不挖了，留给后人吧。”

御窑厂遗址有哪些遗存

御窑也称官窑，是中国古代专门为皇宫内院制造御用瓷器的瓷厂。御窑厂遗址是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与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占地面积约13.1万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对御窑厂遗址进行清理发掘，清理出明清窑炉近50座。御窑厂在明清时期是瓷器生产的中心，其中青花瓷器是瓷器生产的重要品类。同时，明清两代斗彩、五彩瓷也得到迅速发展。御窑厂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始建于明代初年的围墙，洪武至万历时期的葫芦形和馒头形窑炉，各时期落选瓷器的埋藏坑和堆积层，出土明清时期瓷片数百吨，近千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