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还有其二 | 陈学勇

欣闻李传玺先生大著《林徽因：大写的她》正在付梓，封面特地印上一行：“辨析被误读的林徽因”，字虽小却醒目。当下关于林徽因生平的八卦浊水遍地，李先生不受时弊风染，力求还原史实，不失为一股清流。日积月累的努力，结成这一学术成果，令人感佩。

其著面世前夕，有幸先睹《文汇报》“笔会”披露的代序《回忆未必可靠》，感佩之余，就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匆匆出走沦陷故都北平日期的认定，略呈拙见，以祈李先生教正。

代序引述费慰梅一书《梁思成与林徽因》：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曲莹璞、关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9月第1版，第124页）

李先生认为费氏记忆有误，理由在刚刚出版的《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35—1940）。他引证，“全集”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夫妇1937年9月19日的短信：“亲爱的人们：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总还算是平安，一周前抵达天津，正乘船离开，准备前往青岛转济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第272页）又于是说，“此信一直由费慰梅保留着，明确地说明了梁林一家离开北平的时间是9月12日，和从天津继续逃亡的时间是9月19日。”并猜想：“看来费慰梅在写作时是仅凭记忆来写的。她并没有去看看当时的信件。”我琢磨费氏行文，用的史家笔法，所指日期，语气肯定，未见“仅凭记忆来写的”的痕迹。说费慰梅著述《梁思成与林徽因》没有检阅当年此信，同样只是李先生的猜想。费氏非但完好保存了这张“纸条”（李先生所言此信），而且全文引录在书里，可惜李先生忽略无视。至于李先生断言：“明确地说明了梁林一家离开北平的时间是9月12日。”其实林徽因纸条中找不到“9月12日”字样，这日期也只是李先生依据写信日期的推测，够不上“明确”的程度。“一周前”未必确指七天前一日，不妨解作一周以前的那几天。即使确指紧接七日前的那天，我也来猜想，或是林徽因的误笔，她书信里所书日期笔误不止一回两回。其时在天津等候母亲的梁再冰，有文章回忆：“大约在1937年8月底或9月初，妈妈、爹爹、外婆、弟弟（从诫）从北平到达天津。”（《我的妈妈林徽因》）梁再冰是排除了中旬12日的。（顺带说一句，林徽因离开天津南下也不是李先生确认的林徽因写信当天9月19日，而在又一周后的9月下旬。）林徽因、梁再冰所言皆是个概数，此前此后，朱自清与林徽因都多有过从，《朱自清日记》确切记录了这一日期。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华）粹深与陈储今日去天津……为彼等送行。梁夫妇及秦亦离去。”应该算确证了吧。

9月5日或12日，几天中林氏生平未发生重要事件。前后的差异于林徽因研究本无多大进退，我却小题大做饶舌一番，是联想到近年史料研究的某类欠缺现象。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浅尝辄止，匆匆作下似是而非的结论。前与某学兄聊天谈及，我们喻之盗墓。盗者挖得文物即行径告止（售卖是另一码经济上的事），学者则接着详加考据。很赞同李先生看法：“即使是事件亲历者，时间一久，回忆未必可靠，在写作时必须注意与原始资料或档案相印证。”回忆未必可靠， 此其一也；事情还有其二——原始资料必定可靠么？也不好说，同样有个印证问题。犹如古墓之物，惟有考证之后才知悉文物价值意义。发现原始资料后断然少不得这道工序，哪怕文字材料本身确凿无误。它的存在，离不开时代特征、社会背景、政治环境、文化思潮、伦理氛围，更有下笔人的个性、教养，以及彼时处境、撰写动机、利弊顾忌、偶然情绪、表述习惯等等，若无视这种种因素，难免会影响对它的准确读解，不仅不能证明什么，有的甚而南辕北辙。近年披露了大量“文革”档案，每见直接拿来简单作证，多不使人信服。就说林徽因离北平赴津日期，经多次检阅资料，我是宁信朱自清日记而疑林徽因书信的。

史料研究看似寻常，实为不易，稍一疏忽，便成恨事。求准确无误，既需功夫，也要工夫，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笔者的功与工，均欠缺得很，教训不少。史料研究的胜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