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之子程慕阳逃往加拿大，怎么也入不了加籍，与中国警方有关

1996年12月的一天夜里，石家庄市郊飘着小雪。河北省政府办公楼灯光彻夜未熄，省委书记程维高刚批完文件，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句略带兴奋的低语：“爸，新的项目已经谈妥，工程款先打到那边账户。”这句不足十秒的汇报，给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程慕阳打开了又一条生财之门。

程维高与儿子的这条“热线”并非偶然。早在赴冀任职之前，他就打下心眼，要把家里捧成既握政权又控资源的“小王国”。有人说程维高为官生涯里，最看重的不是“河北第一官”，而是“程家第一工程队”的利益空间。试想一下，父亲掌管审批大权，儿子挥舞合同印章，这种组合在九十年代的省级基建市场里杀伤力极大。

程慕阳手中真正的金钥匙，是那家名叫“南京二建”的建筑公司。1993年至1996年，河北所有造价过亿的大型项目大多被它拿走，从省会广场到沿海高速，只要土地一平整，南京二建的围挡就先立起来。河北干部私下吐槽：“省里最大包工头，不在工地，在省委。”

然而再隐秘的资金链，终究扯得出线头。2000年2月28日—这一天后来成为河北政坛的分水岭—程维高的大秘书李真被带走谈话。调查组仅用两周，就摸清李真个人账户与数十个外部账户之间反复的巨额转账。676万人民币、16万美元、2967万侵吞公款，每一个数字都指向一个同样的名字：程慕阳。

4月初，李真在看守所里第一次交代细节时，对办案人说了一句：“很多钱是‘小程’帮着打点的。”短短一句话，像针扎破气球。程慕阳闻风以最快速度订票，4月20日到达温哥华，持商务签入境。抵达当天，他将中文名隐去，改叫“迈克尔·程”，不到三个月就注册了慕阳国际有限公司，公开经营地产开发。

温哥华西区橡树岭社区，一栋2500多平方英尺的三层独立屋，很快成了程家落脚点。那栋房子当时估价339万美元，附近住着金融家、矿业大佬，还有几位香港上市公司主席。程慕阳在饭局上从不多言，只淡淡介绍：“做基建出身，来加拿大发展房地产。”在场的人不会追问“基建”如何和“资金”划等号，毕竟客人端的都是拉菲1996。

2003年1月，程维高被要求“暂勿离冀”。他先回常州疗养，河北方面马上派人跟随。8月8日，中央纪委宣布对其开除党籍，正省级待遇撤销。此后，河北官场笼罩在“缺口效应”里：曾经仰仗程氏体系上升的人，要么低调，要么另谋退路。反差更大的是父子二人命运——父亲把自己关进了体制的笼，儿子却躲到太平洋对岸。

程慕阳原本以为，加拿大只要拿到永久居民身份，入籍只是时间问题。可一年又一年，他的家人都成了枫叶国公民，唯独他没能迈过那道门槛。为什么？加拿大全国范围內，凡涉公共安全与重大经济犯罪的申请者，都需额外“安全评估”。程序由移民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和皇家骑警（RCMP）共同完成。通常几周即可走完，但程慕阳的档案一直卡在“需进一步核查”环节。

2012年5月，他以“过度拖延”为由起诉联邦移民部及司法部长，要求赔偿175万美元。法官给出简短判决：安全评估并无不当，撤诉。程慕阳再次转向“难民身份”通道，声称在中国“遭受政治迫害”。加拿大移民难民委员会的官员当场追问：“若真被政治迫害，家人为何能顺利入籍？”程慕阳沉默了十秒，只说：“家事复杂。”复核申请最终仍被驳回。

2014年11月，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球发布红色通缉令，姓名赫然包括“程慕阳”。这一纸红通，成为他入籍路上横跨的最后一道高墙。加拿大相关部门知悉后，将“安全评估”直接升级至“禁止批准”。移民律师圈私下议论，这相当于把申请锁进抽屉，短期内不可能解封。

与此同时，程慕阳选择把注意力转向女儿程颂莲。她出生于2000年，为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公民。高中时，她便在自由党支部做义工。为了帮女儿更进一步，程慕阳从2009年起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由党捐款七千余美元。党内人士看重年轻华裔选票资源，给了她青年委员头衔。一切似乎顺风顺水，直到红通发布。自由党高层在评估舆论风险后，半公开劝退这位前景不错的少女。她向记者解释说：“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背后的推手不用多言。

2015年4月，程慕阳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宣称自己“未触犯任何刑事法律”，拒绝回国接受调查。声明在《温哥华太阳报》版面上只占半栏，却引来铺天盖地的追问。他没有再回应，温哥华市中心的办公室三个月后也彻底上锁，门口贴着“已搬迁”告示。

为什么程慕阳入不了加籍？归根结底，红色通缉令不是一张普通纸，而是35个字母的跨国警报。加拿大虽无引渡条约，但在五眼联盟的情报体系中，与国际刑警的合作不敢掉以轻心。一旦批准入籍，无异于给外界留口柄：枫叶国为跨国经济犯罪嫌疑人洗白。皇家骑警的态度简单：案件不结，中国不撤捕，身份审批就继续无限期“挂起”。

有意思的是，加拿大移民法并未明文规定“红通即拒签”，但“可能危害公共利益”这一条足以适用。程慕阳陷入的，就是这条橡皮规则——只要风险评估函上写着四个字“不予推荐”，移民官哪怕再犹豫，也必须盖“拒绝”章。换言之，人留得下，护照却永远在望而不可即的柜子里。

近年来，中国与加拿大在追逃追赃领域进行了多轮技术磋商，“狐狸行动”“天网行动”等合作信息渠道逐渐完善。程慕阳的律师团心知肚明，继续打官司难度极大，于是转而主攻“人道主义”与“家庭团聚”理由，但CSIS一次次列出的风险评估报告让这些路线同样收效甚微。

程维高已于2010年病逝常州中医院，儿子却漂在北美，无法取得新的国籍，也不敢轻易回国。司法程序的齿轮缓慢却坚定。程慕阳如今仍有永久居民身份，但只要红通存在，他的加籍梦就只能停留在纸面申请表里。跨境追逃的网不会因为海峡和时间而松弛，法律耐心十足，等待的只是那一刻的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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