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地名“佐（左）”为“庄”考（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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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佐（左）”与“庄”的语音对应

上文对“佐（左）”类地名源起的讨论认为“佐（左）”类地名与明初山西移民有关。本节我们将从声、韵、调三个方面来分析明初移民之际“佐（左）”与“庄”的语音对应关系。其中，韵母的对应相对声母和声调更为关键，所以下文首先分析韵母的对应。

4.1 “佐（左）”与“庄”的韵母

从韵母来看，在今晋方言地区宕江摄阳声韵失落鼻韵尾后，主要有“宕江白=果［o］”、“宕江白=假［a］”与“宕江白自成韵类”三种基本类型（沈明2022：55-59），其中“宕江白=果［o］”中“佐（左）果开一歌精”与“庄宕开三阳庄”的主元音一致，应与移民问题相关，不过因果摄精组开合口是否对立在晋方言地区并 不统一，因而可以细分出以下类型：

4.1.1 佐（左）≠坐，果摄精组开合有别

1）汾西型：佐（左）=张［o］≠坐=庄［uo］

此类型主要见于晋语吕梁片，如汾西、兴县，果摄精组“佐（左）”与“坐”有开合对立，而“张”与“庄”据开合分归歌、戈韵。

2）新绛型：佐（左）=张=庄［o］（庄pf-）≠坐［uo］

此类型目前仅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的新绛，果摄精组“佐（左）”与“坐”有开合对立，与汾西型相比，“庄”字为单元音，无合口介音，这是“庄”读为唇齿音声母造成的，一般认为唇齿音是卷舌声母与合口韵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早期“庄”也为合口。

4.1.2 佐（左）=坐，果摄精组开合无别

1）襄汾型：佐（左）=坐=庄［uo］≠张［o］

此类型主要分布在中原官话汾河片（如襄汾、霍州王庄），晋语吕梁片（如蒲县、永和、石楼）、并州片（如盂县）。此类型中“佐（左）、坐、庄”都归为合口，与“张”有开合对立。

2）绛县型：佐（左）=坐［uo］≠张=庄［o］（庄pf-）

此类型也主要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如绛县、河津、夏县等。与襄汾型相比，“庄”字声母发生了唇齿化音变，合口介音消失。

3）临猗型：佐（左）=坐=张［uo］≠庄［o］（pf-）

此类型也主要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如临猗、浮山。与襄汾型相比，“庄”字发生了唇齿化音变，“张”发生了圆唇元音裂化音变，与“佐（左）、坐”同音。

4）洪洞型：佐（左）=坐=庄=张［uo］

此类型也主要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如洪洞、古县，与襄汾型不同的是“张”字也读为合口，与“佐（左）、坐、庄”同音。

以上类型可以概括为表6所示：

除“宕江白=果［o］”外，在晋语并州片地区，有“宕江白”开口归假、合口归果的类型。如下：

1）祁县型：佐（左）［o］≠坐=庄［uo］≠瓜［ua］≠张=渣［a］

此类型中“宕江白”开口呼与假摄合并，合口呼与果摄戈韵合并，主要见于晋语并州片的祁县地区。

2）太谷型：佐（左）=坐=庄［uo］≠瓜［ua］≠张=渣［a］

此类型中“宕江白”开口呼与假摄合并，合口呼与果摄合并，主要见于晋语并州片的太谷地区。与祁县型相比，太谷型的“佐（左）”与“坐”无开合对立。

祁县型、太谷型的合口呼归入果摄，开口呼归入假摄，其中祁县型“庄”归“坐”，果摄“佐（左）”与“坐”仍有开合对立，太谷型则无开合对立。孙宇炜（2021）认为祁县、太谷等宕江摄阳声韵失落鼻韵尾后首先自成韵类，音值上开口韵、合口韵主元音存在差异，后主元音音值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开口韵与假摄合流，合口韵受［u-］介音影响，与果摄文读合流。目前上述类型分布较少，且暂无文献记录可以确定合口韵的分化时代，故本文不再讨论。

下面对表6中所列类型的形成时间与演变关系进行讨论。

“宕江白=果［o］”，这一类型见于文献记录较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出现，如敦煌歌辞及变文中，阳韵（房娘）与戈韵（婆）互叶（乔全生2008：190）；《千字文》藏汉对音中唐、阳、模互注（罗常培2017：63），一般认为这时鼻韵尾［-ŋ]已经失落。此后，12世纪党项方音中“堂陀”“狼罗”“刚哥”等多采用同一西夏字对音（聂鸿音2021），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语讹》说关右人作诗有“县官伐木入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之句，认为“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转引自乔全生2008：194），也是宕（忙）、果（磨）相叶。所以可以认为至少在宋代“庄”字已失落鼻韵尾，主元音与果摄相近。

“庄”为宕摄开口三等阳韵平声，中古应有三等腭介音，而从今音来看，鼻韵尾失落后归入果摄的多与一等韵合并，并未自成韵类，介音已失落。庄三字介音失落也早有记录。《韵镜》中庄三字排列在二等位置（一般称作“假二等”），薛凤生（1998：79）、陈泽平（1999）等认为这反映庄三字腭介音的消失。聂鸿音（2021）考察12世纪党项方音中“庄卓”“疮浊”“爽朔”有同注现象，三等与二等同注，看来这时腭介音由于声母卷舌的影响已消失，那么按正常演变在鼻韵尾脱落、腭介音消失后应形成“佐（左）、庄”与“坐”的开合对立类型，但上述类型均不符。新绛型虽“佐（左）、庄”与“坐”有开合对立，但这是因“庄”声母读为唇齿音所致，“庄”早期应为合口，与“坐”同音。襄汾型虽“佐（左）、庄”同音，但“坐”同样也归入其中，洪洞型则“佐（左）、坐、庄、张”同音，并不能认为是这一类型的后续演变。而值得注意的是“宕江白=果［o］”类型中“坐、庄”均为同音关系，且汾西型中“佐（左）、张”与“坐、庄”有开合对立，可见“庄”字鼻韵尾脱落、腭介音消失后，应归入果摄合口戈韵。“庄”字读入合口也与今通语一致，此外还有江韵知庄组字（撞、窗等）。这可能与宕江摄知庄组的介音问题有关，本文暂不涉及。江韵知庄组由开口转为合口早于宕摄庄组，《四声等子》中江韵知庄组见于合口图，阳韵庄组则见于开口图。《蒙古字韵》中这种对立更为明显，江韵知庄组为，阳韵庄组为。对于江韵知庄组，学界一般认为是合口韵，阳韵庄组的音值构拟，学界多不统一，不过也都认为这时阳韵庄组已经有并入合口的倾向了。同时期的元代《中原音韵》中二者已无别，可见已读入合口。今山西方言中江韵知庄组与阳韵庄组也无别（窗、庄韵母同音），多为合口。《蒙古字韵》相对《中原音韵》受韵图框架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反映的音系是较为存古的，所以可以认为至少元代“庄”已读入合口，腭介音也已消失。

“佐（左）”也属开口，上述类型中与“坐、庄”有两种关系。一是仍有开合对立，如汾西型、新绛型等。汾西型中“佐（左）张”与“坐、庄”开合对立齐整，新绛型中除“庄”字声母读为唇齿音外，与之无别，所以可以认为是汾西型的后续演变类型。二是“佐（左）”与“坐、庄”合一型，如襄汾型、绛县型、临猗型等。我们需要确定，这种合一型是开口并入合口，还是合口并入开口。这可以根据文献中果摄歌戈韵的分合关系进行判断。《集韵》反切中可见歌韵舌齿音混入戈韵现象。（王力1986：404）12世纪党项方音中“骡罗”“瑳坐”“果哥”“和河”开合对音相同，聂鸿音（2021）拟作［*ɔ]。《中原音韵》中歌戈韵舌齿音开合口已无别，多家构拟均有u介音（详见下文），属开口并入合口。熊燕（2013）考察汉语方言中果摄开合口一等的分合情况，认为北方方言地区歌韵舌齿音主要发生了*o＞uo/T_音变，开口并入合口。由此可见，合一型应是开口并入合口。

那么襄汾型的形成则有两种可能：第一，果摄“佐（左）、坐”先合，后“庄”字并入；第二，“坐、庄”先合，后“佐（左）”并入。从目前证据来看，第二种演变路径最有可能，对比汾西型、新绛型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中“佐（左）”与“坐”仍有开合对立，“张”“庄”据开合关系分归“佐（左）”“坐”（新绛型“庄”字早期归合口，上文已有论述），新绛处于汾河片地区，且周边夏县、闻喜、稷山等地虽果摄精组开合无对立，但端组“多朵”“驼妥”仍有开合对立（侯精一，温端政1993：627），可见汾河片地区果摄精组“佐（左）、坐”的合并应是较为晚近的，当晚于“坐、庄”的合并。不过“佐（左）”与“坐、庄”的合流是否在明初时已在汾河片发生，从目前文献记录中无法得知。乔全生（2008：145）认为10世纪左右中原官话汾河片地区果摄主元音已变为［*o］，故我们认为，明初之际襄汾型应为“佐（左）*o|坐庄*uo|张*io”对立格局，后“佐（左）、坐”合并，“张”字失落腭介音形成“佐（左）坐庄uo|张o”这一格局。绛县型中虽“佐（左）、坐”与“庄”韵母不同音，但这是“庄”字声母为唇齿音所致，一般认为唇齿音声母是卷舌音声母与合口韵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应属襄汾型的后续演变类型。而临猗型中“庄”读为唇齿音，与绛县型一致，“张”虽读为合口，但声母却未发生唇齿化音变，可见应在“庄”字唇齿化之后发生了圆唇元音的裂化音变，应为绛县型的后续演变类型。所以以上三种类型的演变关系为：襄汾型→绛县型→临猗型。

洪洞型“佐（左）、坐、庄、张”韵母同音，可能有两种演变过程：一是“庄”字鼻韵尾失落、三等腭介音消失、转入合口，“张”字失落腭介音后，果摄“佐（左）”与“坐”仍有开合对立，“张”与“庄”据开合关系分归歌、戈韵，形成“佐（左）张o|坐庄uo”（汾西型），后歌韵读入戈韵；二是“庄”字鼻韵尾

失落、三等腭介音消失、转入合口，后果摄“佐（左）”与“坐”开合对立消失，后“张”字失落腭介音，先形成“佐（左）坐庄uo|张o”（襄汾型），之后“张”字又发生圆唇元音裂化音变，归入合口，四字同音。洪洞型具体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后续演变暂不能确定。不过上文已提到襄汾型和汾西型在明初之际“坐、庄”已同音，可见虽不一定已形成今日“佐（左）、坐、庄、张”韵母同音的格局，但“坐、庄”当已同音。

综上，以上“宕江白=果［o］”各类型的演变过程如下：

“庄”字鼻韵尾脱落归入果摄，三等介音失落，开口转入合口，“坐、庄”同音；“张”字鼻韵尾脱落主元音同果摄。

根据果摄歌戈韵“佐（左）”与“坐”的分合情况，分为两种类型。

1）“佐（左）”未归入合口“坐”，与“坐、庄”有开合对立，“张”字三等腭介音失落，与“佐（左）”同音，形成汾西型。“庄”字声母发生唇齿化音变，形成新绛型。

佐（左）*o|坐庄*uo|张*io→佐（左）张o|坐庄uo（汾西型）→佐（左）张庄o|坐uo（新绛型）

2）“佐（左）”归入合口“坐”，与“坐、庄”同音，“张”字三等腭介音失落，形成襄汾型。“庄”字声母发生唇齿化音变，形成绛县型。“张”字发生圆唇元音裂化音变，形成临猗型。

佐（左）*o|坐庄*uo|张*io→佐（左）坐庄uo|张o（襄汾型）→佐（左）坐uo|庄张o（绛县型）→佐（左）坐张uo|庄o（临猗型）

基于汾西型，果摄精组歌戈韵合并，形成洪洞型；或基于襄汾型，“张”字发生圆唇元音裂化音变，形成洪洞型。

佐（左）*o|坐庄*uo|张*io→佐（左）张o|坐庄uo（汾西型）→佐（左）张坐庄uo（洪洞型）

佐（左）*o|坐庄*uo|张*io→佐（左）坐庄uo|张o（襄汾型）→佐（左）张坐庄uo（洪洞型）

据上文讨论，以上类型在明初移民时期是否完全形成，未见明确文献材料，所以我们认为襄汾型、汾西型应都为“佐（左）*o|坐庄*uo|张*io”格局，而绛县型、临猗型、新绛型中“庄”字读为唇齿音，目前暂无文献材料证明明初之际汾河片地区已发生了合口韵前卷舌声母的唇齿化音变，所以我们认为也应保持着“佐（左）*o|坐庄*uo|张*io”的面貌。洪洞型是否形成也未可知，不过“坐庄”当已同音。综上，可推知明初之际以上“宕江白=果［o］”的各类型中“庄”字韵母为［*uo］，“佐（左）”为［*o］，二者有开合对立。

今山西地区“宕江白=果［o］”类，在晋南、吕梁、晋中地区都有分布，并主要集中在晋南，上文提到晋南是明初移民时山西的人口稠密地区，移民人口多来自晋南，所以“宕江白=果［o］”类应是移民扩散的主要类型。明初移民之后，移民方言与河北土著方言相混，所以需要考虑明初之际河北地区“佐（左）”的读音。一般认为元代韵书《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反映元代大都话或河北某地方言，所以可以作为参照对象。《中原音韵》中“佐（左）、坐”归“歌戈韵”，杨耐思（1981：151）、李新魁（1983：186）拟音为［*uo］，陆志韦（1988：21）、宁继福（1985：107）拟音为［*uɔ]。《蒙古字韵》“十四戈”中“佐（左）”为［*o］、“坐”为［*uo］，二者还有开合对立，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对立并不真实，在实际八思巴字拼写中可以发现“过、火、朵”有缺失［*u-］的现象（宋洪民2017：459-460），可见果摄开合口在实际语音中当已无对立，只是这种拼写形式似是合口并入开口，考虑到北方方言多是开口并入合口，我们认为这种拼写还是应解释作开口并入合口。所以明初山西移民中“庄”字白读［*uo］应可与河北地区“佐（左）”［*uo］的读音对应。

4.2 “佐（左）”与“庄”的声母

上文提到，晋南地区是移民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且“庄”与“佐（左）”的韵母大致可以对应，故本节主要考察晋南地区“佐（左）果开一歌精”与“庄宕开三阳庄”的声母对应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同音型和不同音型两种。其中“庄宕开三阳庄”虽中古属开口，但今通语和晋方言地区多归合口，与“张宕开三阳知”有开合对立，所以声母受介音影响多有不同，为便于比较，下文也列出了“张”字声母。

4.2.1 佐（左）=庄

1）汾西型：佐（左）=庄=张［ts］

此类型在中原官话汾河片的霍州王庄、晋语吕梁片的汾西地区有分布。

2）襄汾型：佐（左）=庄［ts］≠张［tʂ]

此类型在中原官话汾河片（如襄汾）、晋语吕梁片（如蒲县、大宁）均有分布。

4.2.2 佐（左）≠庄

1）洪洞型：佐（左）［ts］≠庄=张［tʂ]

此类型在中原官话汾河片（如洪洞）、晋语吕梁片（如永和）均有分布。

2）临猗型：佐（左）［ts］≠庄［pf］≠张［tʂ]

此类型主要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的临猗、浮山、新绛、夏县等，分布较广。以上声母分合类型可概括为表7所示：

以上“佐（左）”与“庄”的声母分合类型中既有同音的，也有非同音的，其中晋南地区主要是不同音的，且同音类型的形成时间以及晋南地区合口韵前卷舌声母的唇齿化音变暂无明确文献记录，故稳妥起见，我们认为明初之际，晋南地区“佐（左）”与“庄”多数应仍有平翘舌之分。

4.3 “佐（左）”与“庄”的声调

从声调上看，“佐”与“左”中古并不一致，“佐”为去声，“左”为上声。不过今通语多一致，读为上声。这可能是“佐”受声符“左”影响的结果。晋方言地区“佐、左”声调并无差异，但有同读为上声（如浮山、新绛）和去声（如绛县、河津、临猗）两类的现象，上声类可能与通语一致，去声类可能与《中原音韵》“歌戈韵”中“左”的去声又读（“佐左坐座”同音）有关。不过因二者无别，所以仍可以放在一起来看。在今晋方言地区“庄”与“佐（左）”声调多不一致，所以我们认为明初之际“庄”应为阴平，而“佐（左）”为上声或去声。河北地区“佐（左）”的声调参照《中原音韵》的记录早期可能也有上声或去声两种读法。

4.4 总结

综合以上对“佐（左）”与“庄”声韵调的分析，我们认为明初之际，山西移民人群中“佐（左）”与“庄”的韵母主元音一致，无韵尾，但仍有开合口之别；声母应还存在平翘舌之分；声调则二者有异。所以，明初山西移民人群中“佐（左）”应多读为[*⊂tso/tso⊃]，“庄”应多读为；河北地区“佐（左）”应读为[*⊂tsuo/tsuo⊃]。今河北保定大部分地区知庄章的分合与北京话大致相同（陈淑静1986），可见“庄”记为“佐（左）”不是移民后平翘舌相混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应与山西移民与河北土著人群的接触有关。早期山西移民或许还知道对应“庄”字，所以方志文献中还有记作“庄”的，但随着与河北土著方言的接触，晋方言不断被河北土著方言取代，本字逐渐不明，而河北地区读为的字并不多，《中原音韵》“歌戈韵”中不送气卷舌声母字只有“浊（濁）、濯、镯、着”，但“浊（濁）、濯、镯”韵母多拟作单元音［*o/ɔ]，“着”则为［*io/iɔ]（杨耐思1981：147，149；宁继福1985： 100，102），声调都为“入声作平声阳”，且字形复杂，语义也不贴切，不适合作为地名用字，今通语中读为[⊂tʂuo］的“卓、捉”等字形简单的常用字属于“萧豪韵”，韵母不一致。所以在地名记录时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声母为平舌、声调为上声或去声，但韵母相近、字形简单的“佐（左）”来对应。

除了这一现象外，也有其他与山西移民相关的方言现象可与本文相互印证。乔全生、王鹤（2019）认为河北保定、唐山地区“去分阴阳”现象与明初山西移民有关。白云（2016）认为河北晋语邯新片地区“呼母为姐”现象也是明初山西移民的结果。可见，今河北地区留存明初晋方言移民扩散的相关现象并不鲜见。

5 余论

综上，我们认为河北地区的地名“佐（左）”的本字为“庄”，是山西地区宕江摄阳声韵鼻韵尾［-ŋ]脱落归入果摄音变经明初移民扩散的结果。

由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地名读音中多保留一些方言移民信息。而据文献记录，明初山西移民并非仅限于河北地区，在河南的中东部、北部及山东西部等也有分布，如可以对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地名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或可以发现更多此类保留移民信息的地名。如河南焦作市多有“×家作”形式的地名与本文所述“×家佐（左）”类颇为相似，但具体是不是也与移民有关，仍须继续研究；山东地区是不是也有与移民相关的地名，是不是也隐藏在一些特殊的地名用字中，也值得深入研究。所以，如能挖掘出地名所携带的某些晋方言的相关语言现象，对于晋语和官话方言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作者：郭志良

来源：《语言与文化论丛》2025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汪鸿琴

校对：贺雨婷

审订：耿 曈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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