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凌叔华定居英国42年，89岁回到祖国，暮年归宿如何？

“1989年12月的伦敦雨夜，秦乃瑞轻声劝道：‘妈，咱们回北京吧。’”几秒钟的沉默后，凌叔华点了点头。那一次微不可察的颔首，宣告了她与漂泊四十余年的异乡生活作别。

凌叔华的人生常被分割成“作家”“画家”与“外交官夫人”三个篇章，可她似乎从未真正停下过脚步。1920年代，北京灯市口的深宅大院里，她握着毛笔画桃花，转身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绣枕》《宝菱小姐》接连见报，一举跻身“五四后新女性写作”的行列。年轻读者叫她“叔华”，不加尊称，足见亲近。

抗日烽火蔓延，她随丈夫陈西滢辗转香港、昆明、重庆，捧书灯下写《酒后》，也画冬青叶。1940年，她应维吉尼亚·伍尔夫之邀撰写自传稿，《Ancient Melodies》的雏形就此诞生。遗憾的是，伍尔夫自沉奥斯河，鼓励她的那双手再也写不出回信。

战后局势急转。1947年夏天，陈西滢受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夫妻俩在伦敦定居。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赌注。1953年，自传终以英文出版，英国媒体惊呼：“东方简约的散文触动了维多利亚之后的审美。”书商甚至推算她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奖。然而，冷战格局与海峡对峙，让一切文学生涯化为奢谈——津贴被停发，丈夫在巴黎办公室进退维谷，全家日用得靠她卖画。

有意思的是，拮据反而刺激了凌叔华的绘画悟性。她研墨临宋元，快意泼写，1962年至1968年，相继在巴黎、牛津、波士顿办展。齐白石题诗的旧作挂在入口处，西方评论家却更爱她的《雨后天坛》与《红墙黄瓦》。画室里，她常握着扇面低声道：“字要瘦，墨要活。”那是一种自我安抚。

1966年，陈西滢病倒。四年后，病榻上的他仍惦记阳明山，但台北友人来信说公墓拥挤，凌叔华决定携骨灰返无锡。埋葬那天，她站在惠山松柏之间，风吹黑纱，旁人只记得她仰望天空的神情：平静，却带倔强。

丈夫离世后，她先后参加台北“古画讨论会”、新加坡画展，偶与谢冰莹闲谈，也结识张秀亚、林海音。会场灯影摇曳，她却感到隔膜。对大陆的念想愈发清晰。1972年和1981年，她两度回京，曾在人民大会堂内与邓颖超叙旧。那一年春天，她背画夹走遍宣武胡同，素描重叠着回忆——城根下卖糖葫芦的小贩、护城河边冬日的雁阵，全被留在速写纸上。

进入八十年代，她的乳腺癌反复。偏偏伦敦的居处又被房东转手，她在病床上写信给苏雪林：“养老院绝非归宿，若真无计，我回北平。”语气决绝。1986年的那次搬家最为狼狈——窗框半夜被拆，冷风灌入，发烧、伤寒、脊椎骨裂，接连而至。日记里留下一行潦草字迹：“窗外是泰晤士河的雾，我却只想听雍和宫的钟。”

最终，她选择回国。1989年12月24日，英航客机落地首都机场，机舱后排的轮椅被小心抬下。北京石景山医院为她开辟单间，护士们好奇地围听这位白发老人的往昔。她谈沈从文：“他爱写湘西水。”谈徐志摩：“那人太轻了。”回忆止不住，只是忘了刚吃过的晚饭。

1990年3月25日，病房里出现了四层蛋糕。小外孙学着唱《生日快乐》，凌叔华用英语、中文、日文三种语言回应，末了又教护士唱《茉莉花》。她说北京的春天到了，窗外却飘着残雪。短暂的愉悦之后，癌细胞大面积转移。她在断续清醒里念念有词：“烧白薯、豌豆黄、芝麻酱烧饼……”那是幼时味觉的地图。

院方与家属商量后决定满足她最后的愿望。1990年5月16日清晨，救护车驶向北海前湖。天空湛蓝，白塔在柳影间闪光。她被抬下车，视线紧跟那座塔尖，轻轻说：“白塔真美。”随后车辆直奔史家胡同旧宅。门前灰砖尚在，她却泪流不止，低呼：“妈妈等着我吃饭呢。”同行者无言，只听院落深处风吹枯叶。

6天后，5月22日傍晚，凌叔华离开人世。外交部、作协、故宫等单位送来花圈，邓颖超与冰心亦致挽词。骨灰随后运往无锡，与陈西滢同穴。墓碑刻了九个字：“凌叔华——文画双绝女子”。

回看这一生，文学成就曾被时局遮蔽，绘画天分却在海外绽放。她的山水与花鸟被波士顿美术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馆收藏，如今仍定期展出；而《古韵》《爱山庐梦影》里的汉语节奏，渐被研究者重新评估。不得不说，时代风云让她在“作家”与“画家”间数度换轨，但未能抹去其“民国才女”底色。

关于暮年归宿，答案或许并不复杂。89岁那年的北京清晨，冬阳照着北海白塔，她终于在熟悉的钟声里合眼。这座城市，给了她少年灵感，也给了她最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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