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宝字二年三月,仲麻吕凑到御座前低声道:‘陛下,只要退一步,天下便安。’”一句耳语,给奈良政坛埋下了一连串爆炸性的引线。
那一年是公元758年,日本仍处奈良时代的黄金尾声。京都未建,平城京里木屐声与经卷声交织。绝大多数话语权握在男性手里,然而皇位却偏偏落到一位年仅四十的女性肩上——孝谦女帝。她是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独女,母族藤原氏在百年间坐大,终于突破“皇族才能为后”的祖制,把光明皇后推到正宮位置;父皇多病,外戚摄政成了常态,孝谦自幼便在这种半宫廷、半外戚的空气里长大。
史书写她“性刚而慧”,可少有人注意到她生命中两条平行线:一条是对权力的执念,另一条是对情欲的放纵。两线交错,便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风流女帝”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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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早年,孝谦原本不一定能君临天下。圣武天皇还有别的皇子,只是藤原氏顾虑旁支壮大,暗中打压;再加圣武体弱,光明皇后摄政成了唯一选择。国家机器熟悉女性垂帘,因此748年圣武预先禅位,年方三十一的孝谦女帝登基。
表兄藤原仲麻吕由此迎来政治跳板。两人童年一起抄过经、学过和歌,亲缘近,情感近,再加仲麻吕擅钻人心,孝谦对其几乎言听计从。奈良坊间曾传一句俚语:“想当官?先讨好仲麻吕,再奉承女帝。”听上去粗鄙,却点明权力流向。
仲麻吕真正的算盘是“垂帘在外”。为绕开旧臣,他劝孝谦让位给血统更“纯正”的淳仁亲王,自己则担任实权太政大臣。对外解释为“女帝体弱、需休养”,对内却是藤原氏一次彻底的权力合围。758年,让位仪式完成,孝谦改称“太上天皇”,名义上退居幕后,宫里却人人清楚她仍握军符。
正当仲麻吕春风得意时,意外出现了。760年夏,孝谦患急症,宫中请来博通密宗与医学的大德道镜为其祈祷并施针。史料形容道镜“身长魁梧、言谈有魅”,医治之余又侍奉左右。病愈后的孝谦对这位和尚格外依赖,情感瞬间偏移,仲麻吕成了过气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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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剧情急转:764年,仲麻吕意图发动兵变,先下手为强。孝谦、道镜抢先调动近卫军,短短三昼夜平乱。仲麻吕被斩,淳仁帝遭废黜流放。孝谦重掌大位,改年号为神护景云,自称称德天皇。她对道镜的信任与日俱增,任命其为太政大臣禅师,还破天荒授予“法王”称号,让僧侣统军理财,朝臣惊得目瞪口呆。
有意思的是,朝廷档案与寺院日记对二人关系的描述截然不同。官方文件极力淡化私情,而民间传说却不断渲染,道镜“春宵一刻值千金”,女帝“夜召十室不疲”。真假难辨,却足以动摇世俗观念。更要命的是,道镜动了觊觎皇位的心。他借占卜之名,暗示八幡大神托梦,称“若立法王为天皇,国家必安”。摄政太后井上内亲王与学者和气清麻吕当即上表驳斥,舌剑唇枪的奏折险些写出火星,一度让道镜功败垂成。
此后两年,日本政治演成三足鼎立:女帝与和尚一方、藤原残部一方、反佛派公卿一方。政令日日翻案,百姓怨声载道。更糟的是,称德天皇固执拒婚,没有子嗣,继承人问题悬而不决,已成潜在炸药桶。
史家常以“荒淫”概括她的一生,却忽略她在公共事业上的投入。称德天皇下令重修平城京大佛,赈济饥荒,把父皇时期的“施药院”改制为常设“悲田院”,免费施药、收留孤老。政绩确实存在,只是被无休止的绯闻盖过。不得不说,舆论天平倾向何方,有时比政绩本身更加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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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年秋,称德天皇猝然染疾,据说临终时仍口喃“令法王安”。道镜仓促求立,被外戚与旧臣联手排斥,最终被贬下野国行满寺。新帝光仁继位,第一道诏书便是“女帝继位不再为例”,后续一连九个世纪,日本再无女性天皇,这是称德留给王室最直接的后果。
冷静计算,她的统治从749年到770年,前后二十一年,政治实验颇多:强化僧侣势力、重用外戚、试图恢复天皇亲裁,却因个人情感失控而全部付诸东流。孤注一掷的爱情,使她在史册里留下前所未有的争议,也让“天皇”与“私欲”之间的尺度成为后人never ending的讨论素材。
若以一言作评,多数日本史学家选择了“道镜事件终结了奈良贵族政治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对孝谦—称德女帝最辛辣、也最贴切的注脚:她亲手点燃的那把火,将日本从辉煌的奈良时代推向平安时代的阴影,而火焰在她本人熄灭后,仍旧在王室血脉与寺社势力之间暗暗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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