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是我们看它的方式

改变的，是我们看它的方式

黎荔

那是个寻常的黄昏。我走在一条被暮色浸透的巷子里，两旁是斑驳的墙，墙头探出些无精打采的藤蔓。风是凉的，带着一股陈旧的、近乎哀愁的气息。路灯尚未亮起，整个世界陷在一种灰蒙蒙的调子里，一切都像是被时间磨损了的旧物，了无生气。我看见一个古稀老人坐在门墩上，泥雕般一动不动，仿佛是一件被遗弃的家具；我看见一个卖橘子的老妇人在收拾担子，夕阳的余晖懒懒地铺在她佝偻的背上；我看见几个孩童在追逐，那尖利的叫嚷声，非但不添热闹，反倒像石子划过冰面，激起一阵空洞的回响。

我的心是沉郁的，于是这眼前的一切——那墙的颓败，那人的孤寂，那声音的刺耳——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这沉郁心境的注脚。事物是什么样子？那时我以为，它们的样子便是这般：苍凉，残旧，而且无可奈何。我几乎要被这沉重的暮色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就在这时，我忽然记起王尔德的那句话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上帝眼中不过是一个瞬间罢了。我们应该尽量生活在上帝眼中。”

这念头像一道微弱的光，探进我沉沉的思绪里。我停下脚步，倚着那面冰冷的老墙，决意要换一种眼光来看看。我试着将自己从这具被疲惫与烦忧占据的躯壳里抽离出来，仿佛灵魂飘升，悬在半空，用一种更辽远、更从容的视角来俯瞰这片街景。

说来也怪，心境一换，万物似乎改变了容颜。

那斑驳的墙壁，我不再视它为颓败的象征。我的目光抚过那些深浅不一的痕迹，那里面，有风霜的笔触，有雨雪的留痕，有阳光长年累月涂抹出的明暗。它不再是一面死气沉沉的墙，而是一部摊开的、无字的史书，沉默地记载着岁月的故事。那墙头的枯藤，细看之下，竟在节疤处萌着米粒大的、娇嫩的新绿，蓄着来年蓬勃的生机。它哪里是死寂的呢？它分明是在静静地、坚韧地孕育着又一个春天。

再看那位老人。他脸上的皱纹，先前我只读出沧桑与麻木；此刻，在柔和下来的天光里，那每一条褶皱都仿佛变得深邃而温和，像一本古籍书脊上的烫金纹路，里面藏着我一无所知的、丰厚的人生。他的静坐，不再是孤独的凝固，而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安然，是劳作一生后，与这天地达成的和解。他本身就是一首宁静的诗。

卖橘子的老妇人正收拾着她的担子。她先是不急不缓地，将那些未卖出的橘子，一个一个地拣回筐里。那动作里没有焦躁，也无悲喜，只是一种日复一日的纯熟。夕阳的余晖斜打过来，将她那些橙黄的果子染得愈发浓艳，就像一小堆、一小堆凝固的温暖。终于收拾停当，她将扁担稳稳地搁上肩头，迈着小而扎实的步子，缓缓地，融进了巷子尽头愈发浓郁的暮色里。在她的疲乏里，我分明看到渗着满足。她也许正盘算着一日的收成，掂量着归家后能为小孙儿添置一件怎样的新衣。

孩子们的叫嚷声，此刻传入我耳中，也变了调子。那不再是刺耳的噪音，而是生命最原初的、不受拘束的欢腾。那声音里有一种金石般的质地，清脆，明亮，像一群鼓噪鸟雀在原野上无知无喜地呼喊，宣告着自身的存在。此时此刻，别人看到的，不过是落日坠山，鸟雀归巢，而我看到的，是自然的孩子在天地间欢欣呐喊啊！

你说我们平日所见的，哪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呢？那不过是我们自身情绪、经验与偏见的投射罢了。我们高兴时，看花含笑，看鸟娓语；我们忧愁时，风也呜咽，雨也凄迷。我们被牢牢困在“时间”与“空间”这两重牢笼里，用“过去”的遗憾丈量“现在”，又用对“将来”的忧虑涂抹“现在”。于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片扭曲的、不安的景象。事物静静地在那里，是我们将自己的悲喜，一件件地挂了上去，如同给一个无言的衣架披上或华丽或素朴的衣裳。我们以为认得了衣裳，便算认得了事物本身，这岂非一种可笑的固执？

王尔德所说的“生活在上帝眼中”，或许是要我们挣脱这时间的锁链与空间的局限，让想象超脱出去，在一个理想存在的自由境界中运行。那是一种心光，当我们点亮这盏心灯，去观照万物时，事物的本质——那被我们的俗障所遮蔽的、神性的本质——才会向我们豁然显现。

夜色渐渐浓了，巷子里卖橘子的老妇早已离去。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这条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它在我眼中，已充满了安详而柔和的美。我慢慢地走着，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与明亮。远处楼房的窗子，也一格一格地亮起灯光。每一扇窗后，都有人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看着这同一个夜晚吧？而夜晚，也因着这千万种“看法”，呈现出千万种样子。它可以是孤寂的，也可以是安宁的；可以是漫长的，也可以是甜美的。世界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看它的方式。重要的或许不是去争辩事物“本来”是什么样子，而是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去看它。这选择里，便藏着我们心灵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