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正义，哪一个更重要？

幸福和正义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具有优先性？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幸福要优先于正义，是幸福决定了正义。边沁提出了著名的最大幸福原则，能给社会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这个就具有道德正当性，也具有道德价值。在功利主义看来，善和幸福是优先于正义的，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批判了这种伦理学思想。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有两大流派，一个是目的论，一个是义务论。目的论认为善、幸福、快乐是独立与正当的，是优先于正当的，善是我们判断事物正当性的根本标准。而对善的不同诠释，发展出了各种目的论伦理学，比如功利主义、快乐主义和至善论等等。而以罗尔斯和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则相反，他们认为正当是独立于善的。一个行为或者制度的正当性并不在于它符合了某个善的目的，而在于它符合某种独立的道德原则。那罗尔斯是如何批判功利主义的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功利主义讲了什么？

说到“功利”这个词，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本身就是违背道德的，其实比较中性的翻译应该是“功效”或者“效用”，能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增加的，就是好的，其实这样的价值原则，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甚至法律上都被广泛采用。比如一项制度之所以是正当的，正是因为它让大多数人受益，虽然可能损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那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道德观，有什么根本的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是是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受到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就提出，人类道德的起源来自于“效用”。休谟是说，一件事情是否道德，并没有客观标准，只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偏好。道德只是人类的一种选择，甚至都不是一种必然的、有理性客观基础的选择，而只是一种“有用的”选择，休谟称之为“效用”。休谟说：就总体而言，谁也无法否认，唯有最显著的仁慈之心，才能赋予人类以更高的价值；而仁慈之心的价值，至少部分地源于它增进人类福祉和促进人类社会幸福的倾向。

后来边沁继承和发扬了休谟的“效用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边沁说，我们在做道德决定时，正确的行为会使这种被称作功利的东西达到最大化，功利首先要从幸福的角度来理解，然后是快乐和痛苦之间的差额。这种道德判断标准看起来简单易行，就是考虑行为给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然后执行那个使快乐总量，减去痛苦总量的值最大的选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人带来最大数量的幸福，也可以简称为：最大幸福原则。

为什么“幸福”可以作为终极的衡量标准呢？因为，边沁认为世界上一切的动物，包括人类，都是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的，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所以，能增加快乐和幸福，并减少痛苦的就是好的，就是道德的。

功利主义看起来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因为它符合人的直觉，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并且边沁还提出了衡量快乐和幸福的六个维度：强烈程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接近或者遥远、衍生性和纯粹性。后来，英国哲学家密尔，在“最大幸福原则”基础上提出了有差别的幸福，他把幸福的质量和等级引入了功利主义道德观。密尔认为，有一些类型的幸福要比其他类型的幸福要更有价值一些。比如，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要比做一头满足的猪要好，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

虽然功利主义是一种符合直觉，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道德观，但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比如仅仅用是否快乐来判断一个行为的道德性，似乎过于狭隘和片面了，有一种“邪恶的快乐”，比如恐怖分子的快乐，或者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发生了车祸幸灾乐祸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当然不值得推崇。同样，密尔关于幸福质量和等级的观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的快乐等级更高呢？苏格拉底比普通人就拥有更高级的快乐和幸福吗？显然并不一定。罗尔斯也批判了功利主义的这种模糊性，幸福或者快乐的强度纯粹是一种感觉上的强度，这种强调只有感觉的主体知道。另外，罗尔斯还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更为尖锐。

首先，功利主义牺牲了个体权利，尤其是平等和自由权利，功利主义把个人善与社会善简单叠加，允许为了整体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比如自由、平等和尊严等等。罗尔斯认为，正义的首要原则是保护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不能以“多数人利益”为理由侵犯个体权利。

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具有优先性，而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平等的自由，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正义要优先于善的目的。那罗尔斯为什么认为，正义要优先于善？因为，罗尔斯认为社会是多元个体的合作体系，人们的善观念，比如宗教信仰、人生追求、价值偏好必然存在差异，没有统一的“终极的善”。

如果让某种善观念主导正义，比如，将财富最大化、宗教虔诚作为正义标准，会压迫持不同善观念的个体，破坏平等自由的底线，也不会尊重个体的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比如，在古罗马时期，有一种大众娱乐项目是，把基督徒仍给竞技场中的狮子，让狮子去撕咬他们，当基督徒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场边的观众却感受到了狂喜。如果有足够多的罗马人从这种残暴的娱乐中获得快乐，就说明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显然并不能。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最大的善，而牺牲少数人的福祉和权利。

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为所有个体提供公平的权利框架，让每个人都能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善，这个框架必须优先于具体的善的追求。所以，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界定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原则，必须独立于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善观念，不能用特定的善，来凌驾于正义的平等自由原则之上。

其次，罗尔斯还基于分配正义批判了功利主义，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不关注幸福的分配方式，只追求幸福总量的最大化，可能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关键是分配的公平，而不是福利或者幸福的最大化。

不过，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在直觉上依然很有吸引力，因为比较简洁明了，不需要考虑过程和其他因素，只需要从结果上衡量就可以了。边沁开创的这种思想体系，对今天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商业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功利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基于衡量、合并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并且试图把这种偏好，当成一种通用价值货币，在今天的商业世界成为了很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有钱就是幸福，身份就是道德权威。把幸福量化，把善转变成为单一的价值货币，甚至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把幸福等同于道德。

不仅罗尔斯批判功利主义，康德也认为，道德上的正当和感觉上的幸福完全是两回事。康德认为，道德不能仅仅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考量之上，比如人们在特定时间具有的各种兴趣爱好、期望、欲望和偏好，这些衡量幸福的因素都是多变的和偶然的，因此，它们很难作为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基础。

康德说：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对于道德而言毫无贡献，因为使一个人幸福，不同于使他变好。道德的基础应当是尊重其他理性生物的自由意志，道德不是让人获得幸福，而是让人配得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