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现实版“李达康”，多次在工地晕倒，离任时市民跪地挽留

2009年元宵节前夜，零下十八度，大同古城西北角灯火通明。几盏探照灯照着尚未完工的城墙，石灰尘在冷风里飘。耿彦波站在脚手架上，右手握着图纸，声音沙哑却透着急切：“砖缝再窄两毫米。”工人愣住，他又补一句，“这不是面子，是命根子。”当晚他连转四处工地，凌晨两点才回到办公室。第二天一早，他却又在御河边出现。有人问他为何不休息，他抬头看天，只扔下一句：“城完，心再歇。”

时间拨回1958年，耿彦波出生在山西和顺县一个普通农家。祖辈面朝黄土，他却偏爱翻书。1976年参加工作后，他先在县委通讯组跑腿，后调晋中团委、对台办。那些年，白天写材料，夜里自习，他把县图书馆当宿舍。1983年考入山西大学干修班，瘦高的身影总是第一个推门进图书馆。两年苦读，为他日后密集查阅古建史料埋下伏笔。

1995年，36岁的耿彦波出任灵石县县长。他拿出全县半年财政收入，力主修复王家大院。县里收入不到一亿，五千万砸进古宅，在外人看来简直疯狂。会上有人拍桌子骂他不顾民生，他沉默半晌，只问一句：“十年后靠啥吃饭？”反对声此起彼伏，施工却从未停。1996年，第七届中国民居会议让王家大院一炮而红，灵石旅游收入暴涨。昔日送他花圈的冷嘲者，后来主动陪专家做讲解。

2000年调任榆次，他又盯上凌云大厦这座地标。不到半年，一声巨响，大厦成了废墟。腾出的空间，与常家庄园、榆次老城联成一体，榆次古城随即立项。旧臭水沟成公园，狭窄土路扩成双向车道，本地人戏称他“耿炸炸”。几年后游客骤增，空气指数却回升，这才有人意识到他拆的是障碍，不是记忆。

2008年6月，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煤层塌陷留下的黑坑、破败的棚户让这座千年古都灰头土脸。市民口中多了个新外号——“耿拆拆”。然而他看到的，是云冈石窟、华严寺、古城墙背后的文化 capital。半年调研后，他提出“御河为轴，西修古城，东起新城”的一轴双城方案。方案一出，拆迁、安置、资金、环境评估四座大山压在面前，他却把办公室搬到工地。

清晨五点巡现场，晚上十一点还在对图纸。为了防偷工减料，他随身带着小锤，听声音辨空鼓。最累那段时间，他十二天里掉秤八斤。余秋雨在一次晚会上调侃：“耿市长在工地晕倒了八次，还是只记被抬走的次数。”医生要求术后静养二十天，他第四天就拎着输液袋回到御河。搭档苦劝，他只说：“城墙漏一块砖，以后就漏一代人。”

工程推进中，两句短话广为流传。一次电线杆迁移不到位，他抓起矿泉水瓶砸向包工头：“挣双份钱，良心安吗？”另一次检查抹灰，他掀开砂浆质问施工员：“拿豆腐糊墙？”有人背后说他脾气大，他自嘲：“慢吞吞我怕赶不上大同的钟点。”

2013年3月调令突至，耿彦波离开大同赴太原。那天，和阳门广场聚满上万市民，拉横幅、举照片，高喊“耿市长别走”。有人索性跪在冰面，双手抱拳。车窗微张，他和司机说了句“慢点开”，却终究没敢下车。城墙上新砖尚未风干，他的眼圈已是通红。

到太原后，他把矛头指向城中村。紧急通告叫停小产权交易，170多个城中村分期拆改。为了保证安置房质量，他要求样板间先让居民住满三月再批量开建。2014年，龙泉寺修复时，他在佛塔前算尺寸，连台阶石纹都核对文献。不到三年，太原快速路网、地下通道、两条地铁全部启动。有人评价他“干了一辈子繁重体力活”。他说：“干部不流汗，百姓就要流泪。”

2019年，年满六十的耿彦波递交辞呈。手续办完，他独自穿过太原火车站地下通道，脚上那双泛白的旧皮鞋依旧沾灰。退休后，他时常坐公交回大同古城，看城墙的砖缝是否变色。车上有人认出他，小声对孩子说：“这是耿市长。”老人扭头望向窗外，没有回应，也没有否认。

山西官场里流传一句口口相传的话：“耿彦波干活不留尾巴，只留下路、留下水、留下砖。”审视他的政绩，数字宏大又冰冷，但在三座城市的街巷里，都能找到一块与他相关的地砖、一条干净的河岸、一座恢复原色的庙宇。那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他留下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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