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变三青团特务组织形象，张治中为何失败？搅屎棍为何是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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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团部成立以后，经历了多次变动。从筹备初期中央临时干事会到筹备时期中央干事会，从陈诚出任书记长，到朱家骅代理书记长，再到陈诚复任书记长，每次变动都有其复杂的派系因素和人事背景。几乎每一次主持者的变动，都带来不同程度的人事变更和工作更张，并导致中央团部权力格局的新变化。

自1939年9月，陈诚复任书记长之后，原来中央团部内朱家骅系与康泽系“相处融洽”的合作局面，又被陈诚系与康泽系之间的紧张对抗所取代了。

陈诚复出之后，大张旗鼓整理团务，提出“确定新的工作趋向”，批评青年组训中“自私自利的目的”和“特务式的方法”，其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康泽所代表的复兴社势力，对康泽系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这种矛盾在《唐纵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同年11月30日，唐“至桂永清处，谈康兆民（即康泽）最近提倡同学大团结，何以出此？因兆民与陈部长（指陈诚）间的苦闷大甚，欲藉此以为恢复其旧有势力”。

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予以抗衡，康泽联系原复兴社的部分教授学者、朱家骅系留学生以及从外地调党政班受训的团的骨干，每逢星期六晚上，都在重庆神仙洞后街109号（重庆支团部)举办“星期六聚餐会”，向与会者通报时事政治情况或提出与时局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共同探讨。

经常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中央、重庆、复旦等大学和教育学院教授白瑜、吴干、何义均、程登科、杜元载、张国维、詹纯鉴和三青团重要骨干李惟果、陈介生、任觉五、包华国、徐君佩、卢孰兢（女）、汤如炎、余拯等人。

与会的专家学者也积极为康出谋献策，或指出时弊或推荐人事，起到了“智囊”的作用。

陈诚与康泽间的矛盾，到1940年7月已经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

据康泽回忆，当时陈诚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改组三青团临时干事会的新名单，事前他没有征询中央团部其他人的意见。对这份名单，蒋介石没有全部核准，并加派张蔼真（宋美龄的主要助手）、黄仁霖任中央干事会干事。陈诚借口反对张、黄，拒绝接受蒋所核定的名单，并不到中央团部办事，致使中央常务干事会及中央干事会各处室的团务会议，在三个星期内不能按期举行，形成僵持局面。

陈诚表面上反对张、黄，实际上是反对康泽，要求蒋把处理三青团的全权交给他。僵持到最后，一直在陈诚与康泽之间维持平衡的蒋介石，这次又采取了偏祖康泽的态度，决定将陈诚调离，由张治中接替书记长职务。

在新旧书记长交替之际，蒋介石召集政治部和三青团重要干部举行会议，对政治部和三青团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蒋介石将问题归结为大家犯了“不知事理，不守范围”和“不肯负责任怨”两种毛病：

他认为“我们青年团和政治部现在所以弄到这种地步，…这不是一般团员和下级干部的责任，完全是我们高级干部所应担负的责任！”

虽然明确了责任归属，但他也告诫有关人员：

在此之前，陈诚已以“军事倥偬，肩膺重寄”为由，请辞所有党政职务，并离渝赴鄂。

他在给蒋介石的辞职信中写道：

幸灾乐祸之意十分明显。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陈诚留下的职务由张治中来接任。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保定军校毕业。大革命时期，任黄埔军校教官，并参加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一·二八”淞沪抗战，率部支援十九路军，与之并肩作战。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央军中极少数从未参加过剿共战争的将领。全国抗战爆发后，张首先率部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1937年11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在任期间，提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口号，大力革除弊政，训练青年，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发生后，被革职留任。1939年1月，呈请去任，赴渝养病。3月，出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张治中与陈诚一样，都是蒋介石所信任倚重的高级将领。他们都与黄埔军校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黄埔教官的身份，使之与许多黄埔学生（包括前复兴社骨干)都有师生之谊。

这种有利的条件，使张治中成为接替陈诚领导团务的合适人选。而与陈诚不同的是，张治中当时没有兼任许多其他军政职务，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团务工作；同时，张治中威信颇高，为人亲和，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复杂关系，也对团务很有裨益。

从此时起到1946年3月，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张治中一直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的职务。

针对国民党内出现的士气低落、事业衰颓的危机，张治中大力倡导“黄埔精神”，强调三青团要发扬大革命时代黄埔军校的奋斗精神，以“恢复革命的精神”，“中兴革命的事业”。张治中上任后，为了加强工作效能，根据以往经验，首先对中央团部机构加以调整，“原设总务处，归并于书记长办公室，经济处撤销，将所掌业务，分别归并于组织、宣传及社会服务三处，以期组织紧凑，运用灵活。调整后之组织，计设一室五处，其下各分设若干组”。

并增设人事、财务及法规审核三个委员会；组织处增设学校组，以积极推动学校团务工作。“机构调整以后，对编制方面，亦力加紧缩，工作人员数额，较前裁减三分之一。”

张治中之所以如此重视团的“建设性”，是因为他看到了过于强调“斗争性”，对于团内许多“未成熟之青年”是有害的，并有使三青团沦为“特务组织”的危险。

张治中认为三青团之所以被误认为特务组织，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某些团务工作的主持者有关，因此他特意向蒋介石建议，对有关人员进行人事调整：

这里所谓“过去带有特工或别动工作之色彩”的团之工作者，显然是指康泽及其亲信而言，它表明张治中与康泽之间的矛盾，已经由治团方针的分歧，扩展到了人事方面。

1940年7月，在国民党的五届七中全会上，刘峙、贺衷寒等人提出了《党务工作与特务工作应划明系统以利党务发展案》，其中也涉及三青团。

张治中强调团务的建设性，不赞成将对内斗争和破坏作为团的主要任务，更反对团员从事特务活动。他的主观愿望，是想使三青团对青年发生正面的感召作用，团结全国青年为抗战建国而努力，以改善团的形象，发挥团的作用，这是他的苦心所在。

如果不对青年施以教育和训练，就给他们以任务不管是消极的、积极的、斗争的、建设的任务，他们都不可能担负起来，“就只有跌倒，只有失败！”那么，“我们集合几十万青年到团里来干什么？”

书记长张治中对团之教育性的重视，使团务工作向教育方面倾斜，从而对团务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使团的组织发展和团员征求，侧重大中学校，学校团务逐步成为三青团团务的主要部分。

张治中一再强调：“发展学校团务是本团工作的重心”，“一定要重视学校团务，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青年一面”。在他的推动之下，学校团务得到了各级团部的高度重视。

引进教育界人士到各级团部担任领导职务，选拔学校团干担任各级团部的领导干部，团内出现了一批与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人士，如郑彦棻、顾毓绣、李蒸、包华国、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西南联大教授姚从吾、陈雪屏，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等，学校团部在团内也开始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团务工作出现的新特点。

再次，与学校教育有关的团内训练、服务事业，如青年夏令营、青年馆等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三青团团务中吸引人的新亮点。

张治中毫不隐瞒他对夏令营的偏爱，他说：

通过上述努力，张治中改变团的形象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效果，他兴奋地宣称：

中央干事会内部的关系亦相当复杂。康泽及其亲信自恃有蒋介石的宠信，平时目中无人，专横跋扈，张、康之间经常因为工作和人事发生矛盾。

据康泽回忆：

对此，张治中为了顾全大局，只得隐忍不发，与之耐心沟通，以求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对张治中是信任的，但也不是完全放心，为了了解张的政治动态，委员长侍从室特派人到中央团部充当经济情报员，及时掌握张在三青团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的情况，这是蒋介石对张治中采取的一种监控手段。

张治中在担任书记长职务的五年多时间里，竭力改善和维护团的形象，建立、健全团的规章制度，努力克服各种极端倾向，力图使团务工作朝着比较健康、正常的方向发展。他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弥缝各种矛盾，应付上下左右，可谓弹精竭虑，心力交瘁。

但由于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仍然遭到了团内一些人的批评和责难。

张治中常常在会上进行自我检讨：

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张治中一直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书记长职务，在任上曾数次提出辞职，但都为蒋介石所挽留。团的工作难见大的起色，想摆脱又不可能，到后来他对团的前途愈加感到悲观，对团的态度更趋消极了。

他在给蒋介石报告中坦率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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