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宗失窃案震动中央，周恩来指示：不妨找老同志出面解决

1969年4月30日凌晨两点，北京永定门站的值班员刚倒完一杯热茶，电话铃却突然炸响。对方语气紧迫：“太原703所送来的专用器件在车上不见了。”值班员愣了三秒，随后拨向国防科委。一枚氢弹用“TQD自动仪”被掉包成一袋废报纸，这才是彻底惊人的部分。

“TQD自动仪”诞生于703所，两年攻关，体积只有收音机大小，却决定氢弹触发精度。照理说，此类装备应由武装专列押运，但考虑到体积小、时效紧，研究所仅派保卫科长秦家康和青年队员杨晓晨携包乘596次列车北上。两人练过岗前应急预案，自认滴水不漏，谁也没想到会阴沟翻船。

列车夜行十三小时。秦家康把黑色人造革包锁在行李架，铁链、挂锁都没省。路上他俩轮流盯包，连方便都商量着去。可列车抵京刹那，杨晓晨取包，重量竟轻得可疑——拉链一开，全是旧报纸。两人先报派出所，再打国防科委电话。五分钟后，一条加密电报送到中南海。

周恩来深夜接报，寥寥数语：“限十天破案。”随后电话直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命令下达，京津冀警力连夜布点，铁路、公路、机场、边检全部拉网，海关X光机干脆调到最高灵敏度。一时间，“失窃氢弹部件”成为口令级的绝密短语。

侦查起初围着三条线：一是敌特偷运；二是内部监守自盗；三是普通刑案。由于第一条牵动国防安全，力度自然最大。边防口岸下达红头文件，录音机大小的金属件一律拆检。可是四天过去，没有一条有效回馈，专案组压力骤增。

与此同时，秦家康和杨晓晨在北京连续被问了不下二十轮。两人提供的唯一可疑线索，是途中出现一位山西口音壮汉，把深棕包裹锁在同一行李架。此人身形、衣着都普通得很。专案组曾抓到一名25岁嫌犯司马远发，却因车祸逃脱又落网，审到第六天证实其确为潜伏特务，却与失窃案无关。宝贵时间就这样被消耗掉大半。

第七天早晨，周恩来再次询问案情。电话线那头的黄碧天汇报“进展有限”后，听筒里传来一句提示：“年轻同志手里没线索，倒不如请几位老公安动动脑筋。”这一提醒犹如当头棒喝。公安系统当时设有“五七学习班”，不少从解放初期打拼过来的老侦查正在那里劳动、学习。黄碧天立即想到曾破“故宫飞盗案”的郭应峰。

郭应峰接电时正在山西清徐县一处果园锄草，听完情况，放下锄头上车就走。抵京已是夜里，他要来全部笔录、鉴定报告，锁在小屋整整看了六小时。凌晨四点，他推门而出，第一句话就让专案组愣住：“嫌疑人不是男人，是个20岁上下的女孩，估计化过装，沿太原至北京一线专偷行李，应该还在山西。”

这番判断基于三点：包带与报纸残留的香脂味只在当时山西省产的“红灯牌护肤油”里能闻出类似气味；车上报失财物统计显示同期太原始发列车共有五起手法相似的开锁案；两个押运员只与男性乘客互动却没察觉对方掉包，说明那人扮相极佳，很可能来自文工团或剧团。

专案组按此重新梳理案件，终于锁定绰号“蝴蝶”的奚若兰。此女原为剧团演员，剧团解散后流落社会，被盗王贾福坤收为徒，最近频繁出现在太原、代县之间。第九天中午，代县派出所报告：目标在城南一家小饭馆落脚。

常规做法是立即抓捕，但郭应峰摇头：“提前动手，她不承认，东西也找不回。”他布置卧底，同进饭馆。就餐时，他当面演示“顺手牵羊”，把同伴钱包“取走”又悄悄放回。奚若兰眼睛一亮，主动攀谈求教。郭应峰借机抛出疑问：“你手里最怪的一票是什么？”奚若兰自得地说：“前几天偷了个黑包，里面是块破金属疙瘩，早扔太谷公园水池里了。”

对话只有几十秒，却坐实全部推理。暗号一响，埋伏警员合围，奚若兰束手。第十天凌晨三点，打捞队在太谷公园南池底找到“TQD自动仪”，防水密封完好。七小时后，国防科委实验室复测，指标正常。

案子破了，中央电话那端只说一句“辛苦”，没有夸奖也没有总结。机要人员把器件重新封存，送往基地。郭应峰回到果园继续锄草，黄碧天则提笔在卷宗末页写下时间、地点、嫌犯姓名和一句备注：普通刑盗，与敌特无关。文件归档，编号用红色粗体加盖“解密期三十年”。

自此，703所运送流程增加一条：再小的部件，也要全武装押车。而铁路系统也补上针对行李架锁具的安全规范。几十年后，铁路客车全面换装封闭式行李箱，这桩1969年的失窃案，经常被内部培训拿来举例——不是因为情节跌宕，而是提醒每个押运人，规程写得再细，仍得有人把守，人要时刻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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