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分区领导成员31人，臃肿矛盾多，调走2位政委，他留下工作顺手

“1975年春天，这屋里坐得满满当当，你让我怎么指挥？”洪凯忍不住把茶杯在桌上一磕，目光扫过一圈黯然不语的同僚。那时的内江军分区，会议室大到能并排停下一辆吉普，可三十一个座位仍嫌拥挤，大家肩挨着肩，动作稍大就会碰到旁人军帽的帽檐。

出现三十一个领导干部的场面，并非内江一家特例。十年特殊时期余波未平，干部“回营”“落实政策”成为军队里最常出现的词。调出野战部队后暂时安置在军分区，副职位置有限，只能不断加“副”，或者干脆再设一个政委、再加一个主任。按编制内江军分区只需一位政委，却排出李玉庆、洪凯、李杨三人，连排序表都写了两页。

人多并不代表力量强，反而极易造成互相掣肘。每天上午八点，七名副司令各自递上一份拟办件，作战、民兵、动员、战备，字句里全是“建议另请示”“建议联络”，真正需要签发的人抓不住重点。最典型的一次，地方民兵拉练和后勤仓库清点时间冲突，两名副司令在走廊里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谁也没出门，任务拖延了一周。

矛盾不只是业务重叠，更体现在资历和派系。李玉庆出身红军小学员，论资格最老；李杨在华东战役立过大功，战功显赫；洪凯年轻，却是省军区力推的“有文化干部”。三人谁在第一把椅子坐得更稳，一直没人说破，却暗暗较劲。开常委会时，往往一份文件三套意见，后面的机关处室干脆两手一摊：“首长们统一了，再来找我们。”

不得不说，那个节点的军队缺少规范的退役与转业制度。195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未对离退休细化，1960年代后二次换发的条文又基本停在纸面。结果导致老同志上不去、下不来、退不出，年轻干部冲不破天花板。放在地方国企就是“机关化”，放在军队便成了“军官积压”。

1975年中旬，中央抓机构精简，成都军区在川南率先试点。省军区派出工作组，对内江军分区进行逐职核查：谁在打仗时非他不可？谁的岗位可合并？谁符合转业到地方？一张表格，条目只有两列：保留或调整。效率高得惊人，仅一周，三十一人名单已划出十八个红框，其中包括第一政委李玉庆和第三政委李杨。

调走两位政委的决定一宣布，营区里先是哗然，随后反常地安静。洪凯知道，轮到自己挑重担了。按照方案，军分区保留一司令、一政委、一参谋长、一政治部主任和一后勤部部长。原来的副职大多撤销，少数转为顾问或离休。人事命令贴在墙上那天，文件只有薄薄两页，却彻底改写了这个单位的运转节奏。

领导层精简后，第一个显现的变化是决策速度。以前签一份运输计划，七位副司令加一位司令共八枚章，缺一不可，如今只要司令与洪凯对表勾选即可。仓库周转效率提高近三成，民兵训练计划连贯执行，再没有“程序卡壳”现象。更直接的佐证来自军械科：弹药发放审批从过去七天缩短到两天，科长段启明感叹：“少签五个字，库房早清空了。”

有意思的是，许多被调出或离休的老同志，并未对“瘦身”意见过多抱怨。一位在司令部干了二十载的副参谋长离开时说：“人挤人，活儿不见得多做；人少些，事反而干净。”这句略带无奈的总结，精准点出机关臃肿的弊端。

制度跟进更为关键。1978年，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军队离退休干部暂行规定》，明确60岁以上正师级原则上离休，55岁可转业或转地方。此后1982版《现役干部服役条例》进一步设定“侧出通道”，干部可选转业、复员、离休三条路。条文看似枯燥，却保证像内江军分区这种“多人一岗”的现象不再扩散。

精简带来的成效不只停留在数字。1979年春，云贵边境局势紧张，省军区要求内江火速动员五千名民兵、两周内完成集结。洪凯与司令齐明山对照动员表，仅用三天便调集完毕。从动员令签发到部队出发，前后十二天，比预期提早两天。省军区通报里用了八个字——“反应迅速，组织严整”。

有人疑惑：如果当年不进行人事调整，战争临头反而需要更多干部，精简岂非矫枉过正？事实恰好相反。冗员并非战斗力，指挥链过长，信息传导就会延迟，战机稍纵即逝。部队需要的是结构合理、层级分明，而非堆叠职务的“人才仓库”。更何况，老同志转到地方并非“退居二线”，他们带着军队作风进入工厂、机关、科研所，照样能发挥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军区总结内江经验后，将“编制—职数—岗位责任”三表合一的办法推广至全省。到1980年底，全省十七个军分区中，平均领导成员由28人降至14人。省军区统计显示，行政开销减少约两成，基层到位率提高一倍，真正把资源投向训练和保障。

历史从来不缺教训，缺的是下定决心矫正的那一瞬。内江军分区的瘦身，只是七十年代末军队大整编的一块切片，却清晰反映出制度空缺、资历叠加与岗位重叠交织的矛盾。当两位政委离开，洪凯独自留下，内江这台“机器”反而运转顺畅。事实说明，精简不是削弱，而是让刀锋重新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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