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的伦敦雨夜,秦乃瑞轻声劝道:‘妈,咱们回北京吧。’”几秒钟的沉默后,凌叔华点了点头。那一次微不可察的颔首,宣告了她与漂泊四十余年的异乡生活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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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的人生常被分割成“作家”“画家”与“外交官夫人”三个篇章,可她似乎从未真正停下过脚步。1920年代,北京灯市口的深宅大院里,她握着毛笔画桃花,转身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绣枕》《宝菱小姐》接连见报,一举跻身“五四后新女性写作”的行列。年轻读者叫她“叔华”,不加尊称,足见亲近。
抗日烽火蔓延,她随丈夫陈西滢辗转香港、昆明、重庆,捧书灯下写《酒后》,也画冬青叶。1940年,她应维吉尼亚·伍尔夫之邀撰写自传稿,《Ancient Melodies》的雏形就此诞生。遗憾的是,伍尔夫自沉奥斯河,鼓励她的那双手再也写不出回信。
战后局势急转。1947年夏天,陈西滢受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夫妻俩在伦敦定居。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赌注。1953年,自传终以英文出版,英国媒体惊呼:“东方简约的散文触动了维多利亚之后的审美。”书商甚至推算她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奖。然而,冷战格局与海峡对峙,让一切文学生涯化为奢谈——津贴被停发,丈夫在巴黎办公室进退维谷,全家日用得靠她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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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拮据反而刺激了凌叔华的绘画悟性。她研墨临宋元,快意泼写,1962年至1968年,相继在巴黎、牛津、波士顿办展。齐白石题诗的旧作挂在入口处,西方评论家却更爱她的《雨后天坛》与《红墙黄瓦》。画室里,她常握着扇面低声道:“字要瘦,墨要活。”那是一种自我安抚。
1966年,陈西滢病倒。四年后,病榻上的他仍惦记阳明山,但台北友人来信说公墓拥挤,凌叔华决定携骨灰返无锡。埋葬那天,她站在惠山松柏之间,风吹黑纱,旁人只记得她仰望天空的神情:平静,却带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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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后,她先后参加台北“古画讨论会”、新加坡画展,偶与谢冰莹闲谈,也结识张秀亚、林海音。会场灯影摇曳,她却感到隔膜。对大陆的念想愈发清晰。1972年和1981年,她两度回京,曾在人民大会堂内与邓颖超叙旧。那一年春天,她背画夹走遍宣武胡同,素描重叠着回忆——城根下卖糖葫芦的小贩、护城河边冬日的雁阵,全被留在速写纸上。
进入八十年代,她的乳腺癌反复。偏偏伦敦的居处又被房东转手,她在病床上写信给苏雪林:“养老院绝非归宿,若真无计,我回北平。”语气决绝。1986年的那次搬家最为狼狈——窗框半夜被拆,冷风灌入,发烧、伤寒、脊椎骨裂,接连而至。日记里留下一行潦草字迹:“窗外是泰晤士河的雾,我却只想听雍和宫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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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她选择回国。1989年12月24日,英航客机落地首都机场,机舱后排的轮椅被小心抬下。北京石景山医院为她开辟单间,护士们好奇地围听这位白发老人的往昔。她谈沈从文:“他爱写湘西水。”谈徐志摩:“那人太轻了。”回忆止不住,只是忘了刚吃过的晚饭。
1990年3月25日,病房里出现了四层蛋糕。小外孙学着唱《生日快乐》,凌叔华用英语、中文、日文三种语言回应,末了又教护士唱《茉莉花》。她说北京的春天到了,窗外却飘着残雪。短暂的愉悦之后,癌细胞大面积转移。她在断续清醒里念念有词:“烧白薯、豌豆黄、芝麻酱烧饼……”那是幼时味觉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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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方与家属商量后决定满足她最后的愿望。1990年5月16日清晨,救护车驶向北海前湖。天空湛蓝,白塔在柳影间闪光。她被抬下车,视线紧跟那座塔尖,轻轻说:“白塔真美。”随后车辆直奔史家胡同旧宅。门前灰砖尚在,她却泪流不止,低呼:“妈妈等着我吃饭呢。”同行者无言,只听院落深处风吹枯叶。
6天后,5月22日傍晚,凌叔华离开人世。外交部、作协、故宫等单位送来花圈,邓颖超与冰心亦致挽词。骨灰随后运往无锡,与陈西滢同穴。墓碑刻了九个字:“凌叔华——文画双绝女子”。
回看这一生,文学成就曾被时局遮蔽,绘画天分却在海外绽放。她的山水与花鸟被波士顿美术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馆收藏,如今仍定期展出;而《古韵》《爱山庐梦影》里的汉语节奏,渐被研究者重新评估。不得不说,时代风云让她在“作家”与“画家”间数度换轨,但未能抹去其“民国才女”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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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暮年归宿,答案或许并不复杂。89岁那年的北京清晨,冬阳照着北海白塔,她终于在熟悉的钟声里合眼。这座城市,给了她少年灵感,也给了她最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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