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 重构辛亥革命史

作者简介 · · · · · ·

安东强，河北赵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政治制度史、辛亥革命史、孙中山研究，著有《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清代科举制度与文体》（即出）学术专著。编纂《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中山大学校史文献汇编（1950年卷）》，曾获首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一等奖。

目录 · · · · · ·

绪论

一、接续者的基础与潜在空间

二、各方视野下的清末革命及革命党

上编 革命萌动与朝野反响

第一章 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

一、乙未年广东当局的应对策略

二、海外与国内的互动

三、外务部的应对策略

第二章 戊戌前后孙中山的政治形象

一、自传：蜚声国际的革政者

二、汉学辞典：名垂于史

三、国内报刊上的政治形象

第三章 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

一、东亚舆情要津

二、中外交涉的参考

三、以北洋为枢纽

四、酝酿直接合作

第四章 驻日公使杨枢与中日关系

一、“使才”

二、交涉日俄战事

三、整顿和规范留日学务

四、驱逐孙中山

五、交涉东北问题

中编 革命高涨与制度因应

第五章 1905—1911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

一、革命的航程

二、船板上的革命

第六章 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节点及指向

一、新文本与新节点

二、政治考量与指向

三、隐与显的历史回应

第七章 清政府查禁《民报》问题

一、《民报》的销售

二、国内查禁的缘起与举措

三、查禁后的延续影响

第八章 丁未皖案的制度因应

一、清政府高层的反应

二、国内舆论与政治风向

三、海外革命党与立宪党、保皇派的反响

四、长江防务的调整

第九章 辛亥广州起义的朝野反响

一、清廷应变

二、广东当局善后

三、广东民众的反应

四、中外舆情另一面

下编 辛亥鼎革与政党较量

第十章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一、制度的规划者

二、革命的吹鼓手？

三、革命领袖与总统人选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活动

一、续开党禁

二、秘密联络各方势力

三、梁启超回国的分歧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后康梁派国民党发覆

一、改党名为“国民党”

二、海外各埠改组反响

三、为他人做嫁衣裳？

余论：政治制度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一、革命的对手方与孙中山的政治形象

二、清朝制度因应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秩序变革

三、革命的制度构建与各方接受史

征引文献

一、档案

二、报刊

三、其他文献

四、论著

后记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迄今为止，有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在新理论、新视角与新史料等层面的持续推进下，引领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与趋势。

其中研究起步较早、成绩最为卓著的无疑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高原”（章开沅先生语）。上个世纪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章开沅先生在《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中系统回顾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学术发展历程，也对二十一世纪继续保持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久不衰进行了前瞻性展望。 现如今，新世纪已过去的20余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三次大型学术盛会次第举办，关于辛亥革命史的书写史已逾百年，新中国以来研治辛亥革命史的学人群体也已传承数代，这样的学术大势为后来者提出难题：如何赓续前贤，做到辛亥革命史研究两百年经久不衰的“奢望”，而且不断吸引和培养更为年轻的一代学人投身辛亥革命史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求学阶段主要着力方向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以官制、科举和学校制度为学术训练的“试验田”。自从2012年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工作以来，因缘于本系孙中山研究的传统和集众式编纂工作，笔者近十年间的研究工作也顺势转向，在持续修改旧作的同时，更多精力投入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这个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经典问题：一方面师从前辈学者提倡的长编考异之法，将“革命的先行者”作为历史过程而非历史定评，将革命者的思想生成、言说、行动及影响重建为整体历史之下的史事联系，以编年史的形式编纂完成《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 1906年1月至1911年12月）；另一方面则尝试深化研究，在“革命的对手方”的视野下，重新梳理清政府、保皇会、立宪派、新知识界等朝野上下对革命党、革命思潮的各种因应，重估晚清革命之于政治制度结构变迁的事实联系及深远影响。

换言之，本研究希望将“革命”视为一种制度结构，这是因为革命既是针对原有制度体制和统治秩序的结构性调整，同时革命本身也是观念生成与和制度构建的具体表现。因此，革命史研究不仅仅是关注政治重要变革的要人大事，还应进而探究思潮波澜及人事变幻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结构变迁。

一、接续者的基础与潜在空间

“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狭义上固然是指1911年那场推翻帝制的革命事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习惯以“辛亥革命史”泛指晚清从兴中会成立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有时甚至涵盖民初革命，如8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编纂主题事件与史料的范围），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称呼的广义指称。

按照最新的阅读发现，在辛亥武昌起义不久，政治嗅觉敏锐的报社编辑们已开始以“辛亥革命”为题编纂书籍。此后国民党方面的党史、国史机构均进行过比较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冯自由所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两书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后，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呈现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的编纂、辛亥革命回忆录的撰述与整理、主要革命党人的年谱、文集、传记等初步拟写、整理。196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辛亥革命史研究形成一个小高潮。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相关研究一度陷于停滞，但学人的思考并未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章开沅先生、林增平先生应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和金冲及先生、胡绳武先生合撰的《辛亥革命史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此外，《孙中山全集》以及其他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等文集资料亦陆续整理出版。以新资料、新成果、新议题不断涌现为标志，孙中山研究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显学，最终形成这个学术领域的学术高原。当一个学术问题成为学界显学之后，几乎每次学术盛会之际，很多学者都一再强调这个学术问题应当如何进一步开拓与深化的话题。

章开沅先生在主编完成三卷本《辛亥革命史》 之后，随着海内外几番学术盛会的举办和交流，就获闻到一种说法：“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先生于是撰文《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才刚刚度过童年时期，正在向逐步成熟的阶段稳步发展，并举例说明可以深化的问题、空间及方向，其中就提出了“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的研究理路，“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 。1999年，又在《5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中重申此文中“提出的众多课题仍未见完成或尚有待着手”。到如今又过20余年，以当下学术现状审视，许多课题仍然是有待继续推进或重新着手。

这并不是说后续者研究乏力，恰恰是在数十年间相关研究推进的基础上，辛亥革命史不断凸显出其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和全球革命史视域下近代文明史上丰富的历史内涵，也不断呈现出有待拓展与深化的潜在空间。

概括而言，大体有以下方面：其一，辛亥革命史的资料整理与出版。章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已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资料之多，如果说是浩如烟海，绝非夸大之词。譬如矿产采掘之于金属冶炼，资料工作对于史学研究也是先行官。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需要许许多多有心人甘愿做默默的基础工作。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史料的鉴别、校勘、考订也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 先生本人就组织编纂完成八卷本《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加之因缘于文献数字化的新趋势，海内外公私机构所藏的辛亥革命时期各方政治团队的书籍、报纸、杂志、档案各类文献陆续公布，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能寓目的文献数量可谓是几何数的倍增，且为从整体史上勾勒各方政治势力的史事脉络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其二，整体史研究的引入与认识的提升。章先生对辛亥百年反思时指出“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提出，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回望辛亥之前一百年，辛亥以来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从大历史里观望辛亥的气度和境界，写出的历史是有局限的，也必然不能完整地认识辛亥的意义和价值。” 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是章先生“上下延伸”的具体表达，也是章先生参照年鉴学派对法国大革命史的推进与提升，以整体史研究重审辛亥革命史研究。桑兵教授对此有一番具体的表述，称：“历史研究的贯通并非一般所谓研究视野和领域，注重整体性，不是仅仅以辛亥革命为中心的延伸，或是作为一种断代之断代史的划定，而是将辛亥革命放到历史发展的时空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将辛亥革命作为全部历史的一部分……放到近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放到不作任何分门别类的细分化的历史本来状态中去，进行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乃至整个辛亥时期的历史。”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恰是中国数千年知识与制度的全面转型时期，导致中国社会文化前后两分，造成国人思维行为的根本变化。

其三，清政府、保皇会、立宪派等原作为辛亥革命背景的各方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在视野扩展与视角转换，以及新资料大幅度扩张的基础上，学界普遍认识到应该跳出单一“革命史”的历史视角，不仅应重视从革命的视角考察，而且同时从清政府、保皇党及立宪派等各方视角审视晚清政治史，提纲挈领地抓住枢纽性的学术选题，才能从整体上将晚清史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且大范围、多层次地覆盖晚清史研究的具体领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者开始寻求突破研究的局限，期望深化辛亥革命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关注面扩及立宪派、商会等国内团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虽起步稍晚，但后来居上，无论是资料整理，还是问题意识，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些研究以预备立宪、督抚与新政研究、官制改革等专题研究为突破口揭示了清政府在制度变革层面的主张、举措及其成效得失，无疑是当下引领晚清史研究趋向的主导力量。各种专题著作之外，张海鹏研究员和李细珠研究员合撰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是论述比较全面的代表作，希望呈现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相互作用之下晚清历史发展的复杂进程。

其四，大型编年史著作的出版。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代表性的大型编年史著作就是严昌洪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和中山大学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团队编纂的《孙中山史事编年》。 在各类史学思潮的冲击下，编年史可能是史学的最后堡垒了，其重要性在于能够按照历史演进的本来时间、空间来安放各方言行，能够为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各类历史认识提供一个检验是非曲直的客观平台与史实尺度。

正是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编纂《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 1906.1-1911.12）的过程中，笔者研究的努力方向在于贯通新旧史料中各方记载与说法，使清政府、革命党、保皇党、立宪派、趋新知识界等各方言行、认知与知识、制度之间的史实联系得以客观的呈现。后续的专题研究，也得以尝试从各方视野下的革命及革命党，将此前革命史的诸多背景纳入历史的主体叙述，特别突出制度变革的脉络，同时又不使其从革命话语与革命运动中脱序，从而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相关问题。

相较于既往事件史、人物史、思想史、概念史等研究而言，本研究强调从制度结构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史，也是回到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基本问题，不止将推翻帝制、肇建共和仅仅作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而是希望重建这一重大制度结构变迁的历史脉络。如果参照托克维尔（Tocqueville,A.D.）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法国革命特有功绩的评价称：“如果撇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曾经暂时改变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那么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深刻影响和重大变革的历史内涵可能更加丰富而多元。

问题在于，如何重审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制度结构变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这显然不能只就革命、革命党的视角来讨论辛亥革命。

二、各方视野下的清末革命及革命党

众所周知，清政府、保皇会与革命党在晚清历史上是政治的对手，在后来政治观念的影响之下，这种“政治对手”关系被阐释得愈演愈烈，在历史叙述中逐渐成为有且只有一种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排斥对抗关系。这当然是此前革命史研究和论述的一种常态。因此，革命党的政治对手，在革命话语愈来愈具有不可质疑的正当性进程中逐渐沦为革命历史的背景。

既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就不能只关注他们政治立场层面的对立和对抗，还应注意晚清各方政治主张及其推动历史进程的相合之处，也就是要全面把握革命党与各方之间公开暗里的史事联系。因此，笔者此前研究常常采用“革命的对手方”的提法，主要是借鉴了傅斯年先生讲学术作品的“对手方”（罗志田教授将此称为学术的“对手方”，意即“接受者” ）概念，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超越所谓“政治对手”的狭窄视野，观照到晚清各方面对革命、革命党的各种因应（包括对抗、相合与接受等历史层面）。

具体而言，从各方政治势力因应革命的视角审视晚清政治史，理应包括但又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梳理“革命”概念的新生，以及围绕新生“革命”概念而形成的一系列相关的“革命某某”类概念与实体，诸如组织、思想、制度、行动等多方面的革命话语体系。此前学界多注意“革命”历史内涵的古今之变，而与此相关的如“革命党”（革党）、“革命军”、“民党”、“国民党”观念在晚清民初中国的传播，以及组织的实践等问题也要避免约定俗成的先入为主，尤其要注意区分各政治团体围绕“政党”观念与组织的自称、他者指称与后来追称，从而展现晚清民初中国“政党”的观念传播、载体、组织实践几个不同层面事实之间的互动与纠葛。

其次，应关注各方与革命的互动关系。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清政府不得不与革命党作正式公开的谈判，并最终完成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鼎革，以及从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大变革。在此之前，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互动影响，似乎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欠缺对相关史事固有联系的梳理。比如说清政府各层面（朝廷、枢臣、疆吏、驻外公使等）如何认知革命、革命党、历次革命活动与事件，以及相关的因应措施，注重观念与措施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冲击与影响，从而具体呈现辛亥革命对清朝制度的系列影响。

在革命史的历史叙述范式下，作为革命的对手方，清政府的新政举措往往只是叙述革命进程的背景，历史评价多以政治成败为标准，相关史实之间的联系也隐而不彰。革命对手方的虚化，固然有利于突出辛亥革命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容易弱化革命活动在清政府内部及晚清各方政治阵营中产生的冲击与反响。

最后，打破政治立场的取舍，从整体上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如果以政治立场为标准，人为地割裂以清政府与革命党为首，以及立宪派、保皇党人、趋新知识界等各方之间史事联系，必然导致从某一方政治立场审视晚清历史呈现出各说各话的巨大差异。例如，清政府和革命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和势力（未必仅是“第三方”，内部也是一个“多方”存在的复杂结合体），对清政府与革命党不同政治主张、实践的认识与呼应，以及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方面与清政府、革命党之间的异同及各个层面的事实联系。因此，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亟需在理解与超越清政府、革命党等各方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梳理与呈现各方言行、观念、史事之间的无限联系，从而把握晚清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思想与观念等多重历史层面的变迁。

总而言之，正是得力于前辈学者在辛亥革命研究、清末新政研究、康梁与保皇会研究等领域形成的学术积淀，以及近年来新出各类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等资料，使得不仅研究视野得以转换，而且这种研究视野的转换在文献基础、研究路径方面成为可能。个人尝试转移视野和寻求突破的方向，重新细致而深入地检讨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的革命活动、言论、制度设计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等层面的影响，尤其关注晚清各方政治势力因应革命的制度变革与政局走向。

尽管从乙未至辛亥十余年的晚清政治史包涵维新、新政、立宪与革政、保皇、革命等多个历史主题，受先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影响，在研究论述时常常归纳为“改良”与“革命”两大主题或两条路线。辛亥革命史研究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都亟需走出以政治路线理解历史上政治革命的局限，至少不应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既不抹杀政治宗旨的差异，又能从历史中理解其政治宗旨的张力。即如康梁组织保皇会而言，虽言“保皇”，却非一味排斥暴力，甚至还会借“革命”之名敛财，后虽倡言立宪，却与国内主张立宪的群体与组织的诸多政见也未必吻合，辛亥革命后又率先组织“国民党”，更是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党名相同。

因此，以各方因应革命的视角审视晚清政治史，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恰如分寸呈现清末新政、立宪的主题“改革”，与辛亥革命的主题“革命”之间的史事联系，而不是人为地、主观地将时序前后的“革命”、“改革”史事强行联系和阐释，尤其不能过分强调清政府的改革措施与革命党的革命活动之间的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而是区分清末新政措施的多源推动力与多重因缘。

其实“改良”与“革命”的宏大主题之下，无非还是固有制度与观念的结构性变化尺度。这也是我的研究取向的落脚点。按照章先生的自我评述，《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对社会环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状况着力较多，对保路运动等群众斗争论述之详尽亦为旧时著作所不及，对辛亥前后各个阶级、阶层、政派的状况及相互关系，亦能再现当时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图景” 。这自然是结合毛泽东论述辛亥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功绩与性质而展开的。进一步而言，在社会经济层面之上仍有庞大的皇权体制。既然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和肇建共和国，那么晚清十余年的皇权体制崩溃、民权观念及制度的新生，同样也应是晚清政治史的重要叙述对象。

然而所谓清朝廷是被各方所放弃的说法，似乎抛弃清廷的各方势力出于主动意愿，而忽略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十多年革命宣传、行动、制度构建为各方势力提供的一个新的政治选项。清廷自然不愿甘做自己的掘墓人，寄望清廷实行新政与立宪的立宪党人最初并非以皇权帝制掘墓人自许，那么他们如何接受了革命者提出的民主立宪（共和）的政治选项，是一个值得细致梳理的问题。桑兵教授《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书重新梳理和破解了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朝廷、民军政府、孙中山、袁世凯及立宪党人如何实现最大政治公约数的历史谜题。 这提示出关于辛亥前各方政治较量的历史，仍是值得探究的学术问题。

这个学术问题同样可以借鉴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与经验。在一些党政领导表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许多讨论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者纷纷引证其中一些经典论断，以之分析清王朝体制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不过，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可借鉴者甚多。王汎森先生提到过一个有名的研究：“去基督化过程，到底法国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基督教信仰才逐渐流失，还是大革命是长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年鉴学派的学者指出应将一些日常人们不注重材料系列化，呈现历史的某种趋势，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必须靠迂回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态的变化，建构系列，而得出历史发展” 。只是清朝廷被各方放弃未必是普通老百姓心态的变化，但若能构建朝野上下官绅心态变迁的系列史，或许便能清晰地呈现出这一历史趋势呢。

所以，清政府与革命党关系的梳理，不应只停留在人物、事件研究的层面，希望由人物、事件研究深化到制度结构、概念变迁、系列史的层面。从各方的视角出发，尤其是清政府一方，重新梳理革命党的言论与行动对清朝固有制度与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从而将承载“革命”主题的辛亥革命与承载“改良”主题的清末新政、立宪之间的互动联系，纳入晚清政治史的整体叙述之中，从多元的视角和眼光重新梳理辛亥革命之于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近年来笔者尝试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具体实践上述的研究理路。《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戊戌前后孙中山政治形象的棱镜效应》（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和《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原刊《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2期）三文，希望能够窥探清政府对孙中山、革命党、中国同盟会的认知与应对问题，包括孙中山形象在晚清知识界、舆论界的变化，清政府对“革命”的认知与态度，以及清政府应对孙中山与革命党的政策演变与成效得失等等。

至于《驻日公使杨枢与清末中日关系》（原刊《近代史学刊》2016年秋季号）、《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及《1905-1911年孙中山的海上革命之旅》（原刊《理论月刊》2021年第8期）等文，则旨在叙述清政府及各省当局、驻外使节对革命活动的侦缉、防范、镇压与善后问题，包括在镇压革命活动过程中的制度变革与人事调整、清政府要员如肃亲王善耆、袁世凯、张之洞、端方、张人骏与革命党的政治角力，从而具体呈现所谓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对清朝制度结构和统治秩序的冲击与影响。由于近年行政事务繁多，精力颇为所累，一些在撰写计划之列的文章还尚未完成。

鉴于此前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思想传播的研究论述较为侧重宣传方，而较少能够细致剖析国内朝野上下作为受众方对革命、革命党、革命书报等态度（东京的《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南洋的《南洋总汇新报》与《中兴日报》的论战均在海外），而这方面的研究最能践行各方如何因应革命的研究理路。《清政府查禁〈民报〉问题探析》（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和《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节点及指向》两文的撰写即有此意。其他有关政党制度及相关知识在晚清历史时期的传播与实践，其中包括“革命党”、“民党”等概念与组织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演变，以及“党禁”问题与清朝政局的互动影响，仍然有待后续的努力。

具有全局影响的重要革命事件的个案研究，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政治立场各异的各方共同推进晚清制度结构变革的相合一面。原计划从清政府一方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同盟会时期历次起义引起的朝野反响，特别是中枢、疆臣如何善后革命党起义所冲击的政治秩序，以及这些善后的举措、制度调整引发的社会反响。可惜目前也只完成《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原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和《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两文，至于如萍浏醴起义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丁未黄冈起义所引发广东政局的变化，以及革命党起义活动引发的中外边界边务问题的调整和变革，广州新军起义的善后与舆论风潮，也引起学界其他同仁的关注，故不再赘述。

在原有壁垒分明的政治党派斗争史视野下，清政府、保皇派、立宪派及趋新知识界对革命党、革命主张的态度都容易呈现一种简单化叙述。历经几十年来大量史事考证（尽管也受到碎片化考证的批评），所呈现出来的晚清各方政治组织与势力之间复杂而多样的史事联系，不断动摇和冲击简单化的政治论述。在完成《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 1906.1-1911.12）的编写之后，将研究视野转向“康梁与保皇会的海内外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也是希望进一步跳出单一的政治视野，打通各方的政治努力，从而揭示晚清各类政治团体、势力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游移、斗争及影响，凸显各方推进晚清政局演进的关键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和《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两文，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但是对原有论述和认识的调整与深化已表明尚有巨大的学术潜力。

总之，本项研究旨在继承学界有关辛亥革命、新政、康梁与保皇会等研究成果，打通彼此，从多元的各方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对晚清时期政治、制度、观念、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冲击与影响，与此前“革命史”的叙述模式不同，不虚化革命的对手方，反而着重呈现在政治立场与革命党不同的其他政治势力如何认识、因应、排斥或联合革命党的言论与措施，从而揭示辛亥革命对晚清历史各层面变革的贡献与影响。

目前的研究实践仅仅是一个起步阶段，并非从历史叙述的层面重构辛亥革命史，更多是从辛亥革命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历史节点入手细致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以期对前辈学者的经典论述作一些补正工作，同时对后续的研究作一些展望。其一，以各方因应革命的视角审视晚清政治史，重新审视革命党人推动的辛亥革命之于近代中国的贡献与影响，既可以避免“革命史”叙述模式之下虚化、弱化对手的问题，也能够客观地反映辛亥革命对晚清政治、制度、社会、观念、文化等多层面具体的制度影响，而非以革命党之是非为是非，仅以革命党的论说为理据，泛泛叙述辛亥革命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冲击与影响。

其二，走出依据一方政治视野与是非的成见，尽可能在整体之下观照各方诉求与言行，注重多元因素的互动影响对晚清历史的贡献与推动作用，既不讳言清政府、革命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势力相互斗争、相互排斥方面的事实，也客观地呈现清政府、革命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势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方面的历史，希望展现各方言论与措施相互因应、相互角力的史实过程，历时性、多角度重建多方合力推动晚清中国政治体制、思想观念变迁的复杂进程。

其三，从“革命”宣传的文本分析转变为考察文本、载体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不仅关注革命、政党组织与观念、政体变革的主张，而且具体考察革命、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宣传”是如何传播、传播途径与过程、受众的认识与反应等多个层面，从而梳理晚清政体变革从皇权体制到共和体制的制度、学理是如何传播并逐渐被国内接受的历史进程。

回望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论述近代欧美社会进化发展之速，“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主要得力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萌生及兴盛，因此他希望能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管齐下，举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 然而，孙中山又非一味迷信欧洲文明、贬斥中华文明的政治家，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三大主义就立足于兼取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优长。因此，从中外文明历史的长河来看，辛亥革命既是欧洲近代数百年文明向世界辐射影响的全球化典型性事件，又是中国数千年制度结构与知识观念形成古今巨变的分水岭。至于研究者如何能够揭示辛亥革命在世界文明史上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政治选项与文化选项，无疑仍然是一条路漫漫其修远的征程。

后记

本项研究的开展首先得益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团队。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是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基点，从陈锡祺先生奠基以来，已经传承数代学人，形成一个既具传统又有特色的学术领域。受业以来，即在桑兵教授、关晓红教授和吴义雄教授的博士指导组下问学寻道，当时以研究清代政治制度为治学领域，自2012年博士后出站回到历史学系工作后参与编纂《孙中山史事编年》，在集众式团队研究过程中，举凡各类孙中山研究的新旧文献、研究进展、学林掌故等，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便能轻松入门，进而拾级而上，每有心得还随时可以向研究团队的众师友请益，求证是否得当，深深感受到学术传承的底蕴与力量。原刊的《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与侦缉机制》及《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两文，在写作中得到出身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姜帆博士（现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帮助，使得研究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拓展与延伸。

2017年，我承担撰写的《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及一些初步研究成果获得中国孙中山研究会诸位前辈的肯定，向孙中山研究院推荐为首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一等奖；后《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一文又获2023年度“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优秀成果，极大鼓舞了笔者开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后续研究的信心。2018年开始，又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张金超研究员联合发起每年一届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从第二届起得到孙中山基金会资助），与来自海内外师友相互切磋探讨，获益良多。

在这十多年间，与同门兄弟姐妹、门下学生们时常研讨，许多文章的初稿都得到他们的批评与建议，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与时间。其中，学弟邓华莹（现任教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是本书多篇章节撰写思路的听者和初稿的第一读者，并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不胜感激。

2015年春间，笔者曾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三个月，获得潘光哲研究员、张力研究员、魏秀梅研究员在相关研究的提示和搜罗文献的帮助。在2017-2018年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期间，狭间直树教授、石川祯浩教授、村上卫教授等学者对于笔者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给予许多鼓励，时常讲述京都学人辛亥革命史研究和梁启超研究的经验与心得，勉励我继续前行。狭间教授还将多年积累收藏的诸多文献倾囊相赠，特别是老人家每次背着沉甸甸的各类大套文献到研究室时的身影，令我备受感动，也隐隐感知到一种超越国界的学术传承的使命感。其间，与同在京都大学访学的彭剑学兄朝夕相处，多次酒酣耳热后畅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传承与展望。如今这本小书也算是一个初步兑现承诺的成果。感谢谭徐锋学兄时常敦促勉励我的史学研究进展，以诤友之心结交诤友，又为本书的结集和出版付出许多精力，谨致谢忱！

选自安东强《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