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牺牲后妻子才知道娶她另有原因，但却无恨

“凌晨两点，你走，我不走。”——1948年4月21日的上海，忻玉英低声劝丈夫离开，得来的却是一句坚定回答。闷热的春夜、破旧的吊灯和远处传来的枪声，使这句对话格外冰冷。六个多月后，王孝和在龙华刑场倒下，年仅二十七岁。

1921年，宁波老城一户商家迎来男婴，取名孝和。父亲做布匹生意，家境殷实，母亲慈爱却拘泥旧俗。十一岁那年，家里带他去邻县订下一门亲事，女方是当地富户忻家的独生女，比王孝和小一岁。男孩送上几颗麦芽糖，女孩怯怯地道谢，一桩娃娃亲就此落笔，这在两家人看来不过是“替后辈锁定一份安稳”。

十三岁后，王孝和被送到上海读书。大都市的街头巷尾与旧镇截然不同，码头边的赤膊工人、棚户区的讨米儿童，冲撞着少年的眼球。课堂外，他第一次在进步读书会上接触《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八个字像在脑海里燃起火焰。几年摸索，王孝和正式加入地下党，他把学业、未来甚至婚姻一并上交组织。

彼时的忻玉英，生活轨迹单调得惊人。自小被告诫“女子无才便是德”，她连县城的牌楼都没走出过。等待成了日常：等王孝和回信，等王家迎亲，等到十八岁仍单身，被邻里当成异类。忻父急了，索性亲自带女儿赶往上海。忻玉英下车时，看到高架电车、霓虹招牌，一时连方向都分不清。

王孝和并未闪躲，相反，他按照组织建议进行“考察”。数日里，他陪忻玉英逛外滩，看露天电影，甚至突然问：“你觉得国民党怎样？”忻玉英想了想，说国民党经常搜刮钱粮，乡里人恨得咬牙。听到这句评价，王孝和长舒一口气。之后，他在简陋宿舍里举行了极简婚礼，几位“同学”作陪——其实全部是情报交通员。

不得不说，这桩婚姻于王孝和是一道天然屏障：一个“已婚职员”在工厂里不易引起怀疑，而妻子又是安静的家庭妇女。忻玉英不懂这些，她只记得丈夫常说“对不起”，却从不解释。白天，王孝和在上海电力公司上班，对外身份是技术员；晚上，他用掉漆的收音机监听敌台，记录电码。深夜十一点，办公室灯光常常亮着，没人知道他在绘制秘密配电图，准备掐断敌军的心脏。

1947年底，王孝和被推举为工会干事，地下党借此整合三千余名工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同样敏感，他们连续布控，街头暗哨骤增。忻玉英发现家门口出现陌生面孔，眼神咄咄逼人。她问丈夫是否得罪了人，王孝和轻描淡写：“公司派人巡查安全，不必担心。”话虽温和，眉宇间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

1948年4月19日夜，一名熟人急匆匆跑来通报：“上面让你避一避。”王孝和摇头：工人罢工计划已到关键节点，他不能撤。两天后，国民党宪兵破门而入，搜出电码本与小型发射机。忻玉英呼喊无果，只能看着丈夫被推上卡车。京沪线上，国民党大肆捕杀地下党员，王孝和只是编号里再添的一笔。

狱中，刑讯随时可能登场。一次审讯间，军官晃动一纸判决书威胁：“签了，少吃点苦头。”王孝和抬眼一笑：“要口供也行，先把蒋委员长请来陪我抄写三遍。”旁边看守愣住，随后电棍雨点般落下。肌肉焦糊味在密室升腾，却换不来任何情报。

上海社会各界得知消息后，请愿信雪片般飞向法院。著名律师、教会牧师乃至黄包车夫都签名，“释放王孝和”的横幅出现在南京路，可国民党并不打算改判。9月30日清晨，押解队伍到达龙华。王孝和最后一个走下卡车，他整理衣领、望向东方，晨曦微露，嘴角竟勾出笑意。一声枪响，子弹穿透胸膛，他身体向前倾倒，额头磕在湿土上，再无声息。

消息传到忻玉英耳中，她几乎昏厥。随后，地下党同志登门，把有关王孝和的档案原封呈上：化名、任务、组织关系，一应俱全。文件末尾只有一句批注——“婚姻关系可为掩护”。忻玉英读完，泪水滴在纸角，她却说：“不怪他，他做对了。”这一年，她二十六岁，成了烈士遗孀，也成了新的情报联络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次月，市政府追认王孝和为革命烈士，并发放抚恤金。忻玉英谢绝盛大表彰，只取回丈夫留下的电码本。她没有离开上海，而是报名夜校补习识字——那些王孝和教过的声母韵母，如今能够完整写下。街坊偶尔提起那位烈士，她会微微颔首，然后继续低头抄录资料，动作干练，神情平静。

1960年代，上海电机厂建成新厂区，职工食堂入口立着一尊青铜像，少年模样，左手握书，右手按在电机模型上。铜像下刻着四个字：王孝和。很多参观者好奇雕像背后的故事，老工人摆摆手：“去问一位姓忻的阿姨，她比谁都清楚。”而那位阿姨，总是简简单单一句：“他当年站着来，也带着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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