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砰！砰！砰！”
院门被砸得震天响，门框上的陈年积雪簌簌往下掉。
“谁……谁啊？”母亲的声音在发抖，手里的半截蜡烛晃了一下，灭了。屋里顿时陷入一片死寂的漆黑。
外头没马上回话，只有呼呼的风声像是要把破烂的窗户纸给撕碎。过了几秒，一个闷闷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传了进来：
“开门，是我。”
我缩在被窝里，听这声音陌生得很，透着股说不出的阴冷。我悄悄拽了拽母亲的袖口：“妈，别开，像是……像是那帮要账的又来了。”
母亲在黑暗里僵了半天，最终还是摸索着下了炕，叹了口气：“躲是躲不过的，大年三十了，总得让人家进屋。”
门栓刚一拉开，我和母亲却都愣住了。
01
1993年的冬天，对于鲁西北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来说，冷得有些邪门。但对于我们家，这个冬天的寒冷不仅仅来自天气，更来自那漫长得看不见尽头的绝望。
父亲的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是肺上的毛病，肺气肿加上后期的感染。刚开始只是咳嗽，咳得整夜睡不着，后来就开始喘，像是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每一口呼吸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为了治病，家里的底子像是被水冲了一样，哗啦啦地流了个干净。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入冬前的一天。父亲躺在炕上，脸上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骨头，眼窝深陷。他看着母亲，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院子里那头正在吃草的老黄牛。
那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了，也是来年春耕的指望。
“卖……卖了吧。”父亲的声音像是风箱漏气，“换点药……我还能……还能挺一挺。”
母亲背过身去抹眼泪，肩膀耸动得厉害。那头牛是父亲一手养大的，通人性。牵走的那天，牛蹄子死死扒着地，不肯出门，眼角里真的流出了浑浊的泪。牛贩子给了八百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可进了医院这个无底洞，连个水漂都没打起来。
八百块钱，换回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药瓶子和几张催款单。
到了腊月，父亲的身体彻底垮了。那天晚上，他突然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房顶那黑漆漆的房梁，嘴里喃喃地说着胡话：“强子……书……念书……”
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两个字。
后半夜，父亲走了。
家里连买寿衣的钱都没有。母亲翻箱底，找出了父亲结婚时穿的那套中山装。那是的确良的料子，早就洗得发白了，袖口还磨破了边。母亲一边给他穿，一边掉眼泪：“孩他爹，家里穷，你别嫌弃。这衣服干净，是你最体面的一件了。”
没有像样的棺材。村里的木匠王大爷看我们可怜，没收工钱，让我们自己出料子。母亲把家里存着准备修猪圈的几块杨木板拿了出来。那是湿木头，甚至还没干透，沉甸甸的。
下葬那天，雪下得特别大。
因为家里穷，还欠了一屁股债，村里人大多躲着我们走，生怕沾了晦气或者被借钱。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除了几个实在推不开的近亲，连个帮忙抬棺材的壮劳力都凑不齐。最后还是几个本家的长辈勉强搭把手，把父亲送到了地里。
坟堆起的时候，母亲没有嚎啕大哭。她跪在雪地里，呆呆地看着那个新土堆，眼神空洞得可怕。
我知道，她不是不伤心，她是吓住了。父亲这一走，留下的不仅仅是孤儿寡母，还有一个巨大的烂摊子。
那是一笔对于我们来说，足以压死人的巨债。
02
父亲头七刚过，那些原本躲着我们的人，突然都冒了出来。
第一个上门的是村头信用社的信贷员，姓刘。
那天中午，我和母亲正围着小桌子喝稀饭。说是稀饭，其实就是白水煮了几片红薯干。刘信贷员推着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进了院子。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那是那个年代“公家人”的标志。
他进屋后，没有坐那张沾满油污的凳子，而是站在门口，用手帕捂着鼻子，像是嫌弃屋里的药味和霉味。
“嫂子，节哀啊。”刘信贷员嘴上说着客套话，眼神却冷冰冰的，“不过公事公办，老李生前在信用社贷的那笔款，期限到了。本金加利息，一共是一千二百块。”
母亲赶紧放下碗，局促地搓着手：“刘干事，家里刚办完事，你也看见了，实在是……能不能宽限几个月？等明年猪养大了……”
“宽限？”刘信贷员打断了母亲的话，声音提高了几度，“这已经是宽限过的了。嫂子，这钱是公家的，不是我个人的。年底了，我们要清账。这笔钱要是收不回去，我的奖金事小，你们家的信用可就完了。到时候，村委那边也不好交代。”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晃了晃：“白纸黑字，老李按过手印的。这几天你想想办法吧，别让我难做。”
说完，他骑上车走了。母亲靠在门框上，身子慢慢滑下去，瘫坐在地上。一千二百块，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但这还只是开始。
最让我寒心的，是二叔。他是父亲的亲弟弟。
父亲生前最疼这个弟弟，分家的时候把好的田地都让给了他。二叔做生意亏了本，父亲二话不说，背着母亲偷偷塞钱给他。可如今，父亲尸骨未寒，他却成了最凶狠的债主。
那是腊月二十。二叔带着两个堂哥进了门。他嘴里叼着烟卷，一进门就踢了一脚正在叫唤的土狗。
“嫂子。”二叔没叫大嫂，直接喊嫂子，语气里透着一股生硬，“大哥走了，我也难受。但他治病那会儿，从我这拿了两千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吧？”
母亲点点头，眼圈红了：“他二叔，我知道。那是救命钱，嫂子记着呢。”
“记着就行。”二叔吐了一口烟圈，烟雾喷在母亲脸上，“我家强子他弟要订婚，女方要彩礼。这钱，我得拿回去急用。”
“现在？”母亲惊慌地抬起头，“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哪还有两千块啊！他二叔，你看能不能……”
“不能！”二叔突然变了脸，把烟头狠狠扔在地上踩灭，“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大哥没了，这债我看是越拖越悬。嫂子，你也别怪我心狠。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既然没钱，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
他的目光转向了屋后。那是家里的粮仓，里面存着几袋刚刚打下来的稻谷和玉米。那是我们全家这一年的口粮，也是我和母亲活过这个冬天的唯一指望。
“强子，刚子，动手！”二叔冲着两个堂哥一挥手。
那两个堂哥二话不说，冲进后屋就开始扛粮食。
“不行啊！那是救命粮啊！”母亲疯了一样扑过去，死死拽住一袋稻谷的袋口，“他二叔，你不能这样！你把粮食拉走了，我和强子吃啥？你会饿死我们的！”
二叔一把推开母亲。母亲本来就虚弱，被这一推，重重地撞在门框上，疼得闷哼一声，半天没爬起来。
“饿死？谁让你们欠钱不还？”二叔冷冷地说，“这点粮食顶多值个三百块，剩下的账，回头再说！”
我看着母亲倒在地上，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我抄起地上的烧火棍，冲着二叔就冲了过去：“你们这帮强盗！不许动我家的粮食！”
我还不到十五岁，个子瘦小，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二叔只是轻轻一拨，我就摔了个狗吃屎。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轻蔑：“小兔崽子，长脾气了？有本事别欠债啊！欠债还钱，走到天边也是这个理！”
那天下午，院子里一片狼藉。二叔他们拉着板车走了，车上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
母亲抱着我，坐在空荡荡的粮仓前，哭得撕心裂肺。那天起，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贫穷，能把所有的亲情都撕得粉碎，露出最狰狞的獠牙。
03
粮食没了，日子还得继续。
为了不饿死，我和母亲开始想尽一切办法。
母亲那段时间几乎没怎么睡觉。白天，她去给村里那几户有钱人家洗衣服、缝被子。大冬天的，井水冰冷刺骨，她的手很快就冻裂了，全是口子，像老树皮一样粗糙。每洗一件衣服，只给两毛钱。她就这么一件件地洗，为了能换回几个馒头。
我也不上课了，虽然母亲极力反对，但我还是偷偷逃学。我去捡破烂。
每天天不亮，我就背着个化肥袋子出门。我去镇上的垃圾堆，去工厂的废料场。那时候捡破烂的人多，为了抢一个废弃的牙膏皮或者橘子皮，经常要跟别的孩子打架。
我的手也被冻坏了，耳朵上生了冻疮，流着黄水，一碰就钻心地疼。但我不敢说，怕母亲心疼。
有一天，我在垃圾堆里翻到了半个发霉的馒头。我犹豫了一下，把那层霉皮剥掉，塞进嘴里。那馒头硬得像石头，带着一股酸臭味，但我嚼着嚼着，却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意味着，肚子能有一会儿不叫唤了。
可是，这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填不满那个巨大的窟窿。
到了腊月二十八，家里彻底断顿了。
那天早晨，母亲看着空空如也的面缸，发了很久的呆。她的脸蜡黄，颧骨高高耸起，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老了十岁。
“强子，你在家等着。”母亲紧了紧腰带，那是为了勒紧肚子，减少饥饿感，“妈去借点面。过年了，总得包顿饺子。”
我看着母亲走出院门。风很大，吹得她那单薄的身子摇摇晃晃。
我悄悄跟在后面。我看见她走到了前街李大娘家门口。李大娘家男人在矿上上班，日子过得红火。
母亲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十分钟。她抬起手，又放下，再抬起，又放下。我知道她在做斗争。那是一种把自尊心踩在脚底下的痛苦。
最终，她还是敲了门。
门开了，李大娘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把瓜子，嗑得噼啪响。“哟，是大妹子啊。这大冷天的，有事？”
母亲弯着腰，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那笑容卑微得让我心疼：“大嫂，那啥……家里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借两碗白面？等过了年，我有钱了立马还。”
李大娘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她上下打量了母亲一眼，把瓜子皮吐在地上：“借面？大妹子，不是我说你。这都年底了，谁家粮食不紧巴？再说了，你家欠了那么多债，全村都知道。这面借出去容易，还回来可就难喽。”
“嫂子，我就借两碗……给孩子包顿饺子……”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没有没有！”李大娘不耐芬地摆摆手，“我家还要炸丸子呢，自己都不够吃。你再去别家问问吧。”
说完，“砰”的一声，大门在母亲面前重重地关上了。
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的肩膀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她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动不动。过了好久，她才转过身，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
我赶紧躲到墙角后，没让她看见我。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看到了这一幕，那是她仅剩的一点尊严。
04
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
1993年的最后一天，老天爷像是要故意跟穷人过不去，下起了那几年最大的一场暴雪。
鹅毛般的雪片从早晨就开始飘，到了下午，天地间已经白茫茫一片，连路都看不见了。村子里倒是热闹，到处都是鞭炮声，偶尔还能听见哪家杀猪宰羊的欢笑声。那种热闹，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怎么也传不到我们家。
我们屋里，冷得像个冰窖。
为了省煤，炉子早就封了，只烧了一点从地里捡来的玉米杆。那点火苗根本抵挡不住从四面八方渗进来的寒气。墙角的蜘蛛网上挂着灰尘，窗户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没有年货，没有新衣，没有对联。
唯一的“年夜饭”，是母亲从柜子最底层翻出来的半把挂面。那是父亲生前没吃完的，已经放得有些受潮了。
母亲把挂面煮了。水多面少，清汤寡水的。为了有点味道，她往里面撒了几粒粗盐，连滴油都舍不得放。
面好了，盛在碗里，热气腾腾的。那是屋里唯一的暖意。
“吃吧。”母亲把碗推到我面前。
“妈，你吃。”我咽了口唾沫，把碗推回去。
“妈不饿。”母亲撒谎了。我明明看见她一天连口水都没喝，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皮，“妈刚才在做饭的时候尝过了。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快吃。吃了这碗面，咱们也算过年了。”
我看着母亲那双深陷的眼睛，没再推辞。我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煮得太烂了，没嚼头，但我却觉得每一口都像是吞着刀子。因为我知道，这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命。
吃完面，天已经全黑了。
母亲坐在炕沿上，看着供桌上父亲的遗像发呆。
那张黑白照片上，父亲还在笑。母亲看着看着，眼神就开始不对劲了。那是一种死灰色的眼神，没有任何光彩，也没有任何希望。
她突然开口，声音幽幽的：“强子，你说人活着是为了啥？”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太害怕这种语气了。这几天，我看见母亲好几次盯着墙角的农药瓶子发愣。
“妈！”我扑过去，紧紧抱住她的腰，“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爸说了，让我好好读书，让你享福。你不能想不开啊！”
母亲被我这一抱，身子颤抖了一下。她低下头，摸着我的头发，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的脖子里，滚烫滚烫的。
“妈没想不开……妈就是觉得，太累了。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大概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外面的雪越下越大，风像是要把房顶掀翻。村里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了，大家都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吃饺子。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声音打破了平静。
先是村口的狗开始狂叫。不是平时那种零星的叫声，而是成群结队、撕心裂肺的狂吠，像是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紧接着，一阵低沉的轰鸣声穿透风雪传了过来。
“嗡……嗡……”
那是汽车的马达声。
在那个年代，那个偏僻的穷山村，平时连拖拉机都少见。大年三十的晚上，怎么会有汽车进村？
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得窗户纸都在抖动。最后，那声音竟然停在了我家那破败的院门口。
两道强烈的灯光像利剑一样刺破了窗户纸，把昏暗的屋里照得雪亮。我和母亲都吓了一跳，本能地缩在了一起。
“这……这是谁？”母亲的声音在发抖，脸上写满了惊恐。
我想到了债主。是不是哪个厉害的债主，见我们不还钱，雇了黑社会来逼债了？还是父亲生前在外面惹了什么不该惹的大人物？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院门就被砸的哐哐作响。
我和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却被眼前的来人吓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