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室制度有多严格？不管是皇亲国戚，出了五服，就得自谋生路

“出了五服，朝廷连一口粥都不给”，这话可不是哪里的民间怨妇瞎编的，是白纸黑字写在开元二十五年宗正寺新修《属籍令》原注里的一条冷冰冰的批语，那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刚把最后一批“远房堂侄”从长安城南的“百孙院”给轰出去，让他们自己找房住、自己开火做饭，城门刚一关，宗室那块金字招牌瞬间就成了废铁，昨天还是“天家骨肉”，今天就成了跟咱们一样的寻常百姓。

长安的老百姓都挤在朱雀大街看热闹，就看见几辆破破烂烂的老牛车吱呀吱呀往南走，车上坐着的高高在上的，那是开国皇帝李渊的六世孙，按辈分还得喊玄宗一声“族叔”，可宗正寺那朱砂笔一勾，他连进宫拜寿的资格都被抹了个干净，七百年后有个意大利外交官在游记里写“中国有一种奇怪的贵族，昨天穿绫罗，今天就被命令脱鞋去推磨”，要是他早生点，这场景在盛唐那是能免费围观的。

咱们把镜头拉近点看，太极宫承庆殿里，玄宗正亲自翻着那本被朱砂涂得星星点点的《皇室谱牒》，每划掉一个名字，就意味着朝廷每年省下32贯钱、13匹绢、6石米，这是开元年间最低级男爵的“口粮”，被划掉的人里最扎眼的是李秀，开国河间王李孝恭的曾孙，三个月前李秀还在兵部挂名“左武卫勋卫”，每天只要到衙门点个卯就能领钱，现在兵部公文就一句冷话“非五服内，停给”，李秀捧着那张薄纸在春明门外转悠了半天，最后把身上仅存的一枚三品金鱼袋当了，换了三斗黍米回永崇坊老宅跟寡母喝粥，第二天他就脱了锦袍去西市马行搬豆料，西市人经常看见一个白净汉子，肩膀能扛两百斤，却时不时抬头看看皇城角楼，眼里全是血丝。

这可不是小说情节，敦煌残卷S.11459号《天宝悬料帐》里明明白白记着“故勋卫李秀，今载春雇于西市，日庸值九文”，九文钱只够买两升酒，一个“龙子凤雏”就这样被制度的车轮碾进了尘土，而车轮的轴心就是那套看着温情脉脉、其实冷得像刀子的“五服法”。

“五服”本来是《仪礼·丧服》里的规矩，规定血缘亲疏该穿哪档丧服，李世民玄武门登基后嫌光用礼制约束不够硬，干脆把它写进宗室管理法，以在位皇帝为圆心，往上推四代、往下延四代，一共九代叫“本宗五服”，出了这个圈哪怕你姓李、祖上真是太上皇，也自动“断籍”，断籍的动作那是相当干脆，宗正寺档案室抽掉你的黄册，宫门簿划掉你的名字，俸禄房注销你的粮票，一气呵成，贞观二年太宗在丹凤门宣布新制的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算过一笔账，“宗室至玄孙以外，人口几何？今者殆三千余口，再延一世将逾万，皆待公帑，岂有此理”，一句话把皇家亲情换算成财政数字，血立刻就凉了。

更狠的是“降等袭爵”，亲王嫡长子降一等为嗣王，嗣王嫡长子再降为国公，国公往下传三代直接变平民，至于那些庶子从郡公起步，四代归零，贞观名臣李百药曾私下感慨“陛下之立法，使富贵不过五世，贫者亦得五世缓冲，真长策也”，可站在宗室角度这哪是长策，分明是钝刀子割肉，一刀刀看着自己的子孙跌出云端，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一次性清理“远支”两千一百多人，长安物价当天就波动，绢帛跌价是因为少了一大批买家，酒肉涨价是因为多了一大批借酒消愁的“前贵族”，诗人王维在《寓言》里写“朱门先达笑弹冠，白首同所归”，就是暗指这场“宗室大瘦身”。

有人咽得下这口气，就有人咽不下，武周垂拱四年李渊之孙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檄文里把武则天骂得狗血淋头，却也不忘提一句“臣宗室近属，今为远支，无尺土之封”，意思就是既然制度把我踢出五服，我就用剑把制度砍回来，结果兵败李贞被赐死，子孙并入庶籍，连“李”姓都被改成“虺”，皇家连族谱都懒得再翻，直接把你从基因记忆里删除，这样的高压让盛唐200多年里宗室武装叛乱只有区区两次，远低于西汉、西晋的水平，可它也逼出另一种“软对抗”也就是科举。

开元以后每年长安放榜，总有三分之一进士姓李，朝廷表面欢迎，暗地里又设门槛，宗室及第不得入翰林，外放先做县尉，考核三年无过才许升刺史，若敢在考卷里自曝“某王孙”立刻黜落，天宝七载宗室李岘以状元及第，却被分配到岭南始安县做尉，徒步出京一路中暑，抵达时靴子烂成渔网，他后来在《谢中书门下启》里苦嘲**“臣本天枝，今为海畔逐臣，若云五服之外，当如此耶”**，一句话把制度的冷、个人的酸全揉进去。

更惨的是那些连书都读不起的远支，晚唐咸通年间有李姓小贩在洛阳天津桥卖“脱蒸糕”，自称“高祖五世孙”，市人起哄“高祖玄孙早出海，你算哪门子皇亲”，小贩红了眼掏出随身携带的铜鱼符，当年宗正寺发放的身份钥匙已被磨得发亮，别人不认他当场把鱼符扔进洛水，次日挂盘缠去河阳投军，后来竟以军功授忠武将，这个故事被《太平广记》收在“气义”卷，结尾一句极冷“既拔卒伍，不复言宗室”，想要翻身先得把“李”字踩在脚底。

制度高压到极端反而催生一种奇特的“宗室市民化”，长安西市的“李家柜坊”，扬州城南的“李记金铺”，益州锦官城外的“李亲王酱园”，十有八九都是出服远支所开，他们不敢亮招牌只在账簿封面写一行小字“陇西旧族”，既向主顾暗示信誉又避免被官府盯上，会昌五年武宗灭佛勒令僧尼还俗，长安不少寺庙的宅邸被拍卖，买家多是这些“隐形宗室”，他们终于悟到与其在宫墙根等那碗冷粥，不如到市井里挣热饭，皇权不要我市场收留我。

市场也不是温情乡，广明元年黄巢大军杀入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十六王宅被一把火烧得通红，躲在里面的近支亲王被砍头，远支平民化宗室同样难逃，因为起义军分得清“亲王”与“郡公”，却分不清“郡公之后”与“平民”有何差别，史载“宗室无少长皆死”，血水里漂着无数曾写进士策论的墨卷、也漂着无数账簿与酱缸，制度把一部分人踢出五服让他们学会独立，可当浩劫降临旧身份仍像幽灵一样把他们拉回屠刀下，那一刻人们才懂所谓“自谋生路”不是皇恩浩荡，而是皇权把最后一点保护责任也推得干干净净。

夜航船般的帝国终究载着所有人一起触礁，朱温篡唐后把最后一任宗正卿李碤贬为平民，长安城那座存放黄册的“籍坊”被拆毁，木片当柴卖，一页页皇族档案随风飞散，至此五服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曾让帝国轻装上阵也亲手把宗室推向深渊，它逼出一群靠自己双手挣饭吃的“新市民”，却也让他们在乱世里最先被牺牲，明清以后各朝宗室再不敢用如此凌厉的“断舍离”，而是把王爷们当猪养结果又掉进财政黑洞，历史仿佛跟李唐做了一个对照实验，松则滥紧则崩，平衡木上没有赢家。

今天如果你去西安大明宫遗址还能看到一块残碑“宗正寺界碑”，碑阴刻着一行小字已被苔藓填满，拨开一看是玄宗手书**“宗室者，国家之毒也，恩多怨多，不如法断”**，短短十六字比所有史料都冷，站在这块碑前再回想那些被赶出百孙院、最终在西市搬豆料的背影，你会明白所谓“最严格宗室制度”不过是古代皇权用血亲做实验，给后世留的一句刻薄注脚，皇家骨肉一旦越出五服也只是一枚可丢弃的财政符号，制度赢了亲情输了，国家省下了钱百姓看够了戏，而历史则把冷笑声藏进了长安的风沙里，一响就是千年。

参考文献 1.王素：《唐会要校证》，中华书局，2014年。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